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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总部设在通江县城，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住巴中。部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有了落脚地，有了粮食吃，有了衣服穿，涤尽满身征尘，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说：
“红军就是离不开山，离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
“有山就有红军，通南巴可真是落脚的好地方！”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抓紧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充分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工作。徐向前根据周围的敌情，将三个师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线，对付田颂尧的反扑；以一个师部署于通江及其以东地区，牵制刘存厚部，并保障战略后方的安全；另以少许兵力监视陕南的敌人。
川北没有经受大革命洗礼，共产党的活动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群众对共产党知之甚少。红军新来乍到，要立脚生根，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徐向前和陈浩昌法要求各部队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群众组织。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工作队的干部、战士按照徐总指挥的指示，深入到老乡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
农民渴求土地和粮食。“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归农民所有”、“破仓分粮”、“平分土地”等口号，有极大的动员力、号召力。有了红军撑腰，“精巴子”们敢于起来向地主老财讨还血泪债了。士豪劣绅丧尽往日的威风，被农民踩到脚下。每次开仓分粮，就像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衣衫褴楼的人群，互相诉说着红军的恩德，欢天喜地，领回了分得的粮食、财物。
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将现有地区划为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陕南特区，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俱乐部、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代耕队、耕牛农具合作社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县城到乡村，结成一张纵横交织的巨网，把大多数贫苦农民团结和组织起来。依靠这些组织，红军的粮食、兵员、服装、运输等问题，都较好地得到解决，少数地主武装的叛乱活动，也及时被粉碎了。
川北妇女勤劳而勇敢，是一支革命生力军。徐向前率红军刚翻过大巴山，就见打赤脚的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妇女们挣扎在水深火热中，流行的说法是：“马有笼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只有男州，没有女县。”她们不仅受军阀、地主、官吏的剥削压迫，而且受夫权的统治。男子大都染有抽鸦片的恶习，“瘾君子”的劲头上来，卖儿、卖女、典妻，使妇女的命运更为悲惨。红军来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规定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她们见到了天日。第一次省工农代表大会，就有30多名妇女代表出席，有11名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广大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踊跃参加妇女委员会，参加红军。方面军组建了妇女独立营（后改编为独立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唯一正规妇女武装队伍。
川北的士匪很多，聚啸在高山密林间，打家劫舍，绑架杀人，群众恨之入骨，叫他们“棒老二”。红军入川后他们与逃进山林的恶霸地主、散兵游勇狼狈为奸，经常偷袭红军，残害革命群众。各种封建会道门组织也在土豪劣绅的操纵下，发展会员，囤集枪支，伺机发动叛乱。巴中有个“盖天党”，会员达2000多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令各部队剿灭土匪，解散会道门组织，一批土匪和会道门头目、骨干，被活捉公审。群众高兴地说：“有红军在，我们再也不怕‘棒老二’了！”
为了分化敌人，红军总部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致书刘湘、杨森、刘存厚等人，提出互不侵犯。陕南的孙蔚如部是西北军的，与蒋介石有矛盾，与川军井水不犯河水，是红军的重要争取对象。红军总部曾派出徐一新等去陕南与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默约。
2月的川北，春意盎然。葱绿的群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爆竹一声除旧岁”，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来临了。通南巴的人民在欢庆翻身解放的节日里，自编自唱一首山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半夜三更出太阳。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一打虎，二打狼，穷人从此伸腰杆，
穷人掌印坐天堂。有吃有穿比蜜甜。
昂首阔步挺腰杆，锄头下面开金花，
压迫剥削一扫光。锄头下面长粮棉。
财主见了把头低，大爹干活哼小调，
老爷见了躲一旁。婆婆走路像风旋。
乾坤扭转来，这场喜事是谁办？
世道变了样。巴山来了徐向前。
节日对于徐向前已几乎是陌生的了。多年戎马生活，使他从未安安静静地过一次新春佳节。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欢度春节的情景，只保留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忆里。春节，他正在巴中县城的一座房舍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对付敌人反扑的作战计划。外面的节日气氛，像是和他无缘。几名参谋不声不响下棋、看书，谁也不去干扰总指挥。谁都知道总指挥的习惯：在他集中精力思考作战计划时，最需要的是沉静。只有电台工作人员送来电报，才能暂时打断他的沉思。
入川以来，徐向前不断考察通南巴的地形，地图上的一些山岳、河川、隘路、村庄，都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中。如果敌人发起进攻，采取什么作战方针？主力向哪里集中？决战的战场选在什么地方？如何组织反攻？都是他日夜思索着的问题。
红军总指挥部电台室，也弥漫着紧张、严肃的工作气氛。电台是红军的耳目，首脑机关的神经中枢。早在1931年，党中央就从上海派了受过专门训练的宋侃夫、王子纲、徐一新、蔡威等到鄂豫皖苏区，组成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小组。当时红军没有电讯器材，主要靠从敌人手里缴获；有时也通过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从城市里购买。徐向前异常重视电台工作的建设，规定各部队缴获的电讯器材一律上交总指挥部。他经常同电台工作人员吃、住、行军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在艰难的西征转移途中，他十分注意电台小组的安全，选最好的马给他们用，突围时派部队保护他们，被敌人切断时无论如何也要先把他们接应回来。现在电台小组探知田颂尧即将回师进击通南巴的信息，正不分昼夜侦听敌人电讯联络，分析敌人的种种动向，随时向总指挥部传递。
从情报获悉，四川军阀的成都混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田颂尧宣誓就职后，委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主力部队开始东调。军情越来越紧急了。方面军总部决定在通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粉碎敌人进攻的对策。徐向前总指挥带上参谋和警卫人员，翻山越岭，从巴中赶到了通江。
通江是座一面傍水、三面临山的小县城。人口不多，只有几百户人家，远不及人烟稠密、商业兴隆的巴中县城那样繁华、热闹。在城里有座小巧玲珑的公园，红军来到后命名为“列宁公园”。站在公园的小山包上，就能俯瞰县城的全貌。尽管这里十分偏僻，交通不便，但却有座修筑得相当坚固、讲究的天主教堂，矗立在县城中心，与一些破旧不堪的民房成了鲜明对照。离教堂不远，是座颇具规模的孔庙，正殿和两厢的偏殿足能容纳四五百人。西北军委和方面军总部的办公机关就设在教堂和孔庙里。
军事会议在列宁公园张国焘的办公地点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曾中生、周纯全、傅钟等人。表面看来，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是三巨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但实际上，大权在握的是张、陈二人，张国焘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的身份，一贯搞家长制统治。陈昌浩虽然最年轻，但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活跃人物。他能写能讲，又是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说话很有份量，有时连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有一次，陈昌浩签署布告，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前面，张国焘名列第二。张国焘看后自然不舒服，但又不便质问陈昌浩，曾私下对别人念叨：“是军委主席大还是总政委大？这样签署布告行吗？”平时，陈昌浩拿定主意要干的事，张国焘一般都同意，如果徐向前持不同意见，他们就两票对一票，使徐向前孤掌难鸣。但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对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又不能不倚重和依赖。只是在政治方面，很少要徐向前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徐向前分工管作战，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因这次要确定抗击敌人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张国焘才要他赶回后方参加会议。
从实际出发，规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是徐向前用兵的重要特点之一。他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周围的敌情、川北的地形特点和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方向，建议以“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方针打破敌人的围攻。即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向心退却，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我军再举行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针对有的人留恋以往的战法的思想情绪，徐向前说：“这与鄂豫皖不同，那里的情形适合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搞远距离奔袭，这里就得靠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要搞新的打法。我们的退却是为了反攻，退却的终点要看情况而定，必要时准备放弃通江，但是绝不能离开根据地，退到巴山以北去。”
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讨论，许多人深信徐向前的指挥才能。完全同意这一新的作战方针。会议确定作战事宜由徐向前负责，政治动员、群众工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由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等人负责。
会后，徐向前即返抵巴中前线，向各师进行具体部署。
田颂尧的“三路围攻”破产
2月18日，坐镇阆中的田颂尧令孙震率主力38个团共6万余人，分左中右3路向通南巴进击。这就是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大巴山下，响起了雷雨交加般的枪炮声。
敌人的战役企图是：以前敌总指挥孙震亲自率领的左纵队17个团为主攻力量，直扑南江，进而沿巴山南麓猛插猛进，切断红军西突的道路；以中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