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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袭扰活动，使敌军食不饱、睡不宁，疲困不堪，没过两日，就退回河口、七里坪、黄安、麻城等据点。所谓的“罗李会剿”，就这样破产了。
第二次是“鄂豫会剿”。
8月间，蒋介石又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一部分兵力，加上反动民团，对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根据地同时发起进攻。
徐向前根据第一次反“会剿”的经验，建议特委仍然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8月10日，敌首先向豫东南根据地进攻。红三十二师迅速转移到外线，使敌扑空。14日，敌向鄂豫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待机破敌，徐向前率红三十一师，在赤卫队的配合下，予敌以打击后，迅速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调动敌人。到了八字门，同红三十二师会合。在这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三十二师的领导人周维炯，肖方等。过去有一段时间，商城地委同鄂东北特委发生矛盾，造成互不信任，一度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次两师会合，徐向前十分注意团结，做了很多工作，使地方和部队在那一带相互配合得很好。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麻城以北、光山以南，于是，部署新的合围，南北夹击，投入豫东南的部队，也向西进击。红三十二师趁机返回根据地，红三十一师也跳出包围圈甩开敌主力南下，先后消灭了一些民团武装。9月下旬，敌人被迫收兵，“会剿”又告破产。
第三次是“徐夏会剿”。
驻河南信阳的敌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敌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向鄂豫边根据地发起新的围攻，企图将徐向前率领的红三十一师歼灭于天台山地区。
徐向前不与敌硬拼，遂兵分两路，利用敌人的空隙，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敌后。敌人围歼红军三十一师的企图遂告落空。
正当对敌情不大明了的时候，徐向前接到地方党组织送来情报，说南路有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正在撤退。徐向前将信将疑，立即和党代表、参谋研究。由于接连取得胜利，几个人头脑都热起来。大家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此时敌我兵力对比差不多，天台山地区山高势险，地形对我有利。群众条件也比较好，可以在这里打它一个伏击。于是决定在敌人必经的天台山铁子岗一带设伏。
傍晚，战斗打响后，徐向前发现情况不对，敌人兵力不是四五百人，而是一两千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在机枪、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此时，要撤退已来不及了。徐向前决定组织交叉掩护撤退，部队纷纷后撤。到天黑，只剩下他和附近的几个战士在坚持战斗了。敌人已攻到寨子下面。眼看不能再坚持了。这时徐向前由于扭伤了脚，行动已很困难，只好钻进一片树林，隐蔽下来。幸好廖荣坤带了几个人及时赶到，才把他接应出去。这一仗，情况不准，口张得太大，部队遭受了一些损失，和徐向前一起来皖豫边根据地的二队党代表桂步蟾也牺牲了。
部队收拢后，徐向前召集各队干部开会，总结经验教训。他和党代表戴克敏争着承担责任，使于部们内心都感到安慰。会上决定，部队相对集中，以大队为单位，分路游击，发动群众，相机袭击敌人。这时，冯玉祥发动了反蒋战争，蒋介石慌忙调兵应战。经过短暂休整的红三十一师，趁敌向平汉线撤退，兵分3路向外出击，先后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消灭和击溃敌4个民团，缴枪百余支。黄陂六指店驻有国民党正规军1个连，慑于红军声威，经过争取瓦解，全部投诚。红三十一师发展到700多人，600余枪支。
与此同时，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六安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连续发动了西镇起义，七邻弯与流波●起义，徐集民团起义以及桃源河起义。这些起义的游击队于1930年1月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开创了皖西的武装割据局面。
“徐夏会剿”终成泡影。
1929年9月，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特委。11月间，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大会选举徐朋人、王平章、徐宝珊、周纯全、詹才芳、徐向前等14人组成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徐朋人任书记，徐向前负责兵运。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军事问题、群众运动、教育宣传问题、共青团和青年运动等9个决议案。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12月27日在光山南部的吴家村召开了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72人，徐向前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曹学楷、徐向前等22人组成边区最高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任主席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徐向前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次大会，通过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发表了《告边区民众书》、《告红军书》和《慰问红军家属书》。
这两次大会作出的决议，是对中共“六大”决议的进一步贯彻，是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两年多的武装斗争经验总结，也是鄂豫边革命斗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在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徐向前、戴克敏、曹学楷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系统地总结了鄂豫边红军的组织领导、任务，红军与赤卫队及群众团体的关系，红军的整理、扩大与士兵教育，红军的游击战术等项内容。《决议案》明确规定红军的主要任务是：（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
《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和职权是：“造成红军内部的民主精神，帮助政治部训练士兵，督促士兵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工作”，并提出改良士兵生活的建议。对于政治工作，要求加强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的教育。提高士兵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能力，“组织士兵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加强士兵的识字运动”，提高士兵的政治文化水平。在军事训练方面，要“养成严格的军纪，加强游击战争的战术训练，加强连、排、班长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军事技术”。
《决议案》规定，赤卫队编为总队、大队、中队和分队，并区分为脱产的常备队和不脱产的预备队两种。明确赤卫队的任务，提出提高赤卫队的作战能力和军事素质，强调加强赤卫队的政治与军事训练。并且要求，苏维埃区域人民在40岁以下16岁以上者，须尽量武装，以扩大预备队，并为常备队不断输送新的血液。
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决议案》规定了七条原则：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
（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游击战术原则，是鄂豫边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宝贵经验的总结，也包含有徐向前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按徐向前的话说，“这些战术是形势逼出来的”。1958年11月21日，徐向前与豫鄂皖三省党史调查人员谈话时曾说：那时部队基本上是采取游击战术。我和戴克敏、曹学楷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如“决议案”上写的。戴克敏还写了“八会”（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这些都是实在的道理。敌进我退，既然打不赢，当然只好退；敌退我进，既然要发展，当然要进攻；硬打不行，就要诱敌打埋伏。这些都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当时游击队就是采取这些办法来对付敌人。这些战术是形势逼出来的。否则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不能打胜仗。
三战三捷三扩编
1930年初，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在鄂东北、豫东南巡视工作后，回到上海向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了三省边界地区的情况。不久，周恩来召集郭述申、许继慎和熊受暄开会。周恩来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宣布了中央关于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红军的军事指挥，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的决定。4月，郭述申到黄安，在箭厂河召开鄂豫边区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成立鄂豫边区特委，以郭述申为书记；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
会后，部队即进行了改编。建立了红一军军部，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3个师分别整编为一、二、三师。由徐向前兼任红一师师长，戴克敏任政治委员。还由原三十二师一部及地方武装组成了独立旅。红一师800余人，二师600余人，三师及独立旅各300余人。全军共2100人。红一军还成立了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前敌委员会。中央指定曹大骏任书记，委员包括军长、政委及各师师长。红一军与省委和特委发生横的关系，重大行动由特委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
5月，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开始了酝酿已久、规模空前的军阀战争，双方投入前方作战的兵力共达100万人以上，后方顿形空虚。这种形势，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中共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却在这时恶性地发展起来了。
红一军成立后，前委决定军长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向二、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徐向前带红一师向平汉路出击。这时，积极贯彻“立三路线”的“长江总行动委员会”给鄂豫皖边区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平汉路，以进逼武汉，并准备联合红二军和红六军进攻武汉。徐向前和红一军领导人虽然实行了向平汉路的出击，但始终没有准备执行进攻武汉的指示。
6月，徐向前率红一师西出平汉路，首先袭占了杨家寨车站。那是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徐向前率领部队从二郎店出发，突然奔袭杨家寨。这里驻着郭汝栋的第二十军两个连，睡梦中全部被歼。有的敌人被活捉时，还以为是做梦。直到红军发给他两块钱的路费，让他回家去，才完全清醒过来，连声道谢，说红军是“天兵天将”。这次夜袭，缴枪100多支。使一批新入伍的徒手兵，一下子有了钢枪。干部、战士个个喜笑颜开。战后，一师移驻黄柴畈，将后方赤卫军补来的300多人及数十名俘虏兵编入红军，将红一师的5个大队扩编为3个支队，辖12个大队，另加1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共1200余人。
6月26日，郭汝栋从广水派出1个团，进至杨平日以南的郑家店；从花园派出另一个团，进至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