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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心小肠舌面血脉喜甘黄湿中长夏土脾胃口唇肌肉思辛白燥西秋金肺大肠鼻毛皮毛忧咸黑寒北冬水肾三焦膀胱耳发骨骨髓恐从上表所列可以看出，虽然以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变化，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与人体本身的特殊矛盾、运动规律，也难以反映人体脏腑组织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联系的复杂关系，势必存在着片面性、表面性、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的地方。如《素问。阳明脉解》篇就说，由于胃属土，所以当胃生病时，根据木克土的原理，病人一听见木音就会受惊。而按照土生金的原理，病人听见钟鼓之声则没有惊惧的反应。这类解释就令人难以信服，也与临床不符。但《内经》的五行学说，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些方面比较合理地说明了医学领域里许多复杂的基本问题，为构成我国医学理论体系发挥了执简驭繁的积极作用。
在《内经》看来，事物都由五个方面构成，在五行系统中，每一行都与其他四行同时发生“生我”和“我生”、“所胜”和“所不胜”四种关系。
这表明五行结构整体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部分相互关联着的。部分影响着、表现着整体，同时整体又制约着、决定着部分。任何两行之间，总有相生或相胜的关系，因此是不平衡的，处于运动之中。但就每一行来说，都既生他、又被生，既胜他、又被胜，所以在整体上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就五行系统看，生和胜的总数相等，也表现出相对的平衡。这就是说，五行通过正常的生胜，在整体上趋于平衡。这种平衡不是绝对静止，而是建立在运动的基础上。整个中医理论建立于这种在功能和结构的整体系统的把握上，要求在保持生物机体生长发展的动态平衡和自我调节的组织结构中来把握、理解和说明、治疗一切。
《内经》以五行观念研究人体，提出了完整的藏象理论。
《内经》的藏象理论也主要是指功能整体，并非解剖学意义上的器官实体，尽管与器官实体又有联系。《内经》认为，脏与腑互为表里，五脏是人体最重要的脏器，它是生命活动中重要物质——精、气、血、津液等的贮藏所，具有联系全身其他脏器组织和主宰精神活动的作用，是生命的根本。六腑的主要功能是消化水谷与传导津液糟粕。《内经》还分别阐述了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各自不同的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基本观点是将人体各部分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所重视的是这些功能之间的序列关系和结构联系，不是某些孤立器官、部分的实体情况。它指出，这种相互联系的关系，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的作用而实现的。例如，心主神明、主血脉、合小肠，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枢纽。肝藏血、合胆，具有调节血液的功能，血液荣枯可以在人体爪甲间得到反映；肝还开窍于目，肝血充足，视力就可充沛。脾统血，主运化，合胃，既具有统摄血液的作用，还可以运化食物精微，输布全身。脾之荣在唇，有无脾病，可以从病患者口唇得到反映。正常者红润丰满，脾运失调者口唇必然苍白少华。肺主气，合大肠，荣于皮毛，表示肺为呼吸脏器，与皮表有密切关系。皮肤受外界冷热刺激就会收缩或松弛，因此肺气虚者易受外界寒冷天气影响，致使皮表受寒生病。肾藏精，主骨髓，合三焦、膀胱。精指水谷精微、人的健康与生殖能力，和肾脏本身精气有很大关系，等等。可见《内经》所讲的人体各部分的广泛联系，体现在生理病理各个方面，即脏腑的功能失常，可以反映于体表；体表组织、器官的病变，可以传导于所属的脏腑。脏腑之间也各因其联系而互有影响。《内经》在长期观察和临床经验基础上所揭示的某些联系，例如肝和胆、肾和膀胱、心和血脉的联系，已为现代科学所证实。其他如心和小肠，肺和大肠，肝和筋、目，肺和皮毛，以及“五气”、“五味”、“五色”与五脏的关系等，经过长期临床实践的检验，也普遍认为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内经》以人体各部分和人与自然的系统整体观念作为其理论的基本思想，解释复杂的人体生理病理现象，提出了一系列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它认为人体的健康、疾病与客观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疾病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精神、生活状态失常，自然环境气候的剧烈变化，饮食不节，五味失调，醉酒，房事过劳等。一方面明确提出引起疾病的外来因素是“邪气”，同时更重视人体本身对外来致病因素的防御能力，即“正气”的作用。《灵枢。五变》篇写道，风雨寒暑这些自然因素的变化是使人患病的外因，当人的身体不能适应外界气候的异常变化时，就会生病。可是为什么在同样的异常气候条件下，有人得病，有人不得病；有人得这病，有人得那病，是不是异常气候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待呢？不是的。凡是能及时避开异常气候如风邪侵袭的，就不会生病；反之则可能患病。
同受风邪，或病此，或病彼，那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因此，在诊断过程中必须尽量设法获得有关病情的全面的经验材料。譬如问诊时，要重视了解患者病前的生活、情绪的异常变化，是否存在曾贵后贱、曾富后贫、始乐后苦、暴乐暴苦等。又如望诊时，要注意从患者的形态表现去认识内脏功能的盛衰。《内经》认为，诊尺肤、切寸口脉、望面色这三种诊法在一般情况下，都能单独地了解病情。因为尺肤、寸口脉、面色每一项都能相对独立地反映机体的全部状况。尽管如此，《内经》仍然主张将此三者结合使用，认为三者相参，诊断准确率可达到百分之九十；仅采用二种或一种方法，准确率只能达到百分之七十或六十。
《内经》批评某些医生不用问诊，不了解病情始末，不调查病人的精神心理变化和饮食起居失调之处，慌慌忙忙单凭寸口之脉象就下断语，这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内经》总结的“以表知里”和“以此知彼”两种重要的认识方法，构成了中医诊断的基本原则。在治疗方面，《内经》运用普遍联系的理论，指导辩证方法，提出了内病外治、外病内治、正治反治、补虚泻实等方法，产生了当时所能达到的良好效果，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实践价值。
经络——伟大的科学发现《内经》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还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具有我们民族独创性的经络学说，揭示人的生命现象与各脏腑器官组织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后经历代医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与藏象学说一起成了中医基本理论的核心。
《内经》认为经络是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全身，阴经系脏，阳经系腑，是人体气、血、津液运行的通道，是沟通表里上下，联系体内外各脏腑器官的传导系统，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的重要作用。《灵枢。经脉篇》所讲经络，包括十二正经，三百六十五络。十二正经的循行路线是：手之三阴，从胸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此外，《内经》还记载了“奇经八脉”（即任、督、冲、带、阴跷、阳跷、阴维、阳维，其作用是调节正经气血）、腧穴，以及它们的分布循行情况。
在藏象经络学说的基础上，《内经》从理论的高度总结、完善了我国古代行之已久的针灸疗法。认为不用药物，只施微针，就可达到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治疗百病的目的。《灵枢。九针十二原》记载，针疗使用的针共有九种，即镵针、员针、鍉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九针形状大小各不相同，用处也不一样。如锋针作用是发痼疾，铍针作用是取大脓，员利针用于取暴气，长针用于取远痹等。在不同的季节，可以采取不同的腧穴针法，还可因人、因病的不同，根据经络互通的原则、斟酌治疗。如病在上者可从下取之，病在下者可从高取之，病在头者可取之于足。还可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等。
针疗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程，若病浅针深，就会内伤良肉；病深针浅，则病气不泻；病小针大或病大针小，要么气泻太甚，要么气不泄泻，都会产生不良结果。这些内容对后世针灸临床的各种手法和循经取穴的理论都有很大指导意义。
关于经络的实质，还是目前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理解是古人对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的朴素认识，其中还可能反映了某种尚未被发现的物质载体或媒介。但现代科学已证明，藏象经络所揭示的人体生理、病理联系，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经络现象，以及建立在经络理论上的针灸疗法，正在越来越广泛地为世界所承认、所接受。按照藏象经络理论治病，在很多方面能够产生目前西方医学无法达到也不能解释的疗效。这是因为，它尽管朴素，却的确反映了人体作为整体所特有的许多规律，为西方医学所未能企及。完全有理由说，藏象经络理论是可以与造纸、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并列的，值得我们民族自豪的第五大发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内经》的藏象经络理论必将愈益显示出它所潜藏的伟大意义。
中医及其理论历数千年而不衰，经过了漫长历史实践检验而至今有效，这应是人类文明史上首屈一指的奇迹。作为中医根本典籍的《内经》，内容深刻，规模宏大。从宏观宇宙论到借助显微镜、透视机等现代科学实验手段才能证明的人体微观生物学，我们的祖先得助于比较发达而又独特的理论思维，在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两千多年前，取得如此高超的科学成果，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内经》由此不仅长期为国内医家所重视，也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医学家、科学史家的注意，被译成日、德、英、法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国际针灸组织把它列为必读的参考书。近年来，除医学和哲学工作者外，还有天文学、气象学、数学、控制论、生物学等专业人员，从多方面对《内经》进行探索。可见《内经》不仅是科学史和哲学上的重要文献，而且直接具有现实的科学研究的巨大价值。
1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西汉司马迁修撰的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于公元前145 年出生于夏阳（今陕西韩城）的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汉朝太史，司马迁从十岁开始学习古文。20岁后，走出书房，历游名山大川，足迹几遍全国，到处探访古迹，采寻遗文逸事。后来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尽读皇家图书馆所藏典籍，开始了史书的写作。然而平静的著述生活只过了五年，灾祸就从天上飞来。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惹恼汉武帝，被逮捕下狱，处以宫刑。
出狱后改任中书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穷毕生心血，终于为世人留下了《史记》这一不朽的煌煌巨著。
在《史记》写作过程中，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即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信中以激愤的心情叙述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蒙受宫刑的冤屈，同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