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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依靠台湾士绅民众，自力更生。在后来法军围困台湾的数月中，刘铭传苦守待变，他向李鸿章表示“（铭）传同将士惟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同时他没有消极地坐待援兵，而是紧紧依靠台湾士绅和民众，号召他们出钱出力，保卫家乡。在此期间，台湾士绅自动捐款近百万两，台湾民众纷纷组织起来，协同官军作战。就是在台湾抗法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台湾依然是“将士奋发，土勇甚好，人人思战”，而且“米粮充足，市价如常”。
第三，身先士卒，同甘共苦。在战斗中，刘铭传短衣草履卧山野，每战辄亲自出战当先锋。有一次，法军开炮轰炸，他的马突然弯腿躺在地上，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差一点儿被打中。尽管如此危险，他仍然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主帅的精神感染了将士，人人用命。
击退法军之后，刘铭传又上书朝廷，请求免去自己福建巡抚的职务，以使自己可以专心治理台湾。刘铭传于光绪十年到台，光绪十一年台湾正式建省，他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1891年离开台湾，他用了前后不到7年的时间，在台大展抱负：练军队以厚兵力，筑炮台以严海防，设制造局、军械所以造兵器，集捐输以充经费，厚礼聘以聚人才，抚生番以开疆土，丈田地以纠隐圃，编保甲以别良莠（yǒu），移穷民以垦荒土，兴织造以杜漏卮，惠商顾以广交易，筑铁路以便交通，架电线以灵消息，购船舶以增航路，立公司以结商团，聘西医以疗疾病，建学堂以施教育，置隘勇以密巡防，兴水利以资灌溉，开矿产以集材料，铸货币以便民生，革税法以维国计，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使台湾能成为全国的模范。他在台湾创新的一切新政，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台湾学者称刘铭传为“理台政治家第一人，其功业足与台湾垂不朽矣”！有学者称他为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
“商战富民”与敌争利 刘铭传是具有近代思想的洋务派官员，他摆脱了传统教育中“重农抑商”的思想，十分重视商业，强调通过“商战”与敌争利。他在台湾实行樟脑官府专卖制度，严厉打击走私；放开硫磺开采禁令，使之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等国产品竞争；其他如茶业、蔗糖业、盐业等方面，刘铭传也下大力气开发，并使之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商战。这些举措，为巩固台湾和建设台湾提供了经费，也使百姓从中获利。
改革关税制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吸引了大批外商。这些外商以台湾是通商海口为借口而拒交内地关税，致使中国流失大量税源。刘铭传抚台后，坚持外商进入台湾内地经商，必须持三联税单，否则一律征收内地关税。这一下，气得奸商们暴跳如雷，他们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逼其下令阻止刘铭传的行动。面对内外压力，刘铭传不为所动，据理力争，义正词严，有理有据，连李鸿章也不得不表示这样做是行之有理。
“抚番”垦荒 刘铭传无论在抗法保台期间，还是在抚台期间，与台湾绅民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无论是汉民，还是生番、熟番，都视为大清子民，一视同仁地对待。
光绪十二年（1886），台湾成立抚垦总局，下设10多个分局，刘铭传亲任抚垦大臣，开始开山“抚番”。他派大军修通进山的道路，委派地方官、官军一起去做“番酋”的工作，进行招抚。对招抚之后的“番民”，又设立“番学堂”进行教育，指示地方官发给衣服，教他们穿衣，让他们知礼。他还帮助高山族同胞革除杀人驱疫的恶习，通过教唱通俗易懂的歌谣宣传不该杀人的道理。刘铭传要各地“认真教导，不拘番童、番丁男女，朝夕歌唱，并为之讲解，使之家喻户晓，期革嗜杀之风，渐知人伦之道”。根据史书记载，仅在光绪十二年到十三年，全台就有400余“番社”、8万多“番民”接受招抚，同时开垦农田数十万亩。
他充分依靠台湾士绅，尽力做到“凡在台官绅，有可用者，无不广为罗致”。曾任太常寺少卿的林维源急公好义。法军围困台湾时，他带头捐银20余万。刘铭传对林维源非常器重，称赞他“笃实忠勤”，不仅为他报功请赏，还推荐他担任帮办台北抚垦、帮办全台抚垦、督办台湾铁路商务等职，让他参与治理台湾的各项要政。有人说，刘铭传在台湾是“惟绅是赖”。
雾峰林家也是他主要依靠的对象。林家是台湾彰化大豪绅。林朝栋的父亲林文察在同治二年（1863）因镇压台湾戴万生起义立功，担任过署福建提督，后来战死在漳州，谥刚愍，立传建专祠。林朝栋和林朝昌是台湾义勇首领，在抗法中备资募勇，杀敌前驱，配合官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铭传保奏林氏兄弟，林朝栋担任道衔兵部郎中，林朝昌担任守备。
刘铭传还为雪林文察之弟林文明的冤狱专门上书朝廷。林文明，性粗豪，因为镇压戴万生起义为起义军后代所仇恨。加之他遇事多武断，得罪的人就更多。同治九年（1870）他被诬告谋反。当时台湾道黎某非常凶悍，得到闽浙总督便宜行事的授权后，派官吏凌定国前往彰化城向林家问罪。林文明坦然冠带到县衙对质。凌定国出其不意，将林文明杀害，然后以“露刃登堂，率众拒捕”上报。林家多次上告，但终因官官相护而未果。
刘铭传为此案写了数千言的奏折，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上报给朝廷，后来刘铭传“复奏建刚愍祠塞其悲”。林朝栋对此铭记于怀，台湾被日本占据后，他仍然穿华装不归日，说：“吾不忍负刘公也！”
清赋丈田 刘铭传在台湾遭遇最大阻力的事情就是“清赋丈田”。台湾的一些大租户隐瞒实际土地数目的情况十分严重，以此偷漏巨额的政府税收。刘铭传实行“清赋丈田”的目的就是使这些地主豪绅按照实际田额缴纳田赋，同时废止这些大租户的收租权和土地所有权。这一举措触动了大地主豪绅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十分激烈的反对和抵制。刘铭传作了一些让步，但清赋的决心没有丝毫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彰化县发生了施九缎聚众围攻县衙、斩杀提督朱焕明事件。
这时，刘铭传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一方面是台湾士绅制造流言蜚语攻击他，一方面是朝廷上的政敌设法诋毁他，最高统治者也责备他行动“过激”。
刘铭传自己曾经说过：“只身渡台，内忧外患，孤孑（jié）危艰，无复生人之趣。自分不死于敌，必死于谗，冰糵（niè）孤怀，至今心悸。”“不死于敌，必死于谗”，正是刘铭传对官场斗争残酷性的切身体会。自从刘铭传赴台以来，各种谗言就没有断过。当初他决策“撤基援沪”，就有刘璈等人造谣生事，险些造成军队哗变。后来左宗棠又听信片面之词而上疏朝廷弹劾，要不是刘铭传反击有力，差一点就身陷冤狱。而此时，刘铭传的处境更加艰难，一是台湾岛内大批士绅对他由支持转为排斥，二是朝中最有力的支持者醇亲王奕也离开人世。刘铭传知道大势已去，于是连续三次上折请求开缺，回乡养病。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朝廷准许刘铭传开缺。台湾首任巡抚，就这样黯然地离开了他所挚爱着的台湾！
刘铭传隐居乡里的几年间，并没有忘怀国事。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军队入侵朝鲜并突袭中国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刘铭传在台期间，就担心日本日后会侵吞台湾，因而有针对性地研究了日本的情况，并提醒朝廷提高警惕。此时的刘铭传盼望能再次为国驱驰，朝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荐举刘铭传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但当年曾因宝物的事与刘铭传结怨的翁同龢不同意，结果此事就没有了下文。
刘铭传始终心系台湾，听到清政府甲午战败、割让台湾的消息后，他整日沉默无语，“忧思郁结”，终至卧床不起。据说，刘铭传死前还面朝东方高呼：“苍天啊，还我的台湾！”刘铭传死后，台湾民众歌颂追思不已。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生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bǎi）阖的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袁世凯一直被冠以“窃国大盗”、“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等恶名。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大型历史剧《走向共和》将袁世凯描绘成一位有本事、有贡献、开明进步、有情有义、带浓重人文色彩的“共和英雄”，他推行的政策是“引进新生事物”，“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认为袁世凯多少有点像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沙俄末代铁腕首相斯托雷平，而不是什么“独夫民贼”。这样，观众心头不免疑虑重重，不明白孰真孰假。
袁世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在戊戌变法时会为维新派所倚重？袁世凯的告密和戊戌政变有没有直接关系？袁世凯在晚清新政中有什么贡献，为什么会得到立宪派的信任？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又有什么表现，为什么最终能够以全票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下面，让我们看看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因为这一年为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除旧布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改革措施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很多上谕都成了一纸空文，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形势进一步恶化，守旧势力预谋政变。光绪帝颁密诏给维新派，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读到密诏后，痛哭失声，誓死营救皇帝，并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托以出兵相救的重任，说服袁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帝也被囚禁起来。随后，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变法运动最终失败。
传统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