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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林子轩可以确定，那就是北伐成功后成立的新政府会非常的缺钱。
打仗从来都是要花钱的。
林子轩要做的就是让宋子闻相信美国会在1929年发生经济危机，然后让中国的金融学家分析其中的可能性，制定相应的策略。
当然，也可能宋子闻根本就不相信，只以为这是他新小说的故事。
那林子轩只好自己随便玩玩了。
他筹划好了，会通过在美国的电影公司投资华尔街股市，赚的钱在美国拍摄电影，通过电影票房把钱洗干净，再转回国内。
这样小打小闹，估计最多只能赚取上百万美元，好处是不会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
他还是决定先和宋子闻谈谈，这毕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在此之前，他要为说服宋子闻准备理论依据。
他会把脑海中一些能够拿出来的资料整理一番，结合美国和欧洲的经济状况，写一篇美国即将发生经济危机的论文。
到底要不要大干一场，就看宋子闻的魄力了。
第三百二十八章珍惜眼前人
1926年5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战争决议案，标志着北伐战争进入起始阶段。
上海的报刊上纷纷报道此事，绝大多数持赞成态度。
这要归功于张座霖在北平的所作所为，他的高压统治让其失去了新闻界的支持。
4月26日，张座霖下令杀害了北平著名报人邵飘平，引起了新闻界的同仇敌忾，也可以说是兔死狐悲。
张座霖今天能杀害邵飘平，明天就能杀害其他报人，除非是大家都不说真话。
新闻界一向讲究言论自由。
虽然大家知道这是相对的自由，但这是新闻界的坚持和骄傲所在，是新闻界的脸面。
张座霖杀害邵飘平的举动是在打新闻界的脸，得罪了整个新闻界。
北平的新闻界慑于张座霖的恐怖统治不敢出声，连公开的追悼和纪念都没有，一片沉寂。
上海的新闻界则严厉声讨了奉军在北平的暴行。
别小看新闻媒体，媒体能够通过报纸影响读者，读者是什么，是民心。
正因为如此，上海的报纸对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赞成者居多。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主要还是因为广州国民政府和苏联合作的事情。
张座霖有日本人撑腰，北伐军的背后是苏联人，说起来两者是半斤八两。
林子轩反对和苏联联合，不过却支持北伐。
他希望北洋政府快点倒台，国家早日统一。这样中国才能有一段相对安稳的时间，不至于到处都是战乱。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老百姓。
这段时间，他安下心来撰写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的论文。
宋子闻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想要说服这位经济学的高材生可不容易。
要拿出真东西来，为此，林子轩把丢掉很久的经济学又捡了起来。
他甚至想是不是进修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自己的文凭太低了啊。
这时候，徐至摩来到了上海，他并非是专程来上海，而是路过，他要回老家海宁。
原因是他和陆小蔓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他的父亲坚决不同意。
徐父认为儿子离婚已经是大逆不道，现在又要娶一个结过婚的女人，更是败坏门风。
徐至摩想让林子轩和他一起回海宁，劝说父亲答应这桩婚事。
这让林子轩哭笑不得，不过没有拒绝。
陆小蔓和王庚在1925年年底离婚，和徐至摩算是你情我愿，林子轩只有祝他们幸福了。
在回海宁的路上，徐至摩说了他今后的打算。
北平太乱了，张座霖的高压统治让向往自由的徐至摩很不适应。他准备结婚后搬到上海来，买一套房子，在大学里教书。
新月社的不少人都有这个打算，因为林子轩的关系。上海是他们的首选。
也有人到南京、厦门、广州等地谋生，要么到学校教书，要么在报馆任职。
比如语丝派的林羽堂在5月份就带着家眷逃离北平。到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他向厦门大学推荐了一批在北平教书的学者。其中就有鲁讯。
由此，北平的学者陆续南迁。最终汇聚到上海。
这是林子轩第二次来到海宁硖石镇，第一次是来海宁观潮的时候。
有了林子轩的介入，徐父倒是不好斥责儿子，让徐至摩陪着林子轩四处游逛，热情招待。
这或许就是徐至摩的目的。
几天之后，徐父终于松口，徐至摩想要结婚必须经过他的前妻张幼怡同意。
如蒙大赦的徐至摩返回上海。
此时，张幼怡已从德国回来，住在二哥张军劢的别墅内。
林子轩和冯程程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了这两位旧日眷侣，给他们创造一个洽谈的机会。
在法租界的餐厅里，张幼怡穿着一身洋装，文文静静，透着一股自信的神采，相比较而言，徐至摩则有些唯唯诺诺，失去了诗人的自由洒脱。
林子轩和冯程程先行离开。
在路上，冯程程不由得叹了口气，感情的事情真的说不明白。
看着张幼怡和徐至摩也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还有了孩子，想不到说离婚就离婚了。
新式的人追求婚姻解放，追求自由恋爱，为此不惜离家出走，以前的冯程程同样如此，反对包办婚姻，但现在过的也很幸福。
那些追求自由恋爱的人就一定幸福么？还是会被伤害的遍体鳞伤？
只能说各有各的缘分，各有各的幸福。
林子轩在后世看惯了男女之间的聚散离合，离婚成了普遍现象，但幸福就很难找到了。
看着餐厅里的那两位，他握着妻子的手，觉得更要珍惜眼前人。
张幼怡同意了徐至摩和陆小蔓的婚事，大方的送上了祝福，这让徐至摩颇为羞愧，也放下了心事，返回了北平。
在北平，胡拾正准备离开，他要前往英国，顺便到莫斯科参观访问。
胡拾到英国是为了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
1926年3月，胡拾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7月，胡拾离开北平，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英国。
这是胡拾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也是继徐至摩和林子轩后，又一位来到莫斯科的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
胡拾先去参观革命博物馆，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
随后，他遇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
三人看了都觉得很满意，认为莫斯科的监狱很有人道主义。
胡拾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
他甚至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感想与至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经过短短三天的参观，胡拾对苏联大加称赞。
他的信件传回国内，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又一轮对于苏联的争论。
第三百二十九章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由于胡拾在中国文化界的声望，这几封被披露出来的信件重新燃起了对苏联态度的争论。
中国文坛的论战都是一拨一拨来的。
徐至摩在《晨报》发起了“联俄仇俄”的大讨论，以火烧《晨报》报馆为结束。
林子轩写了在苏联的见闻《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争论了两个月也就过去了。
这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即便是再著名的学者也不可能让一个话题持续的进行下去。
基本上都是开端、发展、*到尾声。
毕竟中国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舆论热点，读者也会出现阅读疲劳。
就好像后世的媒体不可能让一个人天天上头条，总要不断的变换新花样，给观众新鲜感。
如果胡拾同样批判苏联，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大家该说的都说了，没必要重复。
但这次胡拾竟然称赞苏联，认为苏联的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实验，还发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这样的感慨。
这就让人非常好奇了。
胡拾和徐至摩、以及林子轩一样，都是在美国留学，崇尚自由主义。
按理说，这三人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对待苏联的看法应该一致，没想到胡拾和另外两位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他们三人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真正的苏联是什么样子？
这是让读者感兴趣的地方。
胡拾的信件成为了不少人攻击林子轩的武器。
他们抨击林子轩对苏联抱有偏见，只说苏联糟糕的一面，而没有提到苏联的成就，苏联推翻了帝国主义，仅仅这一点就比中国强。
还有人认为林子轩是担心中国一旦走上苏联的道路，他就会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所以才恶意歪曲事实，抹黑苏联。
他们痛斥一个资本家有什么资格批判苏联。
林子轩看了胡拾的信件，他觉得胡拾应该是被苏联人给糊弄了。
在莫斯科的三天时间能看到什么。看看胡拾去的地方，革命博物馆和监狱。这是苏联当局为前来苏联的外国人安排好的参观地点。
最为古怪的是，胡拾竟然通过看苏联教育方面的材料就认为苏联的教育不错。
他既没有到学校去实地考察，也没有和苏联教育界的人士接触，如此的武断，完全不像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像是在莫斯科陷入了精神亢奋之中。
胡拾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被打脸的过程。
1922年，胡拾兴致勃勃的提出了“好政府主义”。
结果成立的“好人政府”成了军阀操控的工具。仅仅存在73天就宣告结束。
他还跑到皇宫里会见末代皇帝傅义，非常同情傅义的遭遇，为此写文章为傅义鸣不平。
后来傅义投靠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
1922年，在孙仲山和陈炯名的交锋中，胡拾批评孙仲山，称陈炯名的叛变为革命。
这件事让孙仲山耿耿于怀。
两年后，广州《国民日报》的编辑在编纂孙仲山文章的时候用了胡拾的话来解释，孙仲山亲自批文“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由此可见。孙仲山对胡拾的怨念。
胡拾还支持段祺睿的善后会议，结果因为“三一八”惨案段祺睿狼狈下台。
他现在开始赞颂苏联，到了1948年。他就说苏联成了一股可怕的侵略势力。
林子轩回忆了一下，在站队这方面，胡拾这一生经常站在反派的一边，要不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恐怕早就被人给弄死了。
这也可以当作是赞美，说明胡拾一直在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等到几个月后，胡拾到了美国，便逐渐清醒过来。
他又崇尚起美国的社会制度来：“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
他是清醒了。不过他写的《欧游道中寄书》却在中国的思想界引发了大争议。
徐至摩在《晨报》上对胡拾做出规劝，不少胡拾的朋友同样觉得胡拾的政治倾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