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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区内，调不动一兵一卒。在这样的形势下，不甘心蹉跎度日的唐王终于决心御驾亲征，摆脱郑氏兄弟的操纵。他针对当时局势，提出了一个相当有眼光的大战略，战略核心为自己御驾亲征，进入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地区，西连湖南何腾蛟，东控福建郑芝龙，背靠广东，控制全局。如在江西得手，则利用浙东鲁王兵力牵制清军后方，以何腾蛟部出湖北，东下长江。席卷江南。为了将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唐王于十二月十六日离开福州，二十六日到达建宁，开始做西进赣州的准备。
这一计划，从纯战略角度上讲是相当厉害的，清方在注意到明军动向后惊呼“敌畏江南满州，故宿重兵于浙东以拒钱塘之渡，乘江西兵力之单弱，意欲夺路而出，以震动江宁；何腾蛟拥重兵从上游而动武昌，满州有数，东南半壁岂不一鼓而复乎。”他们也认识到唐王的计划如果达成，对清军部署于东南的势力来说，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然而，这一战略要得以实现，必须首先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一就是郑氏势力派大军随唐王亲征，然而，郑家兄弟只求保存自家实力，绝不可能卖力支持。对这一点，朱聿键也是看的很清楚的，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湖广总督何腾蛟身上，指望他及早发兵赣南接应。然而何腾蛟却另有私心，一方面他利用唐王的信任到处炫耀，在湖南境内威福自操，言出法随。另一方面，他担心若真将唐王由郑氏控制区内接出而来到江西，湖南，势必事事都要请示而行，权威也将一落千丈。因此他大玩手段，一面声势赫奕的派张先壁，郝永忠出兵迎驾，一面暗中嘱咐切不可假戏真做。兵行迟缓，使局势完全贻误，直到隆武政权灭亡前夕，何的先行使者才姗姗来迟。
东西两面碰壁，唐王一筹莫展了，首席大学士黄道周见唐王处处受制于郑芝龙，十分愤慨，自请督兵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部义军，设法为隆武朝廷打开局面。然而黄道周书生统军 ，不谙兵略。又处处受到郑芝龙的牵制掣肘，出师不久便被清军包围击溃，黄本人也被俘不屈而死。噩耗传来，朱聿键痛惜不已，却不知败亡就在眼前，1646年3月，清军金声桓部攻克吉安，一路势如破竹，包围赣州，经过数月激战，十月初清军破城。守城明军全部战死，，江西失守，隆武朝廷与湖南的交通为之断绝。江西战场本是明清两方都十分重视的战略要点，唐王首倡兵出江西，东西并举的大战略，却囿于多方掣肘，形格势禁，内部将领各怀私心，虚与委蛇。满腔抱负无法施展。清方却能令行禁止，号令划一，两方优劣之势，自然不言而喻了。
西线交通断绝，何腾蛟的援兵迟迟不至。东线局势也呈土崩瓦解之势。1646 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二月十九日，清廷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图赖领兵南下，进攻浙江、福建。与西线清军互相配合，东西并举。浙江是鲁王监国的控制区域。本与唐王为继立之事闹得不可开交，然而毕竟是同气连枝，唇亡齿寒。鲁王军队在清军的突然猛攻之下节节败退。防线完全崩溃。藩篱既失，清军乘胜部署入闽。郑芝龙海盗出身，惯于干的是投机生意，一早就做好了抛弃唐王，另投新主的打算。在与清方接上头后，便密令仙霞关守将武毅伯施福放弃天险，自动撤退。仙霞向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郑芝龙主动弃守后，清军便兵不血刃的从此长驱直入。接着郑又谎报海盗进犯其家乡安平，上疏道：“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海警则无家，非专救不可。”隆武帝派内使持手敕苦苦恳求：“先生少迟，请与先生同行。”郑芝龙置之不理，径自带领军队返回安平。
其实，郑芝龙的背叛并非个别现象。早在清军攻取浙江，局势恶化之时，许多朝廷重臣和地方官员就从保全自身身家性命出发，暗通清军，准备投降了，对此局面，唐王并非一无所知，但也毫无办法。。钱秉镫记载：“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门。群臣朝罢，将退，上命内臣捧出一盘，覆以黄帕，置御前。上谕群臣曰：“朕本无利天下之心，为勋辅诸臣拥戴在位。朕布袍蔬食，晓夜焦劳，有何人君之乐？只是上为祖宗，下为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负诸臣拥戴之初心。今观诸臣大非初意，昨关上主事搜得关中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今俱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锦衣卫检明封数，捧至午门前对众焚之。班中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问。有之者当从此改心易虑；其本无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贰初衷。特谕”唐王唯一的办法，是效仿曹操故智，以此手段来抚慰人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可谓不恳切。然而当时曹操已稳操胜券，唐王却是败亡就在目前。自然不可能收到任何效果。哀莫大于心死，从龙诸臣已打定主意要抛弃这位当初在舟中信誓旦旦，力图恢复的皇帝，再情真意切的言辞和权术手段对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秋风过耳罢了。
八月二十一日，唐王鉴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决定由延平移驾前往江西赣州，当时明军赣州守将尚在与清军苦战之中。唐王计划取道赣州往湖南收取何腾蛟部以图救亡危局，重新打开局面。但他缺乏实战经验，因为情报不明，在护卫军队不多的情况下还随行带领大批书籍和宗室，大臣一路前行。不久就得到清军尾随而来的消息，隆武君臣大惊，连忙狂奔不止，其狼狈程度有如当年刘皇叔败走荆州，扶老携幼被曹军追击的惨象，可惜唐王身边并无赵子龙单骑护主，张翼德独当长坂。二十八日走到汀州就被清军轻骑追上，隆武帝与随行妃嫔皆被俘于赵家塘。清军对这位皇帝十分忌惮，不敢照福王潞王例送至北京献俘，唯恐夜长梦多，于是在汀州就地处斩。据当时的目击者称，唐王与皇后被俘时都穿着戎装小帽，一同在汀州府堂遇难。还有一种传说认为当时汀州遇难的只是唐王替身，他本人则是逃到广东五指山出家做了皇帝。这种说法于史无据，本不足信。不过帝王劫后出家的传说，前有建文，近有奉天玉和尚李自成，后来又有人称行痴的顺治帝，加上隆武，也算一时之盛会了。
唐王一生几乎都是在逆境中度过，困难的环境磨炼了意志，也锻炼了才干。终于在危难之中被推上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他是一个胸怀大志之人，即位后一直以恢复为己任。然而在实际斗争中却处处碰壁，作为明皇室中血缘疏远的宗支，又是曾经的高墙戴罪之身，无法得到死守正统观念的南明诸臣广泛的支持，也缺乏自己的班底，终于在郑氏家族的挟制下无所作为，壮志以殁。他所依靠的南明诸臣，大多或是迂腐守旧，目光短浅的无能之辈，或是各怀私计，见利忘义的宵小之徒。在残酷的斗争中这些人或死或降，或逃或叛，终于冲刷殆尽。而来自底层的普通百姓，身份低微的生员小吏，却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南明政权抵抗满清的主要支柱。
第三章：魂不能南客莫招——史可法
史可法出身寒微，从小是出了名的勤学苦读，最爱在破庙烛灯下通宵达旦的看书，没想到一天雪夜遇到当时的东林领袖——大学士左光斗出来微服赏雪，一见之下大加青睐，就此收为门生。俗话说明师出高徒，低手才出自于暗师（韦小宝语）。左也是当时明朝政坛上铁中铮铮之人，他的言传身教无疑对史可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只可惜左老前辈行事向来光明磊落，有时未免失之于拘泥陈腐。史见样学样，不免失之变通，虽一生清正廉洁，却缺乏在复杂微妙的政治斗争中驾驭局势的才干机变，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崇祯末年，局势岌岌可危，思宗皇帝自然要考虑预作退路。这退路，就是当时人称留都的南京。留守重臣中一位是太监韩赞周，一位是功臣子弟赵之龙，这第三位，就是当时已在政坛上展露头角的史可法，时任兵部尚书。说来也荒唐，崇祯本来与史可法连面都未曾见过，只是因为大家都说他好，就毫不犹豫地调可法走马上任，所幸崇祯一生虽常常举动失措，这次到真的挑到两位忠臣。（他曾说赞周和可法出身寒微，比起来还是不如功臣子弟可靠，没想到后来可法赞周皆死于国事，降清的恰是这位与国休戚的功臣子弟，唉，崇祯呀崇祯……）
1644年，南北交通基本断绝，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忧心国事，正在调兵遣将渡江准备北上勤王时，噩耗传来，崇祯帝已于煤山自尽，南京顿时成为明王朝理所当然的政治重心，拥立新君组织政权，就成为留都诸臣的首要任务。
拥立新君，在当时有立福和立潞之争 ，立福是出于血统和就近考虑，而主张立潞的东林党诸君子以立贤为号召，但其实另有私心，他们一方面是害怕福藩借机报复，一方面也有借拥立飞黄腾达的打算，作为当时南京第一实权人物的史可法真是左右为难，作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他政治上倾向东林党人，自然不大想立福王，可又恪守宗法伦理观念认为应当按伦序推立神宗子孙。反复考虑之下终于想出妙计，于是秘密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密商，马士英手握江北重兵，若取得他的支持，想来应该万无一失了。果然身为外镇的老马受宠若惊，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搞折冲立同为神宗子孙的桂王（即永历）为帝。这一方案公布出来，人人皆大欢喜，以为大事已定了。没想到风云突变，福王求援于江北三镇总兵，马士英见风使舵改投福王。对这一变故，原本兴高采烈的史可法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写信给自己的好盟友马士英强调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力图劝说马回心转意。但马士英的权谋机变那里是史可法及得上的，这封信反而成为后来借以要挟可法的利器。事已至此，史可法只能痛悔自己轻信人言，结交“匪类”。但已悔之无及了。
史可法性格上的最大弱点是优柔寡断，缺乏政治家应有的决断和魄力。他总想八方应付妥帖，谁也不得罪，却往往事与愿违，几头不讨好。人送可法外号“老媒婆”，其为人惯和稀泥可见一斑。作为留都手握实权的第一号人物，若能一开始就当机立断拥立福王。权柄不至于旁落，四镇和马士英也没有可乘之机。福王不过庸人，但也有任人不疑的好处，若史可法借拥立得福王信托，政由己出，任用得人，未必没有扭转危局的机会。史可法其实自己也懂得这一点，他曾对人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意思是以管仲那样的能臣自居（只怕未必），认为如今大权在握，就算拥立福王做了皇帝，必然是惟己意见是从。皇帝虽然是个庸人，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话虽在理，可惜史公没有机会看看《教父》，柯里昂家族的军师汤姆？黑根就有过名言：“有的事你做就是了，没必要说出来。”史可法却是光说不练，他的受业恩师左老前辈又不是godfather之流的人物，必然没有教过他这样的政治要诀。史说的话很快就传了出去，舆论一时大哗，认为这样想，这样说简直是大逆不道，史可法从此更不敢有拥立福王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