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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和爷爷是一起参加红军长征的。在历时两年艰苦卓绝的征途上，奶奶和爷爷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爱更深。长征到陕北后，奶奶到延安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
奶奶在回忆中还记得，她在抗大学习时，爷爷常到女生队同她们一起打篮球赛，本来是分在两个队里。
“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我见球传到他手里，就叫：
‘老总！快！快把球传给我！’
他看也不看，就把球传过来，我接到球就跑到对方篮下投篮，或是传给自己队的人，球一进篮，跟他在一边的人就埋怨起来：
‘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了康克清？她跟我们不是一边的！’
‘啊！啊！我忘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
总司令有些不大好意思回答，可是等到争夺激烈的时候，他只顾抢球，一听见我喊：
‘快！快把球传给我！’
他又飞速把球传过来，同我一个队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同他一个队的人气得撅嘴：
‘老总！你怎么又传错球了？’
后来，她们见他很难改过来，就不再传球给他。但是这样一来，她们等于少了一个队员，所以过不多久，又恢复了老样了。同老总一个队的人感到吃了亏，又重新编队，除了我和老总外，其余的大换班，掉了个过儿，谁也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嘻嘻哈哈，大家玩的十分愉快。
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到延安采访后，写了爷爷和奶奶的婚姻“是令人称颂和羡慕的”。她说，她曾与爷爷奶奶和周恩来一道在总司令部里吃饭，见奶奶顽皮地敲着爷爷的手臂，而爷爷——这位红军的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他这个年轻的爱妻，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她还说，奶奶提起爷爷时，从不曾称爷爷为丈夫，而是用第三者的口吻，叫爷爷为“同志”。当时就想，这是多么罕见的一对，而且各自又有着多么惹人敬爱的个性啊！
威尔斯的这番话，实实在在地勾勒出了爷爷和奶奶之间那种革命同志式的夫妻关系。
1939年，爷爷五十三岁生日是在太行前线过的，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军民们纷纷前来祝贺。作家杨朔写了一首盛赞爷爷的诗：
立马太行旌旗红，
雪云漠漠飒天风。
将军自有臂如铁，
力挽狂澜万古雄。
为表示谢意，爷爷步杨朔原韵复诗一首：
华北收复赖群雄，
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
河山依旧战旗红。
奶奶也同太行军民一样，加入到祝寿的队伍中，她给爷爷写了一封洋溢着真挚情感的生日贺信，其中写道：
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
爷爷和奶奶的关系一直是融洽、和谐的。爷爷和奶奶的婚姻生活，如同他们的生命一样，服从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每当谈起奶奶与爷爷志同道合的夫妻生活时，奶奶总是洋溢着幸福之情，她为爷爷而自豪。奶奶虽然一生没有生育，但把我们视同己出，正因为这种更深厚，更博大的爱，爷爷和奶奶婚姻生活才变得超乎寻常的充实。
奶奶晚年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贴和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
南泥湾和爷爷的名字连在一起
1941年春，爷爷勘查南泥湾，同当地的农民亲切交谈。
我十几岁的时候，挺喜欢唱《南泥湾》这首歌。有时不自觉地就哼哼几句：“如呀今的南泥湾，与呀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有一次，我哼哼这首歌的时候，奶奶问我，“你知道爷爷和南泥湾的故事吗？”
“不知道。”我想，爷爷是总司令，管打仗的，能和南泥湾挂上边吗？就说：“南泥湾不是大生产的事吗，和爷爷有什么关系？”
奶奶说：“南泥湾可是你爷爷发现的，也是你爷爷领导开发的。”
于是，奶奶给我讲了爷爷和开发南泥湾的故事。
那是1940年5月，爷爷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这次回来，中央就不再让他回华北前线了，而是让他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当时，由于日本侵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而国民党顽固派又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使各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成了当时最严峻最尖锐的问题，它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持久抗战，能不能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毛主席发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爷爷为了把这个号召落实好，主动挑起解决边区经济困难的重担。
爷爷通过调查了解到，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土地瘠薄，要负担几万干部、战士的吃穿，确实是件难事。有的部队机关得不到供给，吃不饱，穿不暖，非常非常困难。爷爷先后奔赴各地考察边区资源，与各地协商发展生产问题，并在《新华日报》、《团结》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吃饭、穿衣、日用品和军需的事。这件事不办好，抗日战争就难于支持，抗战的胜利就没有保障”。他号召军民行动起来，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搞成全国的模范。
1941年初，春节刚过，大地还是银装素裹，爷爷就带上秘书、参谋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几个人，一起到延安东南八九十里的南泥湾去踏勘，那时南泥湾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方圆数百里渺无人烟，一片荒芜，荆棘遍野，杂草丛生。
爷爷拨开荒草，一锹挖下去，发现下面是黑油油的土地。这一发现使爷爷兴奋异常，他大叫：“南泥湾是个好地方！”
回到延安城，爷爷找来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提出军垦屯田的想法。王震很赞同，但说：“这么多部队到哪找开垦的土地呢？”
爷爷说：“土地倒是有，而且是块大肥肉，你王胡子敢不敢去啃？”
王震长着一副连腮胡子，大家都叫他王胡子，爷爷也这么叫他。他一听把大腿一拍，说：
“有什么不敢的？只要是你老总说的地方，再硬的骨头我也把他啃下来！”
不久，三五九旅三个团先后开进了南泥湾。随后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和军委炮兵团也相继开到南泥湾或附近地区，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
在大生产运动中，爷爷还带头参加开荒劳动，光着膀子和大家一起干。
大家怕他过度疲劳，关心地说：“我们每人多抡一镐，就把您的活带出来了。”
他笑着对大家说：“大生产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我们多开一分地，战胜敌人就多一份力量。你们替不得，替不得！”
尽管他日理万机，还是与其他同志一样完成了中央机关每人开三亩地的任务，为边区的军民树立了榜样。
1942年，爷爷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心章、续范亭同游南泥湾，当他看到那片片稻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田野泛起层层麦浪，山上散布着肥壮的牛羊，以及那些纺织厂、鞋厂、造纸厂时，即兴写下了一首诗，《游南泥湾》，诗中写道：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爷爷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不但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部队和边区人民的生活。
1942年1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朱总司令从前方回延后，竭力提倡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丰富的劳动，投入有用的活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朱总司令这种克服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抗战的远大打算，在三年以前，有些人曾是不了解的。为了实行这一正确主张，朱总司令不但苦口婆心，作了许多解释，并且亲自踏勘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当时，南泥湾是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鸟兽纵横，蒿蓬塞路。当朱总司令踏勘的时候，晚上只能找到一个茅棚住宿。但是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江南’。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
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胡乔木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朱总司令提出部队屯田的主张，并亲自到南泥湾踏勘，把它确定为部队的屯垦之地。”
以开发南泥湾为代表的大生产运动，落实了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迅速改变了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培养出光耀后世的延安精神。
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渡过了难关，到1943年情况就更好了。是年11月26日，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爷爷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号召大家努力生产，厉行节约，把发展生产和保卫边区结合起来。他把自己种的一个大冬瓜送到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有人为此还写了一首诗：
工余种菜又种花，
统帅勤劳天下夸。
愿把此风扬四海，
逢人先说大冬瓜。
当时，参加英雄大会的延安县劳动模范杨步浩听说爷爷工作那么繁忙，每年还要生产三石粮食上交，就主动提出要替代耕一石。等到收获的时候，杨步浩果然送来了一石新麦，爷爷热情地留他吃饭，带他去参观自己经营的菜园，临走时，又送给他一袋自己种的西红柿。
二十多年后的1971年年底，杨步浩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在中直招待所住下后，便提出要求，想见见爷爷。当陈水泉秘书将这件事告诉了爷爷后，爷爷说：“杨步浩来了？陕北的杨步浩！”
爷爷已是多年没有这样激动过了，他告诉陈水泉说：
“见！一定要见！他现在在哪？我去看看！”
陈水泉说：“首长，你就在家等着吧，我这就去请他来！”
爷爷说：“好，好！马上请他来！老朋友了。”
当杨步浩来到我家时，爷爷已经候在了门口。
两人一见面，两双大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