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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老总戴上老花镜，拿起文稿看了一下，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1976年6月，也就是爷爷住院的前几天，我母亲从天津来看望他。当时“四人帮”正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在谈话中，爷爷进一步流露出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他说：
“有的人就是有野心，想当皇上，这些人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要把国家搞乱，想夺取中央的权，你们一定要坚信，只要毛主席和老一辈都健在，权是不会让他们夺走的。”
他还讲道：“你们这一代，经过党几十年的培养锻炼，都是有些实践经验的人，懂得为什么要革命。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在什么复杂的情况下，都要对革命有坚定的信心。”
爷爷临终的嘱咐
1976年6月21日，爷爷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佛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天安门事件”之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乱，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奶奶也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周总理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住局面。”
这年6月份，我从部队回家。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6月21日，这也是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早晨，爷爷一起床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觉得爷爷既然病了，就不要去参加外事活动了，应该好好休息。但是爷爷不顾我们的劝阻，坚持要去，他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舒服，就随便不去了呢？”
爷爷这次会见的外宾是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弗雷泽1975年竞选获胜出任总理后重要的一次出访。爷爷按安排的时间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在开放着冷气的休息室等待客人。会见的时间到了，客人还没有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外交部人员来说明情况，爷爷只好耐心等下去，他感到浑身发冷。过了好一会，爷爷才被告知，会见的时间推迟了。
爷爷带着病体，坚持到会见活动结束。回到家中，越发感到不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
根据日程安排，26日爷爷还有会见外宾的活动，他还想去，但在奶奶和我们以及医生的劝说下，爷爷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
爷爷住院后，尹庆民秘书就和我们商量，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爷爷的浴室给改一下。
“新六所”的房子是五十年代修建的。多年过去了，这房子不但显得过时，而且年久失修，已经很破旧了。当初设计时，这些领袖们都还在盛年，所有的主卧室都设计在二楼。而现在，他们的年岁都大了，特别是爷爷，都快九十岁了，上上下下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1970年入住5号楼之后，爷爷便住在了一层。刚来时，因为爷爷的卧室里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地非常不方便，中办和“新六所”的领导知道后，便想把这里改造一下。但当时任中办管理局副局长的李维信同志向爷爷汇报了这一想法后，被爷爷一口回绝了。他说：“我们一进城，盖了些高大的楼房。但现在好多老百姓都还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还要看到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李维信五六十年代曾在中央警卫局专门负责首长们的警卫工作，后来调入中办管理局负责首长的生活服务，他对我们家非常熟悉，也很善于做首长的“工作”。他见爷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这只是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可就大了……
听李维信这么一说，爷爷这才勉强同意。
于是，利用爷爷夏天去北戴河的机会，中办管理局将5号楼给彻底“维修”了一下，将爷爷的办公室改成了卫生间与卧室连成一体。又将餐厅改成了爷爷的办公室，并在院子里扩建了一个新餐厅和一个理发室。
那年爷爷从北戴河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非常生气，反复批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是改建么！？你们这是跟我搞策略，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爷爷生气归生气，但看到木已成舟，在奶奶和我们大家的劝说下，勉强住了下来。
但这次维修留下的唯一遗憾就是卫生间的澡盆是按当时市场的标准尺寸做成的，盆的边沿比较高，而且地面的瓷砖也特别滑，没有考虑到一个老人使用它的实际情况。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中，爷爷每天的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他必须在两三个人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地完成洗浴……
这一次爷爷住院了，尹秘书抓住这个时机，赶紧和中办管理局协商加班加点地将浴室进行了改造。可谁也没想到，爷爷会这么快就走了……
澡盆改装完工后，我归队的时间也到了。我本想在家多住几天，守在爷爷身边，服侍他老人家。可我知道爷爷的脾气，他从来不允许我们任何一个人超一天假。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按时归队。因为这样，爷爷才会满意。
临走的那天，我去跟爷爷告别，他虽然已住进了医院，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和工作着。
看我来了，爷爷很高兴，又听说我要按时归队，他就更高兴了，他说：
“军人嘛！就得这样才行！”
我坐在爷爷身边，对他说：
“爷爷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
这话爷爷有点不大乐意听，接着说：
“身体不好不能成为不工作的理由，和平，我年纪大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时间。我的生活组织上会照顾好，你回去以后，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
我知道他老人家此时此刻的心情，轻轻地点点了头。
于是我告别爷爷，回到部队。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刚回到部队，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说爷爷病情加重了！
等我赶到爷爷身边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
当时中央专门为爷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爷爷一次，奶奶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
久？’”
7月初，爷爷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看他，爷爷本来是闭着眼睛的，听说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爷爷轻声缓缓地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7月5日这天，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来医院看望爷爷，奶奶贴着爷爷耳朵告诉他，他吃力地睁开双眼，看着这些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同志，嘴唇翕动着，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想和他们握手，但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抬起来……
看着当年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总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虚弱，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我也哭了。
此后，爷爷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爷爷那颗为真理、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为社会主义事业跳动了九十年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那一刻，巨大的悲痛向我袭来，我情不自禁地哭喊着：
“爷爷，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完成爷爷的遗愿
开完追悼会后，奶奶召集我们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会上，奶奶说，爷爷生前曾说，他还有两万多块钱存款，想把这笔钱当作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交给组织。
爷爷去世后不久的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也有机会回北京上了大学。在这期间，我协助奶奶整理了爷爷的遗物，按奶奶的意见，帮助她起草了给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汪（东兴）主任：
朱德同志逝世已经七个月了，承蒙组织照顾由他身边工作人员清理了他的文件和遗物。这一工作现已告一段落，那几位同志也已相继离开了这里。此外还有几件事向您汇报一下。
一、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嘱咐，现将他自发工资以来存放于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20306。16）全部上交党组织，另外他一件比较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一并交上。
二、组织上为了照顾朱德同志为他特制的一张新床和一辆手推车，现均退还给组织。
原来朱德同志坐的红旗轿车，仍存放在六所，如何处理请组织安排。
三、朱德同志生前所发的文件资料等曾由尹庆民秘书整理，其中重要的文件和讲话、报告等资料均已上交中办。另外文字材料中，尚有朱德同志自39年至76年所作诗词除六十五首出版过，还有六百余首尚未出版。这些底稿现均存放在我这里。诗刊编辑部和一些老同志对朱德同志的诗词汇集表示关心。我考虑这部分遗物尚需找位比较熟悉情况的同志协助整理一下。如果中央决定出版，即可提供。据我了解，朱德同志的大部分诗词是经原秘书沈毓珂同志经手的，他比较了解，是否可请沈毓珂同志协助整理朱德同志的这部分诗词。（沈毓珂同志现为湖北十堰二汽党委书记）
以上意见，请您审处。
（东西上交何处，请批示）
康克清
一九七七年元月十五日
第六篇延续的血脉和亲情
奶奶对爷爷的深切怀念
1956年，爷爷奶奶与李富春、蔡畅夫妇（左一、左三）及聂荣臻（左一）在北戴河。
1960年8月14日，爷爷与著名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跳舞。
爷爷去世后，每当爷爷的诞辰（12月1日）、祭日（7月6日）或是清明，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飘雪结冰，奶奶都要带领我们全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爷爷的灵位前，凭吊和悼念，献上爷爷平生最喜欢的兰花。即使是奶奶在外地，也要赶回来。
1991年春天，身患重病的奶奶去广东疗养，那一年她在广东身体恢复得挺好，我从北京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北京的气候不太好，希望她在广东多待些日子。清明节快要到的时候，
我们精心地准备好了要献给爷爷的花篮和一些扫墓的用品，但是奶奶还是赶回来了，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