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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将各州郡的境界、风俗、利弊编成一书，名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又另题一个名称叫《处分语》（处分，是吩咐、嘱咐的意思），亲自缮写，献给宣宗，连自己的家人子弟也不让知道。不久，薛弘宗被任命为邓州刺史，去谒见皇帝谢恩，唐宣宗根据《处分语》所提供的知识，一一嘱咐治理邓州应注意的事项，使得朝中“人人惊服”。薛弘宗也大为佩服，出来对韦澳说：“上（皇上）处分州事惊人。”
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继承了隋唐官修志书的制度，并且使它进一步完善起来。宋太祖赵匡胤初定天下，就重申州县遇到闰年要造图上报。所谓“图”，要包括土地物产、风俗所尚、古今兴废的原因、州县的土地及户口数等，显然不是单纯的地图，而是地志性质的图经。同时，在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也就是宋朝开国后的第12个年头，开始整理汇编全国的图经。先后由卢多逊、宋准负责，花费了四年时间，编成《开宝诸道图经》，这是宋朝所编的第一部全国图经总集。
30多年以后，在宋真宗时期，有一次更大规模的全国普遍修图经的活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阅读《西京图经》，觉得记载不够完备，下令全国各路、州、府、军、监都要将图经重作校勘补充。各地新修的图经报来以后，他嫌体例不统一，便任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人，按照统一的体例，对所有的图经重新加工。到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修成《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另有目录2卷，抄成342本，在第二年颁发下去。这部图经总集不但篇幅宏伟，而且是第一次将全国图经统一了体例，对各地编写志书起了示范作用，影响很大。但它到南宋后期已经残缺，只剩下十分之三四，明代以后就基本绝迹了。
在汇编《祥符州县图经》的同时，为了决定各地赋税的数额，又命令王曾利用《祥符图经》的资料，编了一部简明扼要的全国总志《九域图》，只有三卷，供制定赋额参考。此书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由王存等人增订成为10卷。它专记宋朝熙宁、元丰年间的情况，对于行政区划、各地之间的距离，以及户口、土贡（当地物产及其数额），记得特别确切，对于研究北宋的地理和经济很有用处。《九域图》的名称，原是沿袭唐《十道图》而来的，其实没有图，所以书成之后，王存奏请改名为“志”，这就是著名的北宋官修总志《元丰九域志》。
由于《元丰九域志》过于简略，宋徽宗曾打算再次重修。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宋朝政府设置了“九域图志局”，再次诏令各州郡重修图经。但是，没过多久，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宋徽宗、宋钦宗都被俘北去，修志计划成为泡影。“九域图志局”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从此以后，历届政府都采取这种设局修志的办法。
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过去地方政府编报图经，多半是以旧图经为基础删改添补，增入户口、贡赋等方面的新资料，就可以抄录上报。这时候就大不相同了。《（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的编纂者周应合写过一篇《修志始末》，叙述他受南京（指宋朝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留守兼建康知府马光祖之聘，“开书局于钟山之下”，“入局修纂”《建康志》的经过。这篇文章仿佛带领我们去参观了一处南宋的修志机构，让我们很具体地看到当时官修志书的编纂过程。
周应合在这篇文章中，一一列出了书局人员的编制和分工：有主纂者的助手，有事务管理人员，有抄写人员，也有专管收发传递的人。周应合本人是淳祐年间的进士，有学问，又有编史修志的丰富经验。他受聘后，负责制订修志的全盘规划，包括提出宗旨，制订凡例，设计篇章结构，作出所需人力物力的预算。修志正式开展起来以后，他要主持书局的日常工作，分派助手去采集资料，同时“夜考古书，朝订今事，右分编纂，左付刻梓”，承担主要的编写任务。马光祖则负责审查和批准规划，提供经费，调集人员。修志过程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马光祖请示决定。最后由马光祖审定志稿，并为志书作序。
可见，这时地方上的修志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修志是由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有才学的人担任编纂，并由政府提供各种物质保证。后来习惯将主持修志的地方长官称为“修”者，将实际编纂的人称为“纂”者，如《（景定）建康志》就可以写作“马光祖修，周应合纂”。主修人和主纂人都把修志看作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这样编出来的志书，和那些仅仅责成书吏抄录档案上报的早期图经相比，其质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官修志书形成制度，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件大事。封建政府倡导修志自有它的政治目的，客观上却成为地方志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全国上下大规模的修志，只有由政府组织才办得到。用行政力量来网罗人才，提供经费，提供利用官府文书档案的便利，都十分有利于提高志书的质量。从此，我国的修志事业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持续地开展起来。
第二节 遍地开花说图经
图经虽说起源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默默无闻。可能由于它图文并茂，既具体又形象，特别适合于中央集权政府了解各地概况的需要，自隋朝大业年以来，它成为官修志书的主要形式，从多种类型的地方文献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不仅数量猛增，而且逐渐荟萃了其他地方文献的长处，成为方志类图书的主流。
隋朝的图经都散失了，现在能知道书名的不过五六种。唐至五代的图经绝大部分也散失了，只是靠了我国大西北的干旱风沙，才保存下来一点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就是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十几种唐至五代的图经地志残卷。其中年代最早，最受学术界重视的，就是目前流落在海外的《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它们现存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所记的事物往往不见于其他著述，所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沙州图经》现存的有三件，一件纸卷长不到三丈，首尾残缺（图4），看不出书名；另一件只剩下79行，但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一行字，才使我们知道了它的原名。所记的内容有河渠、古城、堤堰、盐池、驿站、学校、祥瑞、歌谣等。这两件均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据学者考证，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6年）。还有一件是写在一个经卷的背面，只有六行，约90字，现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它的第一行题：“沙州图经卷一”。第三行写明沙州“属凉州都督府管”。记的内容是：“右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卤。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其木无椅、桐、梓、漆、松、柏。”学者们一直认为这就是《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另一个抄本。但有的研究者提出，凉州都督府建立于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沙州是它属下的8个州之一。到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沙州才升为都督府。既然图经上写着当时沙州还是属于凉州都督府管辖，这部图经的纂修时间必定在公元624至651年之间，必定比《沙州都督府图经》要早，所以，这应该是我国现存图经中最早的一部。
图4 敦煌文献中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部分）
《西州图经》大约成书于唐乾元年间（公元758—760年），只剩寥寥40几行，目前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内容是记道路、寺院、古塔等。
这几种图经，现存的都没有图，但是从行文的格式看，很像是图的说明，很可能原来另有图卷。《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还列有许多没有下文的空白类目，如“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铁”、“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营垒”、“陵墓”、“帝王游幸”等等，后面注着“右当县并无前件色”（本县没有以上开列的这些内容）。照此看来，唐朝对于编报图经，一定颁发过
统一的类目和格式。这种类目和格式是根据全国的情况拟定的，当地既然没有这项内容，就只好不填了。
唐代的沙州在现在的甘肃敦煌一带，西州在现在的新疆吐鲁番一带。另外，唐朝末年在中国做官的高丽人崔致远在他的《补安南录异图记》一文中曾说：“交趾四封，图经详矣”（《桂苑笔耕集》卷一六）。交趾，指唐代安南都护府管辖的地区，大约相当现在的越南北部。可见唐代编修图经已经普及到极边远的地区，繁华的中原更可想而知了。
当时还有不少图经由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携带到日本，藤原佐世在公元891年左右（相当我国唐昭宗在位时期）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土地家”一类，就列有《扬州图经》、《濮阳县图经》、《唐州图经》、《越州都督府图经》、《海州图经》、《州县图经》等。《州县图经》后面附注：“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剑南道、淮南道、岭南道各一卷”，可能是各地图经的摘录吧。公元875年，日本宫内藏书处冷泉院失火，皇室藏书荡然无存，这个目录，是在大火后重新收集的图书的记录（所谓“见在书”，就是“现在还在的书”的意思），失火以前的收藏想必还要更多。
唐朝的官吏十分熟悉图经，唐朝文人的诗文也常常写到图经。中唐诗人张籍有一首《送郑尚书赴广州》诗，广州是唐时岭南道的首府，诗人想象郑尚书作为节度使出镇岭南的威仪，以及到达广州后将受到的隆重接待：
“圣朝选将持符节，内制宣时百辟听。
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
郑尚书带着朝廷的符节到达那里，百官（“百辟”）静听他开读皇帝的诏旨（“内制”），不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要来舞蹈拜见，而且岭南道所管辖的地方都要向他呈送图经。诗人的想象必定有所依据，显见呈送图经是当时各地接待新到任重要官员的一项通行的仪式，也是汇报地方情况的一种重要方式。
大文学家韩愈在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被贬官到潮州（广东潮安），路过韶州（广东韶关），想要游览一番，就预先向韶州太守借看图经，并且写了一首诗纪念这件事：
《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
“曲江山水由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
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
“将入界”就是“带入界”。带着图经作为旅游向导，韩愈或许是中国的第一人。
盛极一时的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藩镇割据，国家四分五裂。这时，一些关心时政的大臣和学者热心于修志，希望帮助皇帝认识国家的现状，找到巩固中央政权，恢复国家统一的办法。如著名的地图学家贾耽，每献上一幅地图，都附一部《别录》，作为地图的说明。他配合《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编写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配合《海内华夷图》，编写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较为简明的《贞元十道录》。这些别录，记载风俗、山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