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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出土秦简中未见只字焚书令的反映。2002年5月至6月，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在湘西龙山里耶发现了战国古城，出土秦代木质简牍36000多枚。这批珍贵文献的时间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之间；内容包括法令、文书、历谱、郡县等十余项。被认为大部分是秦统一中国15年间的官方档案。按理说，这批简牍中应有秦始皇三十四年颁布的焚书令，但经清理却只字未见。（图片：里耶秦简出土之地）
这一发现也证明，秦始皇颁令行法；并非人们所推想的那么雷厉风行于全国。
第四，从《汉书》所反映的实际看，秦以后各种图书的数量依然很可观。《汉书》是东汉人班固写的记述西汉历史的史书。其中《艺文志》记载了各种书籍多达13000多卷。这一万三千多卷中；大都是西汉初至宣帝多次奖励人们向中央进献之书；也理应就是秦焚书令之后众多藏匿之书。其中仅诸子书就有189家，4324卷（篇）；这些书大都经历了焚书→藏书→献书的历程。
通过以上简单统计；我认为清楚地证明了一个长期未被人们深究的大问题；即秦始皇的焚书令；其实是来势汹汹；收效甚微。但它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个中国图书文化史上的大案；留给后人太多的思考。
四
李斯与秦始皇合谋的焚书政策从主观上讲是要加强统一和集权，但对不同意见显然没有必要用烧书的方法来解决，这一作法，对人心的伤害太大了。有人认为焚书是搞了扩大化，似乎像淳于越那样的人就值得抓起来甚至杀掉，其实他仅仅是说说而已，充其量是思想不对头，而并非搞垮秦王朝，颠覆秦王朝，有什么必要因此而毁掉民间的藏书呢，这不是扩大化，是做法根本错误。这项不得人心的文化政策，激发了人们对秦帝国的逆反心理；虽于当时潜伏；但在之后反秦斗争中的作用是剧烈的。反秦的强烈社会文化心理，应是加速秦帝国灭亡的一个潜在要因。历史证明，秦始皇所主要焚禁的民间人们读的书；被大量地藏匿保存了下来。可以说，历史上任何焚书、禁书的行政措施，都是令人的愚昧无知和可悲之举，都会给后人留下那么多的诅咒，都会激发人们对书的更加钟爱；都会使图书文化得以更顽强的发展。秦始皇焚书受到了历代指责，唐代诗人章碣有一首《焚书坑》写道：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
竹帛烟消，指焚书的烟火熄灭，帝业虚，文化破坏，帝业动摇空虚。关河：函谷关、黄河，祖龙指秦始皇。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农民起义爆发的地区。刘项，刘邦小吏，项羽游侠，都读书不多。这首诗讽刺秦始皇，书烧了，帝业动摇了，激起民愤，起义的领袖恰恰不是读书人！
清人陈恭尹也有一首诗写道：
谤声易弥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
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有有未烧书。（《独漉堂集》）
“呼孺子”——这是人们熟知的张良获书的故事。张良原是韩国贵族的后代，秦灭韩后，他怀恨在心，变卖了全部家产，招募刺客，阻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没有成功，秦始皇下令捉拿刺客，张良隐名埋姓，一直逃到下邳，有一天他在在一座桥上过，一个老人走到他面前，一不留神鞋扔到桥下，让他去捡。张良吃惊不小，想这个老人，又见这人很老了，终于忍住，去桥下捡走鞋来拿到桥上。老人又很过分地让张良为让穿鞋，张良默默照做了。老人大笑而去，一会儿回来，夸他“孺子可教”，命他五天后大清早在桥上等。张良五天后一去，见老人早在桥上了。老人大怒，让他过五天再来。过五天，张良又迟到了、老大又怒，约他再过五天来。过了五天，张良半夜赶往，终于赶在了老人的前面。老人见他先到，高兴了，地是传了他一部《太公兵法》。张良就因为这次奇遇，成为后来汉高祖刘邦首师军师与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这说明民间用各种办法藏书，书一旦进入民间是烧不尽的。
对于焚书坑儒，历来有种种的否定与抨击，但是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是不可以简单论定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焚书是秦朝发生的一件大事，对秦朝历史而言，这次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秦朝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不稳定因素开始增多；对秦始皇而言，这次事件之后，他由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开始变为专制暴君；对李斯而言，这次事件之后，他处处迎合、屈从最高统治者的心态进一步表露，他这样做虽然可保全自身，但也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为秦朝，也为自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焚书这项不得人心的文化政策，尽管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贯彻执行，但由于其手段粗暴，做法野蛮，激发了人们对秦王朝强烈的反抗心理，后来爆发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有这么多人参加，其中包括孔子的九世孙孔鲋和许多读书人，说明焚书不得人心，李斯在这个事件中的恶劣表演，使人们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第五章 坑儒之祸
一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下，对治理国家的不同意见采取了粗暴的压制手段，通过焚书统一言论，禁止人们阅读《诗》、《书》、百家语。李斯是这一事件的策划者，企图用愚民政策和极端的手段维护专制集权。焚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秦朝历史上，人们常常把另一个事件与焚书并称，这就是坑儒。
坑儒是怎么一回事呢？
焚书坑儒虽然一直被人们放在一起谈论，普遍认为都属于秦始皇的暴政，其实，焚书和坑儒不是同一年发生的事，而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而且事件的起因也不一样。焚书事件的起因是淳于越等人提出要分封而惹怒了李斯和秦始皇，而坑儒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呢？
坑儒事件的起因是方术士侯生、卢生谩骂了秦始皇，又逃得无影无踪，秦始皇被骂得下不来台，羞恼成怒，于是在咸阳抓了460多个方士、儒生，并把他们坑杀。焚书和坑儒虽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但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秦专制政权对思想文化的摧残，对读书人的迫害，是秦始皇的暴政之一。
李斯是焚书的建议者，应对焚书负有责任，这没问题。那么，李斯与坑儒有关系吗？从目前的史料看，他似乎没有直接参与坑儒事件，但这只是表象，不能说明李斯和这件事没有关系。我们从李斯所处的地位看，他是丞相，是除了皇帝以外朝廷最大的官，他对于一次坑杀460多人的重大事件不可能不知道，秦始皇的旨意他安敢不执行？也许，他还是一些具体事情的操办者。另外，从这件事的性质看，坑儒和焚书一样，也是为了加强集权政治，这与李斯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可以断定，秦始皇的决定一定得到了李斯的支持。
秦始皇坑儒的直接原因是被方士欺骗了，方士欺骗秦始皇事件发生在他巡游过程中，秦始皇被骗却不知上当，反而兴趣越来越浓厚。李斯是秦始皇巡游的主要随从者，他目睹了秦始皇被方士蒙骗的全过程，作为秦始皇身边最重要的官员，李斯不但不去劝阻，反而一味迎合，阿谀奉承，从而导致秦始皇被方士欺骗得一塌糊涂，越陷越深，最后下不了台，一怒之下导致了坑儒的事件的发生。这能说李斯与坑儒没有关系吗？
二
前面说的秦始皇身边有“儒生”，还有“方士”，他们是一伙人吗？秦始皇巡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从秦始皇身边的人员说起。
公元前246年，秦始皇亲政，到他统一中国称皇帝，在他的身边，渐渐形成了三个文人谋士集团。
第一个集团是法家集团，以李斯、韩非为代表。秦始皇最相信的是法家，尤其在治国方针上，这支配他一生。
第二个集团是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集团。儒生信奉孔孟之道，主张以王道治天下，但秦始皇并不欣赏，在秦朝政治中不占主导地位，作用有限。
第三个集团是方士。方士主要来自东方的燕、齐等地，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懂得古代的巫术。也懂一些医学，在思想上，他们鼓吹神仙论。认为海外有仙山。山上有仙人，长生不死，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秦始皇晚年，特别相信神仙，想长生不老。
秦始皇是怎样相信方士的神仙之说呢？这得从他的巡游说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马不停蹄地进行了巡游。他为什么要巡游呢？有两个目的，一是弘扬皇权，宣扬皇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尤其对东方的控制；二是找神仙，求仙药，想长生。秦始皇当了11年皇帝，出巡5次，平均2年多一点儿就出巡一次，可谓旅游皇帝。每次秦始皇巡游，李斯都随同前往。
第一次巡游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统一中国的第二年，这次巡游是向西，到达陇西地区，然后返回咸阳，时间较短，与寻仙没有关系。这一带地处戎族，秦始皇到这里表示国家已经统一，并举行纪念活动。当年他的老祖宗秦穆公就是在这里开辟疆土的。
第二次巡游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这次是秦始皇第一次到东方，这次东巡，路线长，活动内容多，仅在沿途的泰山、峄山、琅邪就三次刻石。负责撰写刻石文字的是李斯。《史记·秦始皇本纪》保留了这些刻石的内容。李斯在刻石中，极力颂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说秦始皇，“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功勋超过五帝，皇帝的恩德连牛马都能够分享。还歌颂秦始皇如何早起晚睡，日夜操劳，勤谨治国。这些刻石由李斯用小篆写成，字迹规整，字为长方型，粗细一致，很有气势。
此次秦始皇东巡，大开眼界。在泰山封禅，就是在泰山举行祭祀，以证明自己的地位得到了上天的护佑，更加名正言顺；还是见到了大海，无比辽阔的大海，波涛汹涌的海浪，使秦始皇分外激动，浮想联翩，他特别想知道大海里面有什么，他很可能在琅琊海边见到了海市蜃楼，看到了一片奇异无比的景致，更令他心驰神往。他太喜欢大海了，于是一口气在琅琊住了三个月，并迁三万户居民到琅琊台（琅琊台位于青岛海西岸的胶南市海滨）下居住，还免除他们12年租税徭役。（图片：琅琊台石刻）
就在这时，方士出现了，第一个人是齐人徐福。他主动上书秦始皇，说“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带领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遗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