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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他要女人爱他，让她们因为感受到成了属于他的某个东西而不得不爱他。当一个女人把她自己给了他时，他便在她脸上、在她的表情中看到这种感受，而看到了它就等于占有了它。
西蒙·波娃是如此。
奥尔加是如此。
陶乐赫丝是如此。
米雪尔是如此。
阿莱特亦是如此。
在“他……与女人的关系”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西蒙·波娃：……我想问你的是……我们认识后，你马上就对我说，你是多伴侣化的，你不想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女人身上或一个恋爱事件上。我理解了这一点，而事实上你有一些恋爱事件……我想知道的就是这。在这些事件中，你发现女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什么？
萨特：无论什么都有吸引力。
西蒙·波娃：你是什么意思？
萨特：我发现你具有我要求于女性的最重要的性质。因此，就把其他的女人放在一边去了……例如，她们可能只是长得漂亮，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体现的东西比我希望于女性的多得多，别的人则较少，这样她们也较少卷入。粗略地说因为曾有一些人很深地卷入。但从整体看不是这样。
西蒙·波娃：但你的回答“无论什么都有吸引力”是非常奇怪的。这好像是一个女人只要偶然同你接触，你就完全准备同她恋爱。
萨特：啊！老天……
西蒙·波娃：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些女人常要投入你的怀抱，而你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有一些你认识的女人，你同她们没有恋爱关系。
萨特：我做了一些梦，爱的梦，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模特儿。她是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女人，在我一生中认识的女人有像她的。但我从来没有同这些女人真心恋爱过。而这个形象仍在我心中，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白皮肤的漂亮女郎，穿着小姑娘的衣服；我比她大一些，我们在玩一个通过卢森堡的池塘的铁环的游戏。
西蒙·波娃：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一个你梦想的故事？
萨特：不，它是……我梦想的。
出于婚姻习惯对允许男子另外作几次冒险，而女人却只能忠诚于丈夫这一现象的否定，萨特与西蒙·波娃在建立关系之初，就立下允许双方随时有可能去喜欢新的依恋对象，但在偏离主航道期间始终保持“一定的忠诚”的契约。
他们俩的确是这么做的。萨特与多个女人有过恋爱关系，西蒙·波娃亦是如此。但无论什么时候，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俩的关系是第一位的。他们曾试图组织“三人家庭”，由于萨特实实在在没有妒忌的体验，所以轮到西蒙·波娃与朗兹曼相好时，这种“三重奏”显得和谐而持久；然而，轮到萨特与陶乐赫丝等相好时，因为西蒙·波娃内心深处缺乏相应的承受能力，这种“三重奏”就难以为继了。
现在，他们俩又面临着一个难堪的局面。萨特深深陷入了与阿莱特·艾尔凯姆的关系，他着迷地贪恋着这个漂亮、聪明的花朵般的女孩子。起初以为她为萨特怀孕了，萨特决定娶她，后来证实怀孕的恐慌结果是一场虚惊时，萨特仍然愿意与20岁的阿莱特结婚。
显然这是西蒙·波娃所无法承受的。在这场危机达到极点时，西蒙·波娃对朋友们说：
“他不能对我这样做。”
朋友们并不全都赞成她的看法。因为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萨特曾向西蒙·波娃求婚，可她说了“不”，所以现在她也不能怨天尤人。
不过，面对西蒙·波娃的狂怒，萨特到底还是妥协了。天平最终倒向了与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这位伴侣身上。毕竟西蒙·波娃对他来说仍然是独一无二的。离此10多年后，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萨特如何看待他与西蒙·波娃的这种关系，他的回答是：
“这不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所能有的一种感情。”
西蒙·波娃的确是他实际上的妻子，虽然他们没有结婚，经济上各自独立，各有自己的住处，而且萨特还有其他女人（当然，西蒙·波娃也有过其他男人）。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萨特晚年时围绕他的女人反而多了，西蒙·波娃不但不介意这种事，实际上她反而高兴萨特能有这些交往活动，只要它们能激发他的生之欲望与兴趣。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已超出通常意义的爱情关系，而进入一种深层次的理解之中，从而达到无他无我、亦他亦我的境界。在西蒙·波娃身上，温柔体贴和豁达开朗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实在难能可贵。难怪萨特认为西蒙·波娃身上有着他要求于女性的最重要的性质，难怪萨特虽然与其他女性一度有过很深的卷入……包括阿莱特在内，……但从整体上都无法同西蒙·波娃与他的关系相提并论了。
阿莱特最后成了他的养女。
第十五章 无法容忍
1。 只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参与这场战争……
身为一个知识分子，西蒙·波娃十分珍视真实。当法国在北非的殖民战争愈演愈烈，而国内的报刊成了谣言制造厂，肆意掩盖那里的事实真相时，她内心阵阵痉挛。她首先读到在对兰当的审讯中由波多作的陈述……
一天夜里，我看到几个脸色阴沉的男子走到我桌边，他们是工兵团的成员，刚刚活埋完5名费拉加。
那5个人年龄在20…37岁之间。年岁最大的那个最晚死。他们告诉我说，他非常害怕……在夜色中，从他身上冒出的汗像水蒸气一样向上蒸发。当推土机推到他们身上时，一个个慢慢地死去。
接下去她又读到莱里埃特的叙述……
这些囚犯被倒吊在那儿。早上，我看过他们一眼；到晚上，我见他们还在那儿。他们的面孔死灰死灰的，但还活着。我试着用电流触他们。电流触到他们阴部的时候，他们叫得最响，电流也触了他们的嘴巴。
塞尔旺·施雷贝尔在几个月前被重新征召，到阿尔及利亚服役，当中尉。他的“目击记”先发表在《快报》周刊上，然后以单行本出版。官方因此传讯了他。这样一来，书的影响更大了。尽管他尊重当局，尊重军事传统，尽管他轻信了“黑人突击队”的种种神话，但他所描述的种种罪行本该还可以对舆论发生一点影响啊。他描述到：法国士兵“为了取乐”可以随意杀害阿拉伯人，囚犯被残酷地杀害，许多村庄被烧毁，一次又一次地发生集体屠杀。酷刑被用作获取情报的正常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可是，人们对这一切毫无反应。
“只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参与这场罪恶的战争，”西蒙·波娃痛心疾首地写道，“那些真的站起来讲话的人非但找不到听众，其他人反而要高声呼叫，力图淹没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由自主地听到了几句传言，他们就尽快地把它们忘掉。”
西蒙·波娃愤怒地指斥：至此，一个民族的道德已沦丧到了极点了！
以前，人们给她贴上过“反法”的标签。如今，她真的变成这样了。她再也无法容忍她的同胞这样胡作非为并以之为荣。“他们该把我从小培养成一名党卫队员，一名伞兵，而不应该让我有基督徒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良心啊！为了生活下去，我需要自尊。可是，在那些被强奸了几十次的妇人的眼里，在那些被敲断骨头的男人的眼里，在那些疯狂的孩子的眼里，我只是一位法国女人。……我决心不再做这场战争的帮凶。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我可以在集会上讲话，可以写文章，但我不过说一些萨特也说的话，而且说得还不如萨特好。这里，我会感到，在萨特和莫里亚克参与的静悄悄的示威中，我不过是紧随萨特的影子罢了。今天，在我看来，不管行动给结局带来的影响多么微不足道，我都应全力以赴投入斗争”。
2。 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张杀人的面孔
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打死了阿尔及利亚议会的前副议长阿里·谢卡尔，这位青年名叫本·萨多克。12月10日，对本·萨多克的审判开始时，萨特作为有声望的证人，挺身而出为萨多克辩护。当西蒙·波娃等人陪伴着他走向法院时，他非常激动。
西蒙·波娃坐在旁听席上，打量着被告席上那位满脸坦率的小伙子：在抵抗运动中，与他的行为类似的举动被称赞为英雄主义壮举；而如今的法国人却要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也许这个代价就是他的生命！
萨特是最后几个出场的人当中的一位。他以自己的态度与本·萨多克的态度相比较，解释说，不能期待年轻人表现出与年长者同样的耐心，因为年轻人从小只看到法国露出一副杀人的面孔。他煞费苦心地使用了一些不触犯法庭的言辞，强调说萨多克的行为是一种政治性谋杀，而不能把它看成是恐怖主义行动。法庭也为他的温和的措辞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判决结果出来了：终生监禁。这一消息令大家如释重负。只要战争一结束，监狱的大门就会为他打开。在为萨多克高兴的同时，也为发现法国还有人能根据良心判决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而感到欣慰。
1958年1月底，布律吉尔律师请西蒙·波娃为雅克琳·盖罗德齐作证，证明她品质优良。雅克琳曾是她的学生，成绩冒尖。后来，嫁给了阿尔及利亚的一位穆斯林教师，并一同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城市组织。她被指控参与密谋策划一次恐怖主义分子的爆炸活动，并被判处了死刑。左翼发起了一场拯救他们的活动，西蒙·波娃则在其中尽力。他们终于设法使法院改判了。
这时候，加缪被通知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时，当着无数观众的面宣称，“我热爱正义，但我将首先为我的母亲，而不是为正义战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将站在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边。以至于西蒙·波娃悲愤地写道，“这种虚伪，这种冷漠，这个国家，还有我自己，我都再也无法忍受了”。
3。 萨特：突遭破产和抱病工作
萨特破产了。
破产是突如其来的。他向来花钱大手大脚。负责管理他的账务的，是他的秘书克洛德·福克斯。他每个月有近4000美元的收入。他喜欢随身携带大笔现金，钞票给了他一种无聊的优越感。
破产是以税收查定1200万法郎的形式发生的。幸亏15年来他母亲不知怎么竟设法积蓄起了一笔巨款，税单悄悄地支付了，但他已不名一文。正当他不知怎样才能使自己和“家人”渡过难关时，美国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援救了他，请他写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表现成名前的弗洛伊德，那时他完全是错的，那时他的观念使他陷入绝望的歧途。
他们谈得越多，这个计划便越吸引人。当然，这个剧本不容易写。首先，如果不表现弗洛伊德错在什么地方，就难以反映他是如何得出正确观念的；其次，与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似乎从未作过不忠于妻子的事情，而且，确实到了新婚之夜还是个童男。人们听说过有关他过早的越轨行为的传闻，萨特则把这些传闻归结于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