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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闽西党的 “左”倾领导人以此为契机发动一场肃反运动，制造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 党”的冤案。这一运动很快波及并影响到邻近的赣西南瑞金县。当时中共瑞 金县委书记兼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李添富等人无中生有，断定瑞金县里存在着 庞大的 “社会民主党”组织并要坚决肃清它，甚至下分青红皂白地把瑞金革 命先行者、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原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等领导干部和积极分 子当成 “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加以逮捕和杀害，不少人受到株连。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就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先在闽西巡视，后 被派往瑞金调查处理肃反问题。1931年8月邓小平来到瑞金时，县苏维埃工 作停顿，干部情绪低落，群众存在不满情绪，全县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如 邓小平所说，当年 “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 不久，根据上级指示，重新组织中共瑞金县委，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 此后，他深入基层和农村，听取干部和群众对肃清 “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反 映和意见，调查研究那些肃反对象，特别是被杀害者的家庭、工作和社会关 系等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果断地停止了这个错误的肃反运动， 对那些在押人员作了细致的审查，很快把蒙受冤屈的干部和群众释放了出 来。邓小平根据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经过调查，掌握了原县委书记李添 富等人对这次错误肃反造成恶果的事实，果断下达命令，拘捕了制造冤假错 案的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等人。 931年9月，邓小平在瑞金锦江中学亲自主持召开了瑞金县第三次苏维 埃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肃反工作、优抚工作、劳动法、组织消费合作 社等议案，选举了新一届的县苏维埃领导人。公审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李添 富、谢在权。会后，又逐步建立县属以及王田、桃阳、武阳、安治、城关等 单位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吸取这次肃反的教训，健全了各级司法裁判机构， 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作了严格的规定。在县城和王田、武阳、安治等 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肃错的干部平反。在瑞金县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推动下， “全县的局面大力改观”。
932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瑞金县的工作进行检查， 4月4日作出《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其中指出，“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入偏信口供使用肉刑 ① 等，己有大的转变”，瑞金县“在某些工作上面有相当的进步”。这是以毛 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邓小平在瑞金县纠正肃反 错误的肯定和评价。 二、抵制土地革命中的 “左”倾分田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一条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 正确土地革命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党内的 “左”倾 教条主义，推行一条错误的 “左”倾土地革命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 农分坏田”，对不同意这条 “左”倾土地路线的同志，便扣上“富农路线” 的帽子，进行批判。 邓小平在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曾以中央苏区为榜样，按人口为 标准进行平分土地，实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邓小平 “在右江地区开展 土地革命的一些作法，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 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② 。 为正确地开展土地革命，邓小平曾和韦拔群一起在东兰县一带，深入群 众、实地考察农民土地情况。他还到韦拔群的家乡东兰县武篆镇东里屯，召 开党政军干部会议，研究土地革命等问题，井在此开办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 亲自给大家讲述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接着，邓小平又同韦拔群、雷经天、 陈洪涛等人开会讨论和研究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他向大家介 绍了红四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 命对开创和建设右江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 埃政府颁布了 《土地法暂行条例》，其中吸收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土地 革命的经验，诸如“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 ①，在分配土地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此后，右江的 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这遭到了党的“左”倾领导者的反对。1930 年8月，李立三 “左”倾中央南方局，派邓拔奇等人到右江革命根据地检查 工作，指责邓小平领导的土地革命是在执行 “右倾富农路线’。 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和会寻安中心具委书记期 间，仍坚持实行毛泽东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和 “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 正确分配土地政策。他在瑞金开展土地革命期间，组织贫农团，发动农民起 来没收地主土地，把没收土地分成甲、乙、丙三类，以原耕地力基础，实行 好坏分匀，多少分匀的原则；并规定允许各区乡留一些好田为红军公田，收 益归公，用于扶持红军和军属以及救灾等，据当时记载，邓小平在领导分田 时使 “雇农独立劳动者分上田，中农分中田，有的雇农分上田，贫农中农平 分”， “有的地方，富农还分得好田，或三分之一的好田”。然后依“抽多 ② 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再行调整，使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趋于合理 。邓小平 ① 《红色中华》第16 期，1932 年4 月6 日。 ②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238 页。 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36 页。 ② 《红色中华》第16 期、第30 期。
还认为分配土地，往往“一次是分不好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要 ① 经过三四次以至好几次” 。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以劳力的 强弱作为分配土地标准的 “左”倾上地政策。 由于邓小平在瑞金等县实行了毛泽东的正确土地路线，抵制了“左”倾 的错误分田政策，从而使瑞金等地土地革命顺利开展，取得了较大成就。 三、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抵制 “左”倾的“城市中心论” 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着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毛泽东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以 “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而党内的“左” 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主张在中国走俄国 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结果使革命屡遭挫折。 930年6月11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 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月， “左”倾中央 南方局派邓拔奇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去贯彻其 “左”倾路线与冒险计划。邓拔 奇要求红七军禽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中城市，配 合中央以武汉为中心的 “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计划。9月，红七军召 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当时，邓小平根据红六军的实 际情况，对攻打柳州等大中城市的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几干人的红 七军，在百色起义后，都未能守住百色，现在怎么有能力去攻打柳州等大中 城市呢，这是没有把握的，也是困难的。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 府主席雷经大反对出去攻打大城市，主张坚守右江苏区。而邓拔奇及红七军 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则坚决主张贯彻中央攻打中心城市计划， 并压制与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甚至以违背中央决议为名，撤销雷经撤的职务， 后又将其开除出党。 后来，红七军在向柳州进军途中受挫，全军上下对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产 生怀疑，1931年1月3日，邓小平在全州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攻不攻 打桂林”问题展开争论，邓小平提出立即放弃攻打桂林计划，遭到邓拔奇、 陈豪人、龚鹤村等人的反对，却得到多数人支持。最后前委决定放弃攻打柳 州、桂林，部队先在全州休整。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等人借口向中央汇报工 作，离开了部队。以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在桂、粤、湘三省进行艰苦转战， 最后前委决定部队转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去 “汇合朱毛红军”。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后，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有了新的提高，更加坚定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认为，在中国国情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向着 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向着高山和穷乡僻壤， ① 那里没有敌人或是敌人力量弱的地方”。他的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 围城市的道路是一致的，同 “左”倾的“城市中心论”是对立的。在这种思 想指导下，他反对当时 “左”倾中央提出的攻打赣州、向中心城市发展的错 误指示。认为红军应留在苏区清除威胁大的地主土围子，巩固农村革命根据 地，发展革命力量，以便粉碎敌人新的 “围剿”。王明“左”倾中央因而指 责邓小平等 “打赣州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的讥笑，对党的指示的工作，完 ①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① 《斗争》第12 期，1933 年5 月20 日。
② 全怠工” ，是对抗党的主张。打赣州，是当时 “左”倾中央 “城市中心论” 的突出表现，邓小平等人能够公开大胆抵制这种错误主张，实属难能可贵。 四、反对 “左”倾的“进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 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及其应采取的军事战略方针， “左”倾 中央不顾客观实际，主观地认为是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强调在全国范围 内实行“进攻路线”，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然后夺取政权取得全国 性胜利；在军事战略方针上，强调阵地战与正规战，主张“全面出击”、“御 敌人于国门之外”、 “两个拳头打人”。 邓小平由于反对和抵制这种 “左”倾的进攻路线与军事战略方针，拥护 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错误批判。 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当时处于 “革命斗争低落”时期，敌 强我弱是事实，不具备 “直接的革命形势”。党的任务是根据形势发展而确 定的，革命 “只能是土地革命”，这就否定了全国革命形势处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