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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什么抓我们的司令？”
“为什么下我们部队的枪？”
“这是破坏抗战！”
“把杨司令交出来！”
徐向前开始没动声色，在他们越叫喊声越高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徐向前拍案而起，怒目环视，厉声对他们说：
“你们的司令是好人是坏人，你们知道吗？他是中国人的司令还是日本人的司令，你们知道吗？他来到枣强为什么不打日本人，为什么要抓八路军的人，你们知道吗！”说到这，徐向前拿出日本人给杨玉昆的委任状，举到闹事人面前，说：“你们看，这就是你们杨司令的真面目！你们问为什么抓他，因为他是汉奸！”
闹事的人不声不响地退出去了。七六九团于5月25日进入枣强县城，收编了城内部队，随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冀南多数县政权的建立，为组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奠定了基础。8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电示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我们一般方针要加紧建立与强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得力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临时专员……，为此有请杨秀林（即杨秀峰）去路东并带干部暂时主持冀南政府的工作的必要。”
8月14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南宫宣告成立。这一天，50多个县的军政民代表齐集南宫，举行空前的盛会，一致选举杨秀林、宋任穷为正副主任，地方名流和国民党人士如刘季兴、孟夫堂先生等均担任了重要职务。至此，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更加巩固。作为党政军民活动中心的南宫城，被人们称为“小北平”。
再度会晤卡尔逊
1938年7月中旬，徐向前在南宫又一次会见伊万斯·福代斯·卡尔逊。
卡尔逊是美国的少校军官，在海军服役，1930年前曾两度驻中国上海任美国情报官，抗日战争开始，又受罗斯福的委托来到中国。他到根据地考察，是毛泽东同意的。卡尔逊和埃德加·斯诺曾目睹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情景，当了解到共产党在敌后领导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后，决定到敌后对八路军进行实地考察。他请斯诺通过在上海的八路军代表，把他写给毛泽东的电报发到延安去。很快接到了欢迎他去的回电。通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安排，他顺利到达延安，不久又转入华北敌后考察。
1938年1月7日，卡尔逊在辽县拜会了徐向前。那次会见时间很短，徐向前谈话中曾说：“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依靠民众的游击战争这两个法宝，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的！”这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年之后，他们在南宫又见面了，而且同住在华兴烟草公司的一个院子里，于是他们继续了在辽县的谈话。
这时邓小平也在南宫，这使卡尔逊喜出望外，得以同时访问这两位八路军著名领导人。他们断断续续谈了两天。
1940年，卡尔逊在纽约出版了《中国的双星》。其中有一章题为《在南宫会见徐向前和邓小平》，就是记述这次会见的。书中有如下一些描述：
……经过五天的艰苦路程之后我们到达南宫。非常幸运，我又见到徐向前将军。他还像我在辽县看见他时的那样和蔼和满面笑容，但是也瘦了一些，而且看起来他很疲倦。
南宫是一个水果之乡。当在这里逗留的两天之中，我们谈话时，小鬼们便拿来桃、梨和苹果。朱德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按：此时为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当时正在这里视察，他也跟我们谈了话。
这里有一种冀中所缺乏的沉着和自信。我试图分析一下这种不同的原因，感到这种不同在于领导人是沉着而自信的。这些八路军的人是满怀自信心的。他们在为生存而战的漫长年月里，深入而全面地考虑了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他们的主张是肯定的和明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自己运用这个战略的能力，也具有无限的信心。
河北省南部地区（用中国话说叫“冀南”）位于构成冀中南部边缘的那条公路以南，介于西边的平汉铁路和东边的山东大运河。它的南部边缘是在大名以北不远的一条线之间，河北省在那里变窄，像一只平底锅的锅柄，一直伸延到黄河边。这个地区大约有8000平方英里，面积约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相等。
日本人一度占据了从东到西横贯这个地区的一条公路，它把两条铁路联结在一起了，结果是人民遭受很大损害。在日本人向前推进时，中国的正规部队已经南逃了，人民只好自己想办法。有些人成了土匪，而另外一些人则试图组织起来，保护一些具体的地区。但是他们没有基本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很分散。
徐向前告诉我：“那是在12月间，这一地区的某些城市的代表来到辽县我师的师部，要求我们去帮助组织游击队。当时我们正忙得腾不出手来，所以我派了3个训练有素的非武装人员和他们一起回去。几个星期之后又接着派了24个人，1月间又派来4个连。这些部队组织了巨鹿和南宫的人民，并为我们在这儿创建了一个根据地。3月间，宋任穷带着一个骑兵团开到这里，扩大了发展规模。在响堂铺打败了日本人之后，我率领主力部队到达这里。”
“你们在响堂铺是怎样打败日本军的？”我问道。
他回答说：“那是3月31日，一支约有3000人的日本纵队，带着180辆卡车通过一个关口向山西开来。我们突然从侧翼对他们发动攻击，打死近1000人。（卡尔逊当时记述的敌军数字有误。）但是战果中最出色的是烧毁了他们的全部车辆。”
我非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中国土匪的。“你们消灭了他们吗？”我问。
他回答说：“在我们向他们说明了他们正给中国人的事业造成危害之后，他们还是欺压人民，否则我们是不会消灭他们的。”然后他对我讲了土匪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被编入八路军。他们必须同意：
坚持抗日直到日本撤出中国；
服从八路军的命令；
接受八路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人员；
不危害人民；
定期提出收支详细帐目的报告；
实行八路军的薪饷标准（等级是战士每月1元，指挥员每月5元）；
吃同样的伙食。
他说，汉奸部队（指编入日军的中国部队）必须通过消灭日本人来证明他们的诚意。
“仅仅这个地区，大约有5000名汉奸部队官兵向我们投诚了。”他说着慢慢地笑了。
我说：“徐同志，在我们谈条件的时候，我想具体知道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宣誓遵守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当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大吃水果。这时他靠在椅子背上，积极地参加了谈话。
他说：“这些原则是：收复失地；开展我们所有军队的集体行动；动员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贪官污吏；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和日本、朝鲜和台湾农民一齐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用之于抗战；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教育秩序；检举并逮捕汉奸；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他指出这几点时，我心里暗暗用我在山西、河北观察到的活动来和这些原则对照。我看到了实行每一项原则的具体事例。自离开晋西黄河地区以来，在我们访问的每一个地方，人们都非常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正在开始，滂沱大雨下了两天，这使我们延迟进发。但是，这也为和徐向前、邓小平谈话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邓小平在参加八路军之前，当过工人。他在法国呆过一段时间，并在那儿研究劳工运动。邓小平个子矮些，身体结实健壮，他的思想极为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整个的国际政局，他对情况了解的范围之广使我大为吃惊。他讲的一则消息使我感到震惊。
他说：“去年，日本从国外购置的战争物资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供的。”
“你肯定这一点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主要同情的是受侵略的中国一方，在我在中国内地旅行的8个月里，当我考虑到这件事时，我一直认为美国人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的国家，这是不成问题的。我太天真了！
他对我说：“是的，这消息是战争第一年结束时，从美国发的一则电讯中说的。”
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说这则电讯的报道准有错误，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助长我在过去一年来在这里所亲眼见到的大屠杀和苦难。
徐向前进来了，话题重新回到当地的局势问题。我向他问到这个地区的现状。
“现在日本人只守着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我们南面的大名城，这个地区的土匪已经肃清了。但是南边的一些地区并没有这么幸运。不过有一位很不错的人负责掌管大名与黄河之间的五个县，他名叫了树本。我们曾给他一些帮助。”
他想了解我打算怎样回汉口去。
我回答说：“我想看看山东的情况，然后我希望能在黄河那边到郑州以西找到一条路线。”
他对我说：“如果你难以找到一支护送队的话，回到这里来，我会设法送你过去的。”后来他的这个诺言对我很有用处。
会见徐向前和邓小平之后，卡尔逊到鲁西北去，行抵临清，孔庆德已带着小分队在城外数里远的地方迎接他。这就是徐向前为他做的安排。在卡尔逊一行离开南宫时，徐向前还曾赠送他们路费50元，每人1双草鞋，1个水壶，还给他们做了衣服。徐向前对卡尔逊说：“延安太苦了，这里好一些，以后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
和鹿钟麟的较量
1938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进入南宫。从此，在冀南掀起了磨擦与反磨擦的激烈斗争。
鹿钟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北京政变”时，他是旅长，逮捕曹锟，抗击吴佩孚，把溥仪逐出皇宫，都出过力。特别是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金城这件事，他一直引为骄傲。他是在不久前由蒋介石委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此行负有“收复失地”的使命。
徐向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与河北省府合作的指示精神，指示在南宫的部队、各阶层人士和群众组织，组成欢迎队伍，迎接鹿主席的到来。鹿钟麟在城外数里，就看见道路两旁站满了人，有数千之众，对这热烈的场面，他感到很满意。
接连几天，南宫的气氛都是热烈的。行政主任公署和南宫县政府召开了各方代表欢迎鹿钟麟座谈会。徐向前、朱瑞（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杨秀林、宋任穷、陈再道等几位领导，也都去鹿钟麟的驻地，向他介绍冀南的情况。大家都抱着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真诚愿望。
双方会谈中，徐向前提出请鹿钟麟以省府主席名义，对已经选出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和各县县长正式加以委任，让人民群众更加增强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坚持抗战的信心。
鹿钟麟对徐向前说：“我新来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