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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高兴地接受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社会职业，背着行李卷，告别了父母亲，跟着大姐夫上了路，一路上想的全是好看的书。走到那里，他才知道，这是一个小杂货铺，叫“福兴源”，门面小得可怜，经营的主要不是书，有点心、红白糖、香油、小枣、烧饼和醋，还卖自家磨的面粉。算上徐向前，才两个伙计。大伙计比徐向前早到一年多，是东家的内弟。
这个店铺的老板姓赵，也是山西人。从阶级地位看，颇似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列举的小资产阶级中的“有余钱剩米的”，“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的那一部分人。这样的阶级地位和他梦想发财的愿望，使得他对伙计的使用非常狠。他对做学徒的规矩也是“活着不下工，死了不埋坟，投河、跳井与东家无关”。
徐向前的年龄小，受约束的层次也多，受店主和店主家里人的管不用说，还要受大伙计的管。说是当学徒，其实是勤杂苦力。一上工，就像套在车上的马，夹板扣得紧紧的。他天不亮起床，挑水，扫院子，倒尿壶，纺线，磨面粉。这家有两头大骡子，一天磨6斗麦子。可是没人换徐向前的班，6斗麦子的面，都由他一个人一箩一箩地筛出来。两头骡子换着班干，徐向前一个人顶到底。那时他不满17岁，力气不足，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一躺下就不想动。不想动也得动，夜间要起来两次，给骡子添草添料。这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所付出的劳动。
到了冬天，东家又给他加了一个额外的差事：去讨债。这对徐向前来说，比倒尿壶的滋味都难以忍受。欠债的人都是穷苦人家，有时进了欠债人的门，一看那清苦的景象，“我给东家要债来了”这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这时徐向前还没有那样自觉的阶级觉悟，但他的感情和欠债人是相通的。一个冬天，帐单上没有注销几户。店主责备他，还威吓他：“再讨不来就扣工钱！”徐向前说：“扣我钱我也讨不来！你爱找谁找谁，我不干！”
店主没有扣他的工钱，年关结帐时，他得了应该得的3块大洋。这是他劳动一年所得，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心里格外的甜。尽管他劳动的价值要比这高得多，但社会就是这样不公平，无法改变，只好服从。
这3块大洋如何支配，颇使徐向前费了一番脑筋。从小苦惯了，没有花钱的习惯，有了钱不知道该怎么花，他默默地计划了好几天，交给父亲多少？给母亲买点什么？要不要办点年货？后来他买了1斤糖姜片，孝敬母亲，一块大洋剩下来的，买了点年货，其余两块都交给了父亲，纳入全家的生活计划之内。他自己没动用一个铜板。
东家看他本份、勤快，也还有个机灵劲，就让他到前边去站柜台。这可以说是对徐向前的一种解放。在店里，唯一的一点乐趣是有书读。有书读，是他最高兴的事。他喜欢看小说，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外国的书几乎没有，能看到的，多是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书。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罗通扫北》、《薛丁山征西》、《薛仁贵征东》、《七侠五义》、《水浒传》、《红楼梦》、《荡寇志》……。在这里，他最先读的是《三国演义》。在家时，他听过许多关于刘备、关公、张飞、赵云的故事。他家的二层楼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关公画像。听父亲说，关公也是山西人，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威，温酒斩华雄之勇。听来的这些故事都是零碎的，他很想知道一个头尾。在店里看到这部书，正合他的心意。没几天就读完了。
读书，使徐向前的阅历又向前延伸了许多年。从书里，他领略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豪侠英烈的爱国思想和侠义行为。最使他倾倒的，是那些为民除害的剑侠武豪，谋勇兼备的兵头将帅。那时，他还没直接想到从戎，但却萌发了学军弄武的兴趣。他曾想过去学武，替穷苦百姓打不平。他看过的小说中，最使他不满的就是《荡寇志》。
《荡寇志》成书于清道光年间，接《水浒传》，从七十一回续到一百四十回，贯穿全书的中心主题是“但明国纪写天麻”。从这点出发，杜撰了一大篇宋江等如何被擒拿正法的故事。而那些贪官污吏都成了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大英雄。这部书颇受封建统治者的赏识。太平军攻下南京，南京清政府官员逃往苏州，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还不忘刻印《荡寇志》。梁山好汉一个个被整掉了，徐向前不忍看那些英雄豪杰饮刃抛头，没有读到最后就甩掉了。
学徒生活持续了两年多。对徐向前来说，这也是上学。他在这个“学校”里受的人生教育，比从前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在这里，他亲身感受了社会生活的又一个侧面——店员职工的生活。
就读于国民师范
有一件事，冲击了他的学徒生活。
一天，哥哥从太原来信，告诉他省立国民师范招生，是官费，用不着自己花钱，并说已经给他报了名，让他速到太原去。徐向前看完哥哥的信，高兴极了，当即决定放弃学徒，到太原去读书。他不需要同别人商量，也没有什么人可同他商量。父母不在跟前，亲友不在跟前，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都不把这个天天倒尿壶、当下手的小伙计放在眼里，他们理解不了他的雄心与抱负。
他心里默默地盘算着怎样离开这个店。向东家实说吧，怕惹出麻烦；偷偷地走吧，又怕给介绍他来学徒的大姐夫出难题。思来想去，还是隐去真情，到店主那里去告假说：家里捎信来了，有事要回去一趟。店主开始不准，说店里太忙，找不到替工的人。后来看徐向前执意要回去，也就答应了，要他快去快回。
徐向前名曰“告假”，其实他把所拥有的一切都带走了。不过“他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行李卷。
徐向前回到家，没等他说，父母亲都知道了。母亲有点担心，怕学不到头，还把店铺的差事丢了。父亲倒是想得开，说：“去闯闯吧，学不成，去看看太原，见见世面也好。”于是，母亲再次为他打点行装。
太原离永安村240里，是山西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山西人的心目中就是“京城”，阎锡山就像“皇帝”，这就无形中给去太原的人增加了几分庄重和严肃的气氛。徐向前像赴京赶考一样，牵动着一家人的心。
徐向前到太原，找到了哥哥，哥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切。他很顺利地踏入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大门，成为这所新学校的第一期学员。
国民师范在太原市小北门街，分东西两个院落。路东为校本部，有教室、大礼堂、图书馆、实验室、教员办公室、自习室和东西各10斋的学生宿舍；路西是大操场、校园、国师里（教工家属宿舍）。两院占地180多亩，建设耗资近25万元。这是当时山西第一流的学校。
这所学校是阎锡山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兴办的。他搞军国主义，推行“用民政治”。其内容包括民德、民智、民财。在民智一项内，就包括国民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通过教育灌输他的“主义”和“政治”。阎锡山深深懂得，“教育普及首在广造师资”，建设这样一所学校，每年招生20个班，两年结业就可得毕业生1200人，20年下来，山西105个县的小学教师就不至于缺乏，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样，推行他的“主义”和“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国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范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徐向前一入校就发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完全是军人装束。
徐向前走进校门，心胸豁然开朗，眼界大开。校园那么大，这在他走进校门之前，想都想不到。以前他向往的沱阳学校，无法与之相比。
校长赵戴文是五台县东冶镇人，是个秀才，曾在日本留学，毕业于宏文师范学校。在日本时，他和阎锡山一样，是山西同乡中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回国后，先后在太原宏林学堂、公立中学堂担任庶务或斋务长，并以此为掩护，发展同盟会员，积极开展活动。阎锡山任八十六标标统时，他是为阎锡山主谋定计的智囊。辛亥革命后，山酉成立了“将校研究所”，他任所长。1917年阎锡山扩编部队，给赵戴文安排了第四混成旅旅长的职务。赵戴文既懂文又会武，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把学校管得很严，课程安排得很紧，晚自习时学生才能有点自由。徐向前在这里开始他的“半军事”生活。
徐向前要学的课程很多，有语文、数学、英语、心理学、教育学、地理、历史、军事，还有音乐、体育、美术等等。据说，是按北京一所大学的课程设置的。学校很强调学好心理学和教育学，尤其注重儿童心理学，可以说这是主课的主课。在非主课方面，还有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沿用的健身方法之一。从那时开始到他的晚年，坚持了60多年。军事课，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上军事课的教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的营以上军官。
师范开学时，有两年制普通科20个班，叫“速成班”。学生1206名，都是山西省各县选送、经过考试录取的，徐向前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二部师范4个班，291名学生，是从天津、保定录取的中学毕业生；年底又招中学毕业生73人，开高等教育专修科两个班。徐向前入学这一年，师范学校共开26个班次。阎锡山对学校教育管得很严，开学后一段时间里，他每周都要去听课，经常对学生训话。
在这里读书时，徐向前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他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逼着我想一些问题。闲暇时间，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看一些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5、16页）这个时期，对他来说，主要的不是革命行动，而是接受革命的思想。经历和客观条件决定了他必须走这一步。这也很自然，他刚从乡下来，突然出现了一个变革现实的革命，要有一个思考、认识的过程。
“五四”时期的青年，是善于思索和追求的一代。徐向前身上明显地体现着这一点。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这是他逐渐形成的性格，也是他恪守的规范之一。列强、皇帝、军阀、官僚买办、投机商人，辛亥革命、不平等条约和生活在苦海中的劳苦大众，近百年来发生在炎黄子孙摇篮里的一系列事件，像洪水一样，冲开了思维的闸门，在他脑海里翻腾着，逼着他探索、解释，作出答案。
“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