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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不仅对于治理国家十分有用，在军事用兵方面更是不可缺少。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看，先秦两部著名的兵书，原来都是有图的。《孙子兵法》有附图九卷、《孙膑兵法》有附图四卷，图的分量都不少。《管子》一书，相传是春秋时齐的相国管仲所著，但据后人考证，也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其中专设有《地图篇》。《地图篇》中说：“凡是领兵打仗的人，在作战之先，必定要先熟悉地图，知道什么地方地势险要，什么地方是名山、通谷、河流、陵陆、丘阜，什么地方有丰茂的树林和牧草，还有道路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哪些是有名的城邑，哪些城邑已经废弃，哪些是荒地，哪些是已经垦殖的土地，都必须了解清楚，才可以制定作战计划，采取军事行动而不失地利。”这段话告诉我们，不仅当时运筹于帷幄、决胜于疆场的将帅人人离不开地图，而且地图的内容已经相当复杂。在一幅图上要说清楚这样多的问题，不仅要用多种多样的符号，很有可能还要附加若干的文字注释。
正是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需要，使历代统治者始终关注地图，不断收集、更新地图以使之更完善。后来，古地图加上说明文字，渐渐演变成为图经，最终同地方志融为一体。直到现在，地图仍是地方志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于我国地方志的起源，历代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主要的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地方志起源于古代的国别史，断言先秦的国别史就是最古的地方志；另一种认为方志起源于《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氏》一类地理书。甚至有人说夏禹的九鼎是“志之始也”（尹涟《（民国）定番州志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不够完整。无论国别史、地理书、古地图或是《诗经·国风》，都只包含了后来地方志的一部分内容。地方志的源头不止一个，正如长江的浩淼，是汇合了无数条涓涓细流的结果。
第四章 “杂述”的时代
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了分封制，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从此，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对地方资料的需要更加迫切。全国性的地理总志，以及从各个侧面介绍地方情况的著作，就在这样的气候下蓬勃成长起来。它们的名目繁多，称为地记、地志、都邑簿、郡书、图经等等。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它们统称为“杂述”（见刘知几《史通》卷十）。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的杂述，为综合性地方志的诞生准备了一片沃土。
第一节 千峰竞秀的史地杂著
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它在统一全国之后，只维持了短短的十几年，没有来得及留下什么重要著作。但是秦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无疑要收集大量各国的图书文档，以备治理天下参考。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占领了秦国都城咸阳，其他将领争着分取金银财帛，只有丞相萧何急忙先去接收秦朝王室官府的图籍，其中就包括秦代积累的有关各地的材料。因此，刘邦得以详细地知道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少，兵力强弱和民众的疾苦，为他最后战胜项羽夺取天下作了必要的准备。
待到国家稳定了，汉朝政府随即命令全国各地，将记载经济、贡赋等情况的“计书”和记载山川、风俗的“郡国地志”上报给太史。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到汉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太史那里的资料已经相当齐全。这是全国各地要统一向中央汇送本地资料的最早的历史记载。
统一的局面，充足的资料，以及中央集权政府对全国加强行政管理的需要，为编写全国地理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西汉成帝时，宰相张禹曾命令他的部下朱赣调查全国的风俗，编成《地理志》一书，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东汉末年，担任兰台令史的班固，利用兰台（汉代宫廷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的图籍，吸收朱赣等人的成果，写成《汉书·地理志》。这是班固所著的西汉史《汉书》中的一篇，是我国第一部以一朝一代的疆域和政区为纲编写的地理总志。它不再像以前的《山海经》、《禹贡》一类古地理书那样以自然的山河划分区域，而是在简述西汉以前疆域的沿革和九州的概况以后，以主要的笔墨，按照西汉的行政区划，分别叙述每一地区的户口、山脉、河流、关塞、祠庙、物产等。它条理清楚，材料翔实，是我国地理学著作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成为以后历代编写“正史”地理志的典范。 由于《汉书·地理志》只限于记述地理，不包含人文、社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还不等于地方志中的全国总志，但是它为以后编修全国总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此后，全国性的地理志还有一些，如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北魏阚〔kan看〕骃的《十三州志》、晋代的《太康地志》、陈朝顾野王的《舆地志》等，不过它们的影响都不及《汉书·地理志》，而且都失传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晋代挚虞编的《畿服经》，据《隋书·经籍志》介绍，此书有170卷。它除了和《汉书·地理志》一样地记载地理、风俗外，还记载了“先贤旧好”，开创了地志记述人物的先例，这就向兼记史地的地方志靠拢了一步。有人就根据这一点，认为《畿服经》已经是地方志的雏型了。
除了全国性的地理志以外，各种地区性的史地杂著应运而生。它们以一郡一县为记叙对象，内容多样，体裁各别。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三大类：一类是地理书，一类是地方史，一类是人物志。
地理书基本上是先秦地理书的承续，数量最多的是地记，也称为地志。如东汉王褒的《云阳记》（陕西三原）、李尤的《蜀记》（四川）、陈术的《益州记》（四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种《荆州记》（湖北）等。它们一般只记载疆域、山川、道里、物产、风俗，少数已注意到记录历史典故、古迹和传说。地记不是奉命编写的官方材料，它们的作者多出身于当地的世家大族，或者曾在当地做官，和地方豪族有密切的交往。这些作者自身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当地有感情，有细致的观察，为了给地方豪族增光，还往往借地记夸耀乡里的富盛，风光的幽美，因此写来文笔流畅，生动如见。如南朝宋人盛弘之的《荆州记》，记长江三峡的奇丽景色：
“三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 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日月……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夏之时，则素湍绿潭，迥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莹峻茂，良多雅趣。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九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一声泪沾裳。’”
“宜都西陵峡中有黄牛山，江湍纡回，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暮，黄牛如故。’”（引自《艺文类聚》卷七）
地记、地志中，有一些只记录一个地区的某一个方面。如《庐山记》、《汉水记》、《湘中山水记》专记山水；《诸番风俗记》专记风俗；《洛阳伽蓝记》专记寺庙；《交州异物志》、《凉州异物志》、《南方草木状》专记物产，等等。它们可以说是后来专志的先驱。
专门记载都市情况的称为都邑簿。都邑簿中只有东汉的《三辅黄图》还能看到后人的辑本。“三辅”是汉代长安附近的京兆尹、左冯〔ping凭〕翊、右扶风三个政区，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咸阳一带。它们从三个方向夹辅京师长安，所以合称“三辅”。《三辅黄图》本来有图有文，后来只剩下一些被别的著作引用过的文字，可以看出它记载了长安地区的沿革、城池、苑囿、台榭、太学、祠庙、街市、楼观、官署、仓库、厩圈、桥梁、陵墓等，也记载了一些当地的风俗。后世修都邑志，往往以它作蓝本。都邑簿显然是后世都邑志的先声。
图经实际上也是地志一类，不过它是从古地图演变而来的。
秦汉以后，绘制地图的技术更趋成熟。为了表达更复杂的内容，有的地图更附有文字说明。《汉书·地理志》中，就有两处引了《秦地图》的文字。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三幅西汉初年的地图，一幅地形图，一幅驻军图，一幅城邑图。画的主要是汉初所封的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潇水流域一带。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地图。这三幅用途不同的图，图例统一，比例大致适当，图上不仅有山脉河流的名称，还有居民户数的统计。小小的长沙国拥有这样相当不错的地图，由此可以推想汉初制图用图的一般水平。汉朝宫廷中更是收藏了大量地图。西晋的裴秀，是我国杰出的地图学家。他在晋初做过尚书令，佐理国家军政，由于职务关系，就曾看到过国家收存的大批汉代地图。不过裴秀对这些地图的准确性很不满意，他经过认真考订，编成了我国的也是世界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图集》，同时总结前人的经验，创立了一套科学的绘制地图的理论，成为我国传统地图学的创始人。
随着地图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一部分地图根据需要，注释的文字越来越详细，渐渐形成了一种有图有说的新体裁，这就是图经。目前知道的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东汉的巴郡在今重庆市南的巴县一带。《巴郡图经》的图早已没有了，只保留了被晋代《华阳国志》引述的一段文字。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郡太守但望在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上疏说：“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但望认为巴郡面积太大，管理非常困难，官吏休假探亲，来回几千里，一年也回不来；发生了盗贼，捕盗的人要十天才能赶到出事地点，盗贼早已逃之夭夭。所以，他建议将巴郡分成两个郡。从但望的语气推想，“图经”一定是中央政府很熟悉并且可以引以为据的官方资料。既然地处偏远的巴郡有图经，其他各郡想必也有。境界、属县、盐铁之类官员的设置、户口的多少和道里的远近，都是当时图经记载的重要内容。只因它是由官吏编纂的，主要供政府参考，在社会上很少流传，所以我们今天对它的了解只有这一些。
以记述地方人物为主的著作称为“郡书”。先秦的典籍中虽然有许多生动的人物故事，却并没有人物传记专书。实行郡县制以后，地方官都由中央派遣，为了解决官吏的来源，必须有一套选拔人才的办法。汉代主要采用“察举制”，由地方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央推荐品德好或学问好的人，有“孝廉”、“贤良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