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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抛在一边，我面里什么也不要，但要放辣椒。”小平幽默的话 语，又引起一阵爽朗笑声。 庐山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生活作风上，廉洁奉公。他睡的床上用品， 如枕巾、毛巾毯等，都是要卓琳从北京自家带来的，从不动用会议的公用品。 三人吃的水果，或请人洗衣服，卓琳均如数付钱，尽量减轻会议的开支负担。 9月17日，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就要警卫人员向第七接待服务组按标准实缴 了三人的全部伙食费，然后与服务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后才离开。 （原载《涉世之初》1992年第5期〕
在江西的日子里 毛毛 十年动乱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回想往事，使人辛酸，使人激奋，也 从思考中得到力量。 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 “一号通令”。我的父亲，自从 被加罪为 “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 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当时我们这一家人已被 “文革”的狂流 冲得漂零四散。哥哥被迫害致残，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已下乡接受 “改造”， 只有我的祖母 （父亲的继母）一人留在北京。所以我的父母仅带上祖母，三 人于1969年10月20日乘一架专门押送他们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越被“史 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冲击得遍体鳞伤的半个中国，直到江西。由于长期关押， 他们对外面的政治形势发展所知无几，对这 “一号通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尚 下清楚。但能脱离在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重新与家人相见，无 疑是令人高兴的。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三位老人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一位省军区的 “负责人”对他们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买接受改造”之类。几天后， 他们就被送到了以后一直居住了三年多的地方。那是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 原步兵学校里面，从南昌坐二十分钟汽车到望城岗，从步校大门进去，是一 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原步校办公大楼，沿着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 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围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环绕而成的院墙。冬 青之内还有一圈竹篱。圆形院子的正中是一座两层红砖小楼，原为步校校长 所住。楼前四株月桂，楼后有一小小的柴房。楼上是两间卧房和一间起居室， 楼下有厨房、饭厅。另外几间则由派来监管的人员居住。这个步校在“文革” 中早已解散，现在偌大一个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室都 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每当夜阑人寂之时，远 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三位老人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他们互相体贴、照料，争着做家务 活。三人中的壮劳力是时年六十五岁的父亲，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 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母亲身体不好，血压的高压常在二百左右，但 她下顾头晕病痛，抢着做最累最脏的活。母亲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 时，父亲总是力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二百余岁， 他们相互之间体贴、爱护、患难与共的情景，令人感动。我的祖母是四川嘉 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解放前兵荒马乱的生活，磨练了她那坚强的性格。 解放后，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文 革”以后，她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被扫地出门，从家里撵了出来。她毅然担 起全家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重担。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 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到江西之后， 她更是做饭、洗衣，努力替我父母分担忧愁。她一字不识，但一辈子生活际 遇的坎坷，使她养成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的性格。在那几年中，她能和父 母一样地保持那种平和远视的乐观气质，使这个新家格外得到了镇定与生 气。 生活刚刚安顿下来，冬天已然来临。南方的冬季，又无防寒设备，冷起 来室内常常结冰。母亲的身体愈加不好了，甚至整日卧床不起。这是一个多
么难过的寒冷阴暗的冬天！但三位老人齐心努力，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为 了对付寒冷，父亲居然每日用冷水擦身。我想，只有精神上不畏寒冷的人， 才能战胜严寒。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严冬已过。一阵绵绵不断、下得人心烦意乱的春雨 过后，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青草从红上中刚刚钻出，瞬间便连成了一 片。那满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绽花开。从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团团、 一片片，如云如烟。梧桐新叶初发，很快便浓荫遮路。雪白的桅子花沿路皆 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风暴可以扫荡人们的生活，可以冲击人们的心灵，但 挡不住自然界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在我们的小院子 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下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 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 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随之而 来的是江西素有火炉之称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但在三位老人 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使人采之 不尽。在楼房后面，祖母还养了几只鸡。这几只小小的生灵似平特别招人喜 爱、善解人意。父亲在院中散步时，它们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 使小院里增加了不少的生机。那时因 “走资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资早被扣 发，每月仅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节省一些钱以供 当时插队的我和弟弟作为探家路费之用。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养鸡种菜，也 的确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 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 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 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 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 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 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 “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 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 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 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 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 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 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下感到空 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971年在父母的申请下，我的哥哥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我哥哥是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革”中因父亲问题的株连，于1968年被聂元梓 等开除党籍，迫害致残。几经辗转，被送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种拿 人下当人的日子里，象他这样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残疾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是 可想而知的。那时他身体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他无权享 受大学生的待遇，自然没有工资。在救济院里，他每日只能躺在床上，用铁 丝编字纸篓一类的东西挣点零用钱，处境异常悲惨。父母在得知哥哥的情形 后，十分悲痛，不得不写信给中央，申请大哥到江西同住。在历尽劫难之后， 哥哥总算回到了父母身边。三位老人对哥哥的照料十分精心。母亲把全副的 爱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每日为哥哥端饭送水，日常料理
都由她来做。父亲则给儿子擦澡翻身，做最重的活。祖母也总是努力做可口 的饭菜给他补养身体。哥哥自己也克服身体障碍，尽量锻炼自理能力。虽然 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辛苦，但大家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竟使生活热闹丰 富了起来。 在我哥哥坎坷的境遇中，我要特别提起一个人，一个与我哥哥素昧平生， 但因路见不平而奋力相助的人。这就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王凤梧师傅。1969 年，王师傅随他们工厂的工宣队进驻北大，被分配负责我哥哥那个班的工作。 当时我哥哥已经致残。王师傅曾到校医室看望过他。凭着一股朴质的正义感， 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在当时 那种政治气氛下，王师傅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但以后几年之中，无论我哥哥 辗转何处，王师傅都坚持去看望，问寒问暖。哥哥去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 地向上写信、申诉。到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在那 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能这样不顾政治压力，甚至不顾危险地为象我哥哥这 样处境的人说话，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知道，这需要怎样一种正义感， 需要怎样一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胆量呀！从那时起，王师傅和我哥哥就结 成了患难之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王师傅一家人没 有向我们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激王师傅在困难之时给我 哥哥的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敬佩王师傅及他一家人那种中国工人阶级正直、 勇敢、纯朴的可贵品质。 “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中，沉浮着各种各样的卑劣 小人，他们就象浪花边上肮脏的泡沫。但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 吞蚀不了、淹没不掉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千千万万象王师傅这样正直 的普通的中国人，正是我们国家、民族于危难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我的父母到江西后不久，在他们自己的申请下，被安排到新建具拖拉机 制造厂参加劳动，这个工厂离我们的住处仅二十分钟的路。父母二人每日上 午到厂劳动半天。父亲作的是钳工。他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做过钳工， 虽然时隔多年，他干起活来还是那样的认真、熟练。母亲则是做拆洗线圈的 工作。父亲当时是 “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日上工都由人持枪 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 “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 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 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来观察他们二人的。时间一久， 两位老人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感动了工人们。工人 们对这个 “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共同的劳动生活使他们对他产生 了同情。随着时日的增加，工人们与我父母之间的情谊愈加亲密起来。工人 们在劳动中、在生活上时常关心和帮助两位老人。我记得，工人师傅常常送 给我们一些做米酒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