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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两个新生的共和国同时对西班牙开战，西班牙军队在美洲溃不成军，欧洲列强也不便干涉。李经述一看美国人也动手了，于是又迅速派北洋舰队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为了防止中国占领夏威夷，美国国会还迅速通过一项决议，将夏威夷并入美国。
考虑到古巴离中国实在太远，而且还有大量的起义军，这里作为中国的海外殖民地代价不小。李经述现在的主要目标是亚洲，国内发展工业也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派外交总长伍廷芳跟美国谈判，把古巴以五亿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伍廷芳觉得出价太高了，说：“美国当年从俄国人手上购买下整个阿拉斯加才花了720万美元，我们要价五亿美元，价格会不会太高了一点？”
李经述哈哈大笑，道：“我听容闳议长说，美国商人在古巴拥有大量甘蔗种植园和糖厂，这些大种植园和糖厂的利润是不容忽视的，投资5千万美元，年贸易额高达1亿美元，十年就把这钱挣回来了。而且，古巴北离美国佛罗里达半岛顶端才217公里，是美国向南美洲扩张的战略基地，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美国人会感兴趣的。”
伍廷芳去找美国人交涉后，美国政府果然对古巴很感兴趣。1898年8月，中国和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和西班牙政府在巴黎进行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三国签订了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和平和约》。合约规定：“第一条：西班牙放弃对古巴主权的一切要求和权利，转交给中国，西班牙把菲律宾群岛、马里亚纳群岛让给中国。第二条：西班牙将其管辖的波多黎各岛让给美国，美国付款2000万美元。第三条：美国付给中国5亿美元，接手古巴，并出台保护华工权益的法律，使华工成为和美国人一样的自由人。”
付给中国政府五亿美元后，美国政府对古巴实行军事占领，引起古巴起义军的强烈反抗，此后三年，美军对古巴起义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军事镇压，屠杀上万人，这也让李经述强烈意识到，美国人口中说的自由和人权，虽说是普世价值，但有时也会成为美国人侵略他国扩张的幌子，在十九世纪末对别的国家讲人权，讲民主和自由，头脑不能太简单，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国内的自由民主，也只能一步步慢慢实现。
通过与西班牙人这一战，中国大获全胜，四万在古巴华工由“猪仔”变成了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人，中国占领菲律宾群岛、包括关岛在内的马里亚纳群岛，成了合法的事实。中国还获得了美国政府的五亿美元，还了英格兰银行大约1亿美元，还剩4亿美元。李经述将其中的八千万美元用来抚恤伤亡的黑旗军将士，并在紫禁城的东侧树立起一块一千米长、十米高的人民英雄纪念墙，宣布今后每一位为国捐躯的士兵，不管他是什么级别，不管他是什么党派，不管他死在哪里，都将他们的名字镌刻上人民英雄纪念墙，视为国家英雄，每年清明节，总统和国会议长亲自带着内阁成员去拜祭。平时也对民众开放，供全体国民参拜。
另外的三亿美元，李经述划拨了一亿美元给新成立的国防工业部，研发新型坦克和军舰，还有飞艇等，另外一亿美元划拨给了财政部，发展教育和医疗事业，还有一亿美元划拨给新成立的科技部，支持国内的企业研发各种新产品。到1899年，李经述第一个总统任期快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实现了全民的小学义务教育。中国的经济也迅速增长，到1899年底，中国的财政收入达到4亿美元。
在军事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人狄塞尔1892年研发出一台实用的柴油动力压燃式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扭矩大，马力强，油耗低，可使用劣质燃油，显示出辉煌的发展前景，狄塞尔随即投入到柴油机生产的商业冒险中，不幸的是，狄塞尔缺乏商业头脑，他在经济上渐渐陷入困境，柴油机工厂破产，按照李经述的指示，龙兴集团以五十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狄塞尔的柴油机工厂，然后把技术和装备转给了国防工业部，中国开始研发以柴油动力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的万吨级军舰，还有新的重型坦克。
此时的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实力大增，李经述在等一个机会，准备向愚蠢的俄国人动手了，这个吞并了中国近一百五十万平方国土的没落帝国，此时还处于尼古拉二世的恐怖*当中，国内革命不断，沙皇尼古拉二世狂妄自大，却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浑然不觉，甚至还在做着对远东地区扩张的“美梦”！
第146章新文化运动
到1899年，世界主要强国陆军兵力的人数还是俄国最多，高达116万人，当时法国陆军只有71万人，英国只有62万人。虽然人数并不决定战斗成败，而且中国的新军武器也比较先进，还有近百辆原始坦克，但要彻底征服俄国一百多万陆军，不是那多容易，李经述决定一边跟俄国的革命者联系，搞乱俄国，一边
先进行国内的训政改革，等待合适的时机。
在李经述的第一个任期内，梁启超、严复等人都觉得松散的联邦制将使国家软弱可欺，支持中央集中权力，各省的民政长也都由北洋将领兼任，除了张之洞、刘坤一、王韶文控制的七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被李经述控制了。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李经述推崇严格的管理手段和行政法规，强调官场纪律，规整政府机构，任用自己认为可靠的人，并且把国内的稳定放在首位，不顾一切要消除不可预料的事情的强烈*，有时候让人望而生畏，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李经述热衷于贪求不受道义制约的个人权利，成为中国实质上的“皇帝”。
各省越来越多的人也对北洋将领的军政独裁造成的*表示不满，李经述惩一儆百。先是革掉张勋的云南省都督一职，将他手下的三十个营裁撤到三个营，调往徐州驻防，开始由军政阶段往训政阶段转变。
李经述野心勃勃。坚持通过复兴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控制军队和报纸舆论，他认为这最适合中国的国情。而货币改革的顺利进行、战败日本和西班牙，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等到1899年过完春节，李经述迈出了全国训政的第一步，颁布了总统一号令，在削弱各省都督权力的基础上，加强各省的民政长官的权力，宣布由各省的民政长官主管省内税收和县知事的任免，各省都督不再参与民政事务。李经述还让吏部选拔称职的文职官员，特别是对县知事一级的人选，考试的内容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行政法规和一般的知识，十万人在北京参加考试。
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在这场整肃官场的运动中，中央的权威大大加强，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指示也落实得很快，国会很快通过了新的《刑法》、《民商法》、《行政法》。此时，中国义务教育普及到小学阶段，农村很多地方都开了夜校，文盲越来越少，加之中国人本来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全国高等的学堂发展到一千多少所，城市里的青年学生达到五十多万人，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阶级。
李经述通过复兴会的《中央日报》、《华报》、《申报》等报纸向全国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今天妇孺嘴上都知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味着行政等级之分应予取消或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意味着个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或者在经济上人人均等。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之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法律的最高目标，是保障自由，正所谓法无明令则政府不禁止。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洋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监督权，但切不可理解为民众直接处理行政。
第二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在中央政府直辖之下、实行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的政治体制。这一表述也可以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政治体制既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也没有照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
总统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位置，这是第二共和国行政主导体制最大的特征。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的首长，也是军队的首长，同时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总统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处于特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
而且行政管理权相对于立法权处于主导地位，内阁政府的行政管理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关系到国民的衣食住行，相对于立法权涵盖面更大，影响更直接，作为更主动。不过讲行政主导并不意味着行政管理权独大，不是说立法会要放弃对行政机关的监察责任，更不会妨碍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正常行使。
新的政治体制又吸纳了西方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成分，特别是司法**、文官制度、咨询架构等。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政府决策和施政的高效能，也有利于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持繁荣稳定。
此时的第二共和国，经济和国防工业迅猛发展，政权日益稳固，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帝国，疆土横跨今天的中国大陆、台湾、琉球、蒙古国，还有越南、朝鲜、菲律宾、关岛等殖民地，因灾荒移民到这些殖民地去的数百万华人，成为当地的特权阶级。中国的舰队，成为亚洲名副其实的第一强舰队，排名世界第四，仅次于英国和德国、法国。
到1899年底，中国也并非就是太平盛世了，首先是俄国侵占中国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未收回，尼古拉二世还觊觎东北地区，此时的香港此时还未回归，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香港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澳门还在葡萄牙人手里，各国在中国的租界仍然存在。但比这些问题更可怕的是：执政的复兴会派系渐生。比如李鸿章原来的老部下在改革中利益受损，他们以李经方为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李党”；以容闳为首的留洋势力，追求美国式的民主和共和，构成“洋党”；以中央组织部长席家铭为首大财团、商人组成“席党”，以徐世昌、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官组成的“北洋党”。碍于复兴会主席李经述的巨大权威，他们的矛盾才没激化，表面上才相安无事，但暗地里各种权力的争斗，让李经述很恼火，他努力平衡着各方的势力。
还有，不受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正所谓“哪里有*，哪里就有*”，执政的复兴会*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李经述；还有席氏家族的势力日益增大，席加掌控的商业帝国，控制了中国一半的对外贸易，富可敌国，也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另外，在教育总长严复的倡导下，全国一千多所大学堂实现“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思想空前活跃，比如三十一岁的蔡元培，就担任北京大学堂的校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