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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加掩饰地谈论年老，无意中得罪了好些读者，人们用信件或电话对她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说什么“每个季节都有其美丽之处”，说什么“人到50意味着进入辉煌的秋季，硕果累累，金叶遍地”。一位主持“孤独的心”专栏的女子声称，去做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就能使西蒙·波娃面临的老年问题迎刃而解；一位女记者为了开导她，找出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人作样板，说这个女人乐于开餐馆、夜总会或时装店，因而青春焕然。即使对她充满热爱和赞美的读者，他们也认为西蒙·波娃应该一直是感觉年轻的样子，以免损害她在他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究其实，不少读者是把她当成偶像。他们乐于认为她永恒地保持安详，在与逆境，特别是与年老作较量时保持这种心态。然而，事实上任何生命除非夭折，都会走到某一转折点，在那里，人明显越过了一条边界，再也回不来了。就她本人来说，她在1958年到1962年这段时间里明显地感到自己变老了。因此她在《时势的力量》一书的“尾声”中自然而然地写道：
老龄，远离它时，你会把它看得很遥远。而那些在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的人，几乎都是年富力强的。曾记得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40岁了。”还没有等我从这一发现的震动中定过神来，我已经50岁了。当时攫住我的那种恍惚还留在我身上。
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老了。当我看到印成铅字的“西蒙·波娃”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谈论着的是一个年轻女人，而她碰巧是我。……
为了确信自己真的已经变老，我只好站到镜子面前。40岁时，有一天我想道：“在那镜子的深处，老龄正打量着我，也正等待着我，这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天，她会赶上我。”现在，她已经赶上我了。看到自己的脸……这不可思议的东西的时候，我经常目瞪口呆。我理解请人打碎所有的镜子的拉·卡斯蒂寥内。曾几何时，在别人的印象里，我对自己的外貌毫不在意。这正如那些身体健康、总能吃饱喝足的人从来不去关心自己的胃口一样。在那些我能够心平气和地观察自己的脸的日子里，我根本不去关心它，觉得它自己会照看好自己的。这种心绪到底还是结束了。现在，我已开始厌恶自己的外表了：朝着两眼耷拉的眉毛、向下松垂的眼泡皮、鼓胖过分的脸颊、因皱纹而使嘴角边产生的那种总是悲戚的神态。也许在街上与我相遇的那些人所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个与她年纪相符的五旬妇人，既不更老一点，也不更年轻一点。但是，我在看自己时，却感到脸已经遭到时间这一瘟疫的侵袭，对此又无药可救。
而且，其间还将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从今往后要发生的非同小可的新的变故只会是灾祸了。要么我看着萨特先我而去，要么我死在萨特前头。一个人由于你的离去而痛不欲生，而你又无法抚慰他，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而他先弃你而去，因而也无法再与你说话，这同样可怕。……然而，我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不愿去想自己灵肉俱寂的前景。我不无伤感地回想起读过的所有的书、到过的所有地方、积累的所有知识，这一切不会再增多了。各种音乐、各种绘画、各种文化、数不清的地方，一下子全都变得毫无价值，它们酿不出蜜来，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任何营养。……至于说那些各有定数的事物，我曾有过的那些经历，连同它们的井然秩序和随意排列……北京的京剧、韦尔瓦的竞技场、巴伊亚的candomblé、瓦德的沙丘、瓦朋西亚大道、普罗旺斯的黎明、梯林斯、卡斯特罗对50万古巴人演说的情形、一片云海中的玫瑰色天空、紫色的冬青、列宁格勒的白夜、解放的钟声、比雷埃夫斯上方桔黄色月亮、沙漠中升起的红日、托切洛、罗马，我曾谈到过和其他我未能提及的一切……它们也再不会在什么地方再生了。要是它们曾至少使地球变得充实，要是它们曾经孕育了什么……我眼前浮现起那一排迎风摇曳的榛树篱，心中回想起那句在我出神地凝视脚下的金矿时为抚慰那颗怦怦乱跳的心而发出的誓言：活好这一辈子。我丝毫没有食言。然而，当我回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那位年轻而又轻信他人的少女的时候，我才茫然若失地意识到自己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之所以产生这种“我受骗了”的感觉，并不是因为西蒙·波娃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影子，而是缘于她对现实世界的罪恶、恐怖的深恶痛绝。同时，她这种失望还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失望。发现了人类的不幸，发现了那个把年轻人曾希望过的“绝对”夺走的存在的失落，于是，她写下了“我受骗了”的话。由于她写了些大彻大悟的话，有些读者就把她当作一个被年老和失望压倒了的女人。甚至还有精神病医生认为她的这种心态是抑郁症发作的表现，因而好心地提议帮助她治愈这种疾病。然而，常识告诉人们，写轻松读物的作者未必活得轻松，而写伤感和辛酸作品的人往往充满活力，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崩溃了，绝望了，他还能写出任何东西来么？
4。 母亲之死与《安详的辞世》
正在罗马旅行的西蒙·波娃接到巴黎来电，得知古稀之年的母亲摔断了一条腿，朋友们已把老人送进了医院。
西蒙·波娃马上返回巴黎。医生已诊断出老人患了癌症。西蒙·波娃和她妹妹守在奄奄一息的母亲的床边。临终的情形是可怕的。当她妹妹向一个护士谈到她母亲在最后两周的痛苦时，这个护士说：“我向您保证，太太，这是很安乐的死。”
这个护士的感叹深深触动了西蒙·波娃的灵感，并成了她有关母亲之死的一本书的标题。《安详的辞世》（或译作《很安乐的死》）是西蒙·波娃最短的作品之一，也是萨特认为是她的最佳作品。该书是对一个在现代化医院中死于癌症的老年妇女的冷静的、有时是令人痛苦的描述。在写作这本书期间，西蒙·波娃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梦见母亲。大部分书评持的是赞赏态度。读者们认为，尽管书很伤感，但它有助于作家们经受住失去所爱者之后的痛苦。西蒙·波娃感慨地说道：作家们写出骇人听闻或极其痛苦的体验，并非出于怪癖、表现欲或是为了寻求刺激。他们借助文字的媒介把这些体验普遍化，让经历着各种不幸的读者们感受到兄弟情谊。事实上，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一个无法取代的功能就是克服人们普遍的孤独感；不克服它，彼此都会成为陌路。
第十八章 抗议与写作
1。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令世人瞠目结舌
1964年，由于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该年度具有轰动性的大事件。
10月15日《震旦报》刊发的一则电讯中，首次暗示了萨特有可能成为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萨特立即写了一则声明，经翻译后由他的瑞典出版商的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出于个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可能获奖的名单上，”他这么写道。还补充说，他的拒绝并不应理解为他对瑞典皇家学院不够尊重。
那天，萨特和西蒙·波娃正在蒙帕纳斯的一家餐馆大嚼猪肉，追踪而至的记者们告诉说，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了，他是得奖者。他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院士们根本不考虑他的拒绝呢？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的致辞写道：“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由瑞典学院决议颁给让…保罗·萨特，“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位荣誉的得主已经表示，他不希望接受诺贝尔奖。但他的拒绝并未改变本奖颁赠的有效性。不过，在这种状况下，该学院只能宣布颁奖仪式无法举行。
1964年10月号的《费加洛》杂志上，萨特就此作了公开声明，表示他因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而业已引起的丑闻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写信给瑞典学院，不要选他为得奖人，只是他不知道瑞典学院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别说明他的拒绝不是出于对瑞典学院的轻视，而是基于其个人的和客观的理由。
所谓个人方面的理由，是由于他对作者职责的观念的固有看法，而一向拒绝任何官方的荣衔，因此他这次的拒绝不是没有先例，譬如他拒绝过“荣誉勋章”，不肯进“法兰西学院”，假如“列宁奖”颁给他他也会同样予以拒绝。他以为，作家一旦接受这类荣誉，会使他个人所献身的事业跟颁奖机构发生关联，而作为作家，不允许自己跟任何机构发生关联毕竟是重要的。
至于客观理由方面，萨特认为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必须在没有任何机构的涉入下进行。再者，他认为过去的诺贝尔奖未能平等地颁给各民族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作家。以苏联为例，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萧洛霍夫获得此奖，而受到奖赏的苏联作家的作品又恰恰都是在国外编印而在其国内遭到查禁的。为了建立平衡，本可以在另一方面作一个姿态。再者，在阿尔及利亚期间，“当我们签署《121人宣言》时，我会感激地接受诺贝尔奖金，因为这会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且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的荣耀”。
末了，他表示了对瑞典学院的情谊。
此外，是否接受25万法郎的奖金亦使他踌躇。接受这笔奖金就意味着可以把这笔钱捐赠给伦敦的“反种族隔离委员会”之类的重要事业，拒绝接受这笔奖金就意味着这些组织失去了一次接受援助的机会。
在瑞典学院宣读他的声明之前，他不愿与新闻媒介见面，便躲在西蒙·波娃那儿。然而，安娜…玛丽打来电话说，她在拉斯帕伊大街222号被记者包围了。午夜，他动了恻隐之心，出面让人采访和摄影。翌日一早，他回到拉斯帕伊大街时，一辆电视摄像车已停在大搂前。
反应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称萨特是“不可救药的诽谤家和习以为常的辱骂者”，而安德烈·勃勒东把他的拒绝看成是东方集团宣传的胜利。最使萨特痛苦的是穷人的来信，全都诉说同一个内容：“把你拒绝接受的钱给我。”莫斯科方面也误解了他，萨特在作家协会的自由主义朋友们认为，萨特为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萧洛霍夫获得诺贝尔奖感到遗憾，是站到了斯大林主义者一边去了。
好在西蒙·波娃理解他。
好在卡罗来纳研究所所长S·弗利堡在一片为之大哗的非议声中仍对萨特拒绝接受此奖表示理解，并高度评价他：
“作为作家与哲学家，萨特是战后文学和知识分子的讨论中的一个中心人物……受赞誉，受争论，受批评。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内在，由深沉的、严肃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读者，以至世界。他的哲学被年轻人奉为一种解放而欢呼。”
2。 一个年轻粗壮的美国小伙子，敲响了她的家门
1965年3月，萨特拒绝前往美国为康奈尔大学就福楼拜和哲学作一系列演讲，以此作为他对越南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