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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若有所思地对在场的人说：“我们在一起干革命都有四五十年了，你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就身负重职了。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互相间都是很了解的。”爷爷停顿了一下，又感慨地说，“时间过得很快啊，如今我们的头发都白了。”
王震笑着说：“朱老总，你是红军的创始人，德高望重啊。”又摸着自己的头发说，“你们看我的头发，比你们白的都快些。”
廖承志对王震说：“你是白发童颜啊！”
听了廖承志的调侃，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廖承志是民主革命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坚决跟随共产党，起了一般党员起不到的作用。但在长征的路上，竟被张国焘怀疑、监禁，甚至还要杀掉，多亏爷爷站出来阻止，才使廖承志幸免死于张国焘的毒手。直到长征结束，他才被周恩来特别关照，解放出来。这些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都遭到残酷迫害。
爷爷对大家说：“夏天，你们可以到北戴河去避暑了，去散散心。”他又对王稼祥说：“稼祥，你在北戴河的房子留着呢！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尽管去就是了。”
林彪集团覆灭后，爷爷的处境好多了，他开始关心解放老干部这件事。他知道，在林彪集团猖獗的时候，一大批老同志蒙冤，深受其害。现在，是解放这些受迫害同志、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了。
因为经常有些老干部主动来家里看望爷爷，爷爷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有时还请来人留下吃饭。
我小学时有个同学叫程海峰，他爸爸程子华曾是红十五军团政委，七大的中央委员，“文革”前曾经任商业部长、中共西南局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林彪一伙打成了“走资派”，就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林彪摔死之后，虽然对他的问题有所松动，但那时还没有完全“解放”，为以后的工作，他想跟爷爷谈谈想法。我回去给爷爷一说，爷爷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行，让他来吧！”
见面后，爷爷亲切地握着程子华的手问：“现在生活怎么样？”
程子华就说：“肯定我们都没事了嘛！林彪一死，我们的历史问题自然就清楚了。为什么还不给我分配工作？”
爷爷说：“你别着急，党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的工作也会有的。”
那天，爷爷还留程子华在家里吃了一顿饭。
这在当时，请一位没有“解放”的“走资派”吃饭是很少见的，但爷爷并不在乎。那时候，我们家里还请过杨尚昆、彭真等许多老同志。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平反，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爷爷奶奶对他们的热情接待，给了他们温暖和希望。
那个时候，我们家每个星期六都要放一场电影。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这是十分令人羡慕的。许多老干部和家属，也被请来一起看。刚开始就在“六所”一号楼的电影厅，能容纳几十个人，后来发现不行，人太多，坐不下，爷爷就让秘书把我们家对面中联部的礼堂借来了，就这个礼堂也都坐得满满的。我记得邓小平家的子女、陈云家的子女，任弼时家、刘伯承家、李井泉家、王震家、王诤家等，凡是能找到我们的，爷爷都把他们请来看电影。其实，爷爷不是很爱看电影，而且他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晚上10点之前，一定上床休息。所以，他看电影一般都是电影开头的时候来坐一下，电影开始不一会儿他就走了。
当时，我不太明白爷爷为什么那么热心请老干部们吃饭、看电影。在爷爷去世之后，有一次我和奶奶讲起这些事时，奶奶说：
“当时林彪虽然垮了，但‘四人帮’一伙还很猖狂，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困难重重。爷爷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给老干部们一些安慰，并造成一个影响，为解放老干部们营造一种政治氛围……”
1974年秋天，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关押了七年半之久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获得自由，便来看望爷爷。
一见到爷爷，萧华便紧握着爷爷的手，百感交集。
萧华后来回忆说：
“数年不见，他明显苍老了，皱纹也多了，脸上的寿斑也更明显了。然而，他戴着老花镜，仍是那么慈祥，那么和善，那么可亲，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一句连一句地询问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满肚子的话在嗓子眼里哽着，一句也说不上来。只有悲愤，只有热泪。坐下来后，他老人家仿佛慈父摸准了儿女的心思似地，给我留下许多肺腑之言。
他说：‘萧华呀，你还年轻么，在部队，还可以工作几十年的。要振作精神呀，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的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就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我们不能灰心呀，萧华同志！’
当我用愤慨的心情诉说林彪一伙肆意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时，朱总司令显得严肃了，他沉默了片刻，摘了老花镜，语调深沉而缓慢：‘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林彪才是一个营长呐，怎么能说井冈山会师是他林彪和毛主席的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胡闹是不行的。长征时，李作鹏是个小机要员，邱会作呢？是个挑担子的挑夫……后来官做大了，与我不来往了，见了我连理都不理了！他们的架子大得很了，连我都不认识了！……’
朱总司令说到这里，不屑地摇了摇头，明确地表示了对这伙丑类的蔑视。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些年，不过是历史的一段插曲，革命总是曲折的，但总是向前发展的。’
‘总司令，您说的对，我会记住的。’我坚定地回答道。”
阴霾还没有散去
林彪反党集团败露后，有两年多的时间，爷爷的心情比较好。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爷爷重新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地位逐渐恢复，特别是开始履行一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元首的职责，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事务发生作用了。
党的十大后，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从1964年12月开第三届，已经过去十来年了，按五年一届的规定，是很不正常的。本来1969年党的九大后，已开始筹备开第四届人大，由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发生矛盾，想“抢班夺权”，甚至发展到企图武装叛乱，四届人大的筹备不得不拖下来。
江青在同林彪集团矛盾激化和斗争激烈的时候，她“文革”开始后那几年对老同志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她对爷爷的态度也明显好转。
记得爷爷1971年夏天去北戴河度暑期时，江青也在北戴河，她主动给爷爷打电话问好，说她那里有内部放映的电影片，要给爷爷送过来看。以后几年，不论是在北戴河还是在北京，江青时常给爷爷、奶奶打电话，说最近又审了什么新片，要送过来看看。有些刚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影片，还没有译制，就让外文翻译跟过来，边放边译。我记得，有一次在北戴河，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放电影的同时给做翻译讲解的。
江青送的影片有《鸽子号》、《山本五十六》、《飘》、《简爱》、等，这些片子都是当时社会上根本看不到的。江青标榜自己是“文化革命旗手”，却对西方电影总是兴趣浓厚，听说她看了《鸽子号》，大为赞赏，说自己如果也是二十岁的女孩子，也会像影片中的女主角一样激动得跳下大海的。顺便说一句，叶剑英在党的十大后，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有权力时常看些“内部”影片，看了之后，也送到爷爷这里放一遍。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对这些片子不见得都感兴趣，爷爷的一些部下。一些老同志听说爷爷这里有电影，都愿意陪爷爷奶奶一起看一看。
我这里想说的是，江青对爷爷奶奶，还有另外的一面。其实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时候，她对爷爷也是很尊重很亲近的，把爷爷看作是忠厚长者，知道奶奶也是十分朴实的人，她有什么心事，愿意跑到爷爷奶奶这里说说，特别是和主席有了什么不和谐需要调解的时候，常跑来找爷爷奶奶，确实爷爷奶奶能起到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
但人是变化的。江青的争强好胜，心胸狭隘乃至偏执，发展成在政治上要“偶尔露峥嵘”。
而今又酝酿筹备第四届全国人大，曾同林彪集团争夺权力的江青集团不肯错过时机，又蠢蠢欲动。
为了赶在四届人大召开前作好夺取国家权力的准备，江青集团发起“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下旬，江青在首都体育馆连续两天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叫嚷“反复辟、反回潮”，“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
奶奶参加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和爷爷讲了。奶奶说：江青在会上讲话，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的名，迫使郭沫若在大会上站起来。还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另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给军队又是写信又是寄书。
爷爷听了奶奶的话，半晌，才稳稳当当地说：
“你不要着急，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有少数人被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他们跑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你去问问工人、农民，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谁愿意把共产党搞垮，把人民军队搞垮，再回到旧社会去？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接见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划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1974年，我还见过刚刚在十大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常来看望爷爷，他在爷爷面前显得很谦虚、稳重、机敏，一口一个“前辈”、“老总”地称爷爷。
有一次，他走了，我问爷爷：他是新选的接班人吗？
爷爷说：“是不是接班人要看能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后来才知道，这时王洪文已是“四人帮”的重要成员。他按着江青旨意，想夺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1974年十一二月间，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见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爷爷、董必武之后。不曾想，毛泽东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