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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想了想，站起来说：“容议长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国家不能过分限制个人之自由。但我觉得，梁总长的话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中国得抓紧时间制定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未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如今国土广袤，民族主义之国策，还是需要的。”
内阁总理盛宣怀站起来说：“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执政以来，鼓励民族商业的自由发展，才有今日中国经济之成就，如今，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再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德国。”
“这里面有盛总理的功劳！”李经述说，他刚松了一口气，容闳和梁启超又吵了起来，因为梁启超接着说：“立国的基础，就是要尊孔，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教条。中国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和宪政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这话让容闳大吃一惊，他觉得梁启超是在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来大声疾呼：“中国传统的那种女人裹小脚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国断然难以实现工业化。”
梁启超摇摇头，解释说：“我并不是认为道德**是不可改变的，我的意思是将传统道德**看作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站在社会大众的水平上来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只谈论民众应该如何。凡一个社会，必有其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脑海而与之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连锁巩固，而社会之生命，得以永续，一旧信条失其效力，而别有一新信条与之代兴，则社会现象生一大变化焉。若新信条涵养未熟广被未周，而旧信条先已破弃，则社会泯棼之象立见。也就是说，当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信条，受到新的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溃的。但是这应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新的信条逐渐代替旧的信条的改良过程，而不应当是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总统，你说是吗？”
“嗯，我同意梁总长的观点。”李经述站起来说：“一国是否强大的根本因素，在于它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文化革新必须循序渐进。否则，容易像1793年法国大革命一样，将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新概念硬塞到社会上，结果却难以落地生根，导致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国家却乱了套。”
容闳并不服气，转头对梁启超说：“梁总长力主传统的文化道德，那你给我举例子说说，中国传统的道德**中哪一些现代社会还需要？”
梁启超说：“我不多说，就说‘报恩’、‘明分’和‘虑后’三种观念，就都可以作为中国社会赖以维系不堕的本源和支持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维系的根本。报父母恩、报师恩、报别人的滴水之恩，这一传统思想，是万万不可丢的。‘明分’，则是社会秩序的很好的维系纽带，是一国中常有秩序的伦脊，即每个人都明确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并且安于自己的这个地位，这个社会才不会乱，才可以进行逐渐改良。‘虑后’所考虑的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等自己的宗教观念。中国人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此岸和彼岸分割的宗教，只是靠以家庭为中心的祭祖与传宗接代来寻求永恒。因此有无后代的问题，如孔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延续的问题，而成了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它关系着人生的重大意义。”
冯国璋这时点点头，站起来说：“梁总长说得有道理，报恩和明分这两点，日本社会就比中国要做得好。这两个传统中国人决不能丢。”
当初梁启超等人出国考察宪政，容闳是大力支持的，没想到梁启超出了一趟国，转了大半圈地球，回来讲的还是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义增加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民族主义的复兴目标，对于他珍视的个人自由和美式民主并不感冒，气得容闳胡子都快翘起来了，没好气地问梁启超他们：“诸君环游世界，就没有一点真正的收获？特别是考察美利坚，就没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
梁启超回答说：“容议长别着急，待我慢慢讲，这次考察还是有很多收获的，特别是反*的制度建设方面。比如泰西各国对人性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英国的大卫·休谟曾提出一个闻名泰西的‘无赖原则’，也就是‘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都是无赖，为了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保证宪政的正常运行，便从恶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制度，反而能创造出优良的政治制度。而我们中国古代都习惯于从善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政治制度，结果却一塌糊涂。我们中国就是这种一塌糊涂的创建者和受害者，传统的儒家学说对于政治的阐释，建立在对‘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这种反人性的政治观，导致中国的吏治，几千年来都很*。”
盛宣怀一听梁启超说“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气得身子瑟瑟发抖，站起来说：“梁总长的意思，是要把我们政府的官员都想成贪官污吏？连总统的权力也要限制吗？这不是侮辱我们的人格吗？”
李经述站起身说：“盛总理想多了，梁总长的意思我明白，是基于人性恶论，‘权力导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人性恶论促使人民注意到人的弱点，防范人的弱点，建立防止人性的恶发挥作用的制度。历史现实和理论一再证明，以这种人性恶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往往是有效的。而那些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所谓好人政府，虽然其宗旨高尚而又纯洁，但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极其*和堕落的。面对人性的本质，我们宁愿承认其恶的一面然后再防范它，而不是掩耳盗铃地躲避它，否认它。在建立政治制度时，我们宁愿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这将是我们政府以后改革的总体原则，是我们根治*的灵丹妙药！靠道德是绝对管不住官员*堕落的。我们把官员想象成坏人，用制度让他们不能贪，贪不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在保护他们。”
第166章出兵南洋
容闳和梁启超对于宪政争得面红耳赤，容闳偏向于西洋的政体，而梁启超偏向于研究如何在传统文化道德基础上，走改良的道路，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建立起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遏制政府官员的**。盛宣怀等人也议论纷纷，李经述站起来平息了的争论，说：“此次宪政改革，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我大体上同意梁启超总长的刚才说的，虽然明文的宪法我们早就有了，但宪政是要有制度保障的，需要落实宪法中保障民权的具体条文。”
容闳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一直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实现美利坚式民主，见李经述、盛宣怀、徐世昌、张之洞、段祺瑞、席家栋等人都支持梁启超的观点，内心有点失落。李经述见他脸色有点不好看，便提议说：“大家静一静，我们请容议长来给大家讲一讲泰西各国宪政的主要内容，中国可以结合具体的国情，看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借鉴利用的。只要是有利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我们都可以借鉴。”
容闳穿一身黑色燕尾西服，站起来咳嗽了两声，说：“过去多年，我主要呆在美利坚合众国，我就以美利坚的制度为代表，给在座的讲一下宪政内涵。人类民主政治的历史，最早追溯至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人创造的民主，意指人民的权力。当时城邦的公民大会，由年满十八岁的全体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对国家政策有最终决定权，而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任何公民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自由发言，大家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做出决定。而近代泰西的民主制度，则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等原则基础上，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简单的‘多数人决定少数人’的直接民主。政府实行分权统治以相互制衡，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少数人或任何个人的专政，最典型的就是美利坚的三权分立政体。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张佩纶一向对容闳宣扬的美利坚的制度不感冒，这时站起来插了一句，道：“容议长一直认为民主制度很好，民主的古希腊，为何只持续几百年就灭亡了呢？”
对这样的问题，容闳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时想了想，回答张佩纶说：“民主不是万能的，从历史上看，野蛮制度有时会征服文明制度。比如满清入关，灭掉大明，就是典型的例子。”
两人又有点剑拔弩张，李经述说：“今天我们暂且不辩民主的优点和缺点，这要说起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请容议长继续说宪政的内涵，越具体越好，需要什么样的具体制度。”
容闳点点头，说：“宪政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司法**，以宪法为纲领，任何法律出台前，国会都要有违宪审查，国家最好成立宪法法院，维护宪法的权威。”
梁士诒点点头，说：“根据我们一路的考察，泰西各国都注重宪法的权威。他们宪法法院的**官，多是法学界权威，由总统任命，是终身制，任职没有年限限制。除非他们严重渎职，才会被弹劾。”
张佩纶说：“也就是说一旦当了**官，到死都是**官？那么根据权力制衡原则，谁来监督他们？”
梁士诒回答说：“国会、媒体都可以监督他们。”
李经述说：“建立宪法法院，出台新法律前进行违宪审查，任命终身**官，这些中国都可以借鉴。依法治国，这是我们执政的底线。几千年来，中国以德治国，**的官员总是拿道德忽悠老百姓，今后我们要依法治吏，请容议长继续说。”
容闳说：“政府的一切开支要经过国会讨论，这样可以防止官员乱花纳税人的钱。”
席家栋说：“的确是这样，这一条今后可以形成规矩。现在政府的手头有钱，能够自由支配的钱也多，花在科技、教育、卫生、国防方面的开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例。”
李经述点点头，说：“政府花的都是老百姓的钱，理应接受监督。”
容闳说：“这第四点，就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徐世昌说：“这一点倒和中国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很相似，‘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传统的有益地方的乡镇自治制度，也可以被写入法律。”
李经述说：“确实是这样，政府应该简政放权，不能什么都管，道德层面上的东西，交给社会就可以了。政府主要负责法律。”
容闳接着说：“我们还要搞自由市场，政府少干预工厂企业的经营活动。”
盛宣怀说：“这七八年，我们政府搞的就是自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