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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狡兔三窟
伏尔泰屈辱地离开了普鲁士。现在他要往哪儿去呢？他回到了巴黎，可是巴黎并不欢迎他。路易十五对他的情妇蓬巴杜夫人说 ：“我不愿伏尔泰回到巴黎来。” 伏尔泰也已预感到，要想在巴黎栖身，是不可能的了。并且他也不愿再在巴黎生活。向往多年的巴黎生活，给他留下的回忆并不美妙。因此他想寻找一块地方，能使他感到安定，感到自由，并且不会受到专制暴政的打扰。
路易十五对伏尔泰采取这样的态度，其实是一个失策。伏尔泰是一个影响极大的人物，有人说伏尔泰的逃亡是王室与文人分裂的标志，这样说是有道理的。路易十四优待文人，实际上就等于软禁了他们；而路易十五轻视文人，也就等于是解除了他们的束缚。因为文人是可以制造和支配舆论的，而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忽视舆论。伏尔泰的逃亡确是法国君主制衰败的象征。
伏尔泰在６０岁以前，从没有过自己的房子，都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由于伏尔泰是个善于经商的文人，他几十年来积攒了一大笔金钱，他要为自己买一座房子，定居下来。经过反复思考，他选择了瑞士。瑞士是一个新教国家，伏尔泰天真地认为，那些宗教改革家是被别人虐害过来的，他们总不会再去虐害别人。同时，瑞士是一个共和国，在这里总不会再受到君主及其走狗的迫害。６０岁的伏尔泰，于是在日内瓦定了居，这时是１７５４年。
伏尔泰和德尼夫人在日内瓦买了一座大房子。这个地方原来叫做圣约翰庄，因为伏尔泰是反宗教的，不愿自己的房子顶上是个圣者的名字，因此改名为快乐园。伏尔泰同时又是个天主教徒，而旧教徒是不准在日内瓦置产的。因此伏尔泰借钱给德龙芗医生，让他买下这座房子，同时给伏尔泰一张终生租住契约作为借款的利息。这样，总是在漂泊动荡中生活的伏尔泰，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快乐园位于俯瞰雷曼湖的一块高地上，风景秀丽怡人，视野开阔，气候宜人，是一个居住生活的好地方，现在已成为伏尔泰的纪念馆。 伏尔泰在日内瓦的生活，令我们想到另一位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卢梭。卢梭生于日内瓦，并且自豪地声称自己是“日内瓦公民”。 当时卢梭听说伏尔泰定居日内瓦时，他十分高兴。尽管伏尔泰和卢梭的私人关系一直很不好，卢梭对伏尔泰还是非常崇敬。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伏尔泰不仅是最机智的人，也是社会中最和蔼可亲的人，倘若人们只考虑他的智力的话，那就必须跪着度过一生。” 卢梭还给伏尔泰送来了他刚刚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伏尔泰对卢梭的观点一向持不同意见。他以前读过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 这是卢梭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广告后写的文章，并在征文中获奖。卢梭认为，文明的发展并不能促进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他以中国为例，证明他的“文明否定论”， 中国古代科学和艺术都很发达，文明很进步，但文明进步并不能纠正中国人的恶习，也不能使中国免遭异邦的侵略和征服。在中国，文艺是受人尊崇的，如果科学和艺术能够淳化风俗的话，文明的进步就应该能鼓舞中国人的勇气和斗志，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自由而不可征服的。可是事实是，中国众多的文人学士并未给中国的进步与发达带来什么帮助，中国仍旧遭受异族的统治。
伏尔泰收到卢梭寄来的第二本书后，给卢梭回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及对卢梭这本著作的看法，而是和卢梭讨论了他的第一本书的内容，指出反对卢梭文中所谓的文明否定论及原始主义，并且说不愿意像动物那样用四条腿走路。他还说，大的罪恶都是著名的无知之徒犯下的。
卢梭收到信后立即给伏尔泰一封回信，信中提出，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为了反对政府的腐败，反对 恶行而写，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去写了。如果他不曾读书或写字，也许会比现在生活幸福。他还写道 ：“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来自错误而不是来自无知，一无所知对我们的伤害要少于自以为知。”
由于伏尔泰和卢梭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而卢梭在文中以中国为例证明自己的文明否定论，因此伏尔泰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并且把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道德作为启蒙运动的有力武器。他选择的着眼点是中国古代悲剧《赵氏孤儿大报仇》。
《赵氏孤儿大报仇》， 或称《赵氏孤儿》， 是中国元朝剧作家纪君祥作的杂剧，其取材于《史记赵世家》。大概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一家，并搜寻赵氏孤儿赵武，想要斩草除根。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定计救出赵武，并由程婴将孤儿养大成人，最后报仇雪冤。
伏尔泰在一些书上看到译成法文的《赵氏孤儿》，觉得很受启发，决定以这部元剧为原本，写一部悲剧《中国孤儿》。 但中国元代杂剧的原剧情十分复杂，不易改写，并且缺乏恋爱情节，这样的悲剧在欧洲剧坛恐怕不会受欢迎。因此，伏尔泰对原剧大加删改，使之符合欧洲戏剧的审美观。改编后的悲剧《中国孤儿》的大致情节是： 成吉思汗率领鞑靼军队灭金之后，侵入中国，占领了中国黄河以北的地区。他回到北京，发现他所心爱的女人依达姆嫁给了一个高官盛悌。盛悌曾从入侵者手中救出王室最小的王子免遭侵略者的杀害。成吉思汗让依达姆作出选择，要么与丈夫离婚嫁给他，要么与丈夫及那孤儿一起被处死。依达姆和盛悌宁死不屈。最后成吉思汗被他们所感动，放了他们及那个孤儿。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虽然是从中国戏剧改编而成，其实与中国原剧已有极大的不同。他把故事的背景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往后推移到１７００多年后的元朝，又把一个诸侯国家内部的文武不和的故事，改编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文野之争。在艺术上，他按照“三一律”的戏剧法则，把剧情的时间从２０多年缩短到一昼夜，删掉原剧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除奸、报仇等情节，突出托孤、救孤两个情节，再加进去一个爱情故事，就布局成了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五幕悲剧《中国孤儿》。
伏尔泰一生中对戏剧的热爱都非常浓厚，并且创作过不少很成功的戏剧。 这次改编的《中国孤儿》，也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获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把中国的戏剧故事搬上法国舞台的作法，在伏尔泰之前的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还没有发生过。伏尔泰改编的成功，激发了不少英法等国家的戏剧艺术家们对中国戏剧的兴趣，随即，有更多的中国戏剧被引入欧洲，改编成欧洲式的戏剧。伏尔泰也因这次的改编的成功而获得更高的声誉。当时的《爱丁堡评论》曾写道 ：“伏尔泰先生也许是法国最有名望、最有才华的作家……在他最近的悲剧《中国孤儿》里，他的创作天才尤为突出。我们读了这部作品，一方面觉得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奇怪，因为他把中国道德的严肃与鞑靼野蛮的粗犷一齐搬上了法国舞台，而同时与法国人最讲究的严谨细致的种种规矩毫无抵触之处。”
《中国孤儿》改编的成功，使伏尔泰从事戏剧的热情更加浓厚。专门在快乐园建造了一个小剧场，排演自己的剧作。每当新戏上演时，周围的群众就会蜂涌而至，快乐园里热闹非凡，伏尔泰为此而感到兴奋。但那时，日内瓦是禁止戏剧娱乐的，伏尔泰的行为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当局便发出禁令，严禁日内瓦居民到快乐园看戏，并勒令伏尔泰停止戏剧活动。伏尔泰不甘示弱，与日内瓦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正当这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来到快乐园，向伏尔泰请教《百科全书》中关于“日内瓦”条目的撰写问题。伏尔泰便建议达兰贝尔在辞条中写上要求在日内瓦建立公共剧场的内容，达兰贝尔遵照伏尔泰的授意写下了这一条目。关于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各个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卢梭反对这一内容，便写了一篇名为《达兰贝尔谈戏剧书》的文章，批驳达兰贝尔的观点。伏尔泰因此与卢梭展开辩论，卢梭又用《中国孤儿》一剧攻击伏尔泰。于是，在当时就开了一场针对社会实质性问题的，遍及整个法国的大论战。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原始的，未开化的人，是善良的、高尚的、纯粹的。在自然状态之下，没有工业、农业，没有法律，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没有战争、奴役与统治，天赋人权给人们的广泛的平等和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具有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在与自然进行斗争，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在斗争中增长了才智，发明了工具，引起了社会革命， 私有制随之产生，“自然状态”结束，而“社会状态”取而代之。于是，人类天赋的自由、平等与和平都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妒嫉、谋害、欺诈等恶劣行为，为使个人欲望得到满足，产生了无数的社会邪恶。因此，卢梭主张“生活简单化，回到自然去。”
这种观点与伏尔泰的观点是完全相背的。伏尔泰认为，卢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 其意在于寻求人的纯粹的自然本性，并借以论证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他的“回到自然去”也并不是真正的要恢复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而只是要借此激起人们对现实专制制度的憎恨，唤起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以便动员人们为建立一个符合自由和平等原则的社会而斗争。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从理论上也非常成功地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辩证法。伏尔泰对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精辟的分析，但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卢梭把“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完全绝对地对立起来，美化前者而谴责后者，把“自然状态”美化为体现完善人性的人类黄金时代，这是反历史主义的，是历史的倒退。卢梭把产生社会恶习的一切罪恶都强加于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头上，说什么科学和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变的愈来愈坏了；辩别善恶的树长大了，可生命之树却枯萎了；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正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源泉，这都是十分错误的。伏尔泰对这些错误论点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认为文明是应当提倡的，他歌颂理性，推崇文明，强调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他还把卢梭和教会神父相提并论，一概斥之为“可怜虫”。 这下子可引起了日内瓦当局的严重不满。再加上他在文章中称赞新教的牧师既不相信《圣经》， 又不相信地狱，只是与他一样的自然神论者，这样的称赞可是牧师们谁都不愿接受的。他又说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心是“残酷的”， 更加令人不快。虽则他写信给印刷所，争辩他原稿上写的是“严峻的”， 被误印为“残酷的”， 这种申辩方式是他惯用的伎俩。但事情最终演变的结果，是日内瓦当局的蛮横干涉。这下子，快乐园可不再是乐园了。他说 ：“我极爱自由的人民，但我更爱我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