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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知识分子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在他们看来，一个“好政府”至少能够：“（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
他们表示，中国之所以败坏到当时的这步田地，原因虽然很多，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呼吁“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第一步也就是呼吁“好人”来建造“好政府”。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页210—214。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他们最后提出“南北早日正式开和平会议”、裁兵、裁官（实行“考试任官”制度）、改良选举制度、“公开的、有计划的财政”等具体主张。
自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联名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不罕见。继胡适等七知识分子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和《我们的政治主张》之后，这一形式成为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一种重要模式，也是知识分子争取和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途径。《我们的政治主张》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一块石头，很快就在全国上下引起相当程度的反响。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长公开在《努力周报》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这一主张。无论是否赞同“好政府主义”，来自各界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围绕着“主张”展开了讨论。邵力子接连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几篇评论、随感。李剑农也在《太平洋》杂志发表政论，对他们的“主张”作出回应。这些文章和讨论深化了16个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难怪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稍微像样的自由主义运动”。
［记事］
2月7日在成都创刊的《人声》报，只出到第三号，就被警察厅以“鼓吹社会主义”罪名勒令停刊。
2月，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报》披露炙手可热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搬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被北京警察厅勒令停刊。
4月30日，《申报》迎来了五十周年纪念，也是史量才接办《申报》十周年，发行量已从1920年的3万份增加到5万份。为此，《申报》历时一年特别编印了装帧精美的大型纪念册《最近之五十年》，邀请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名家撰写文章，详细回顾了五十年来的世界、中国以及《申报》的历史。
5月1日，林白水《社会日报》复刊辞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斩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然，所以自刑也。”
同日，南昌《大江报》的“五一劳动节特号”尚未面世，就被军阀陈光远封杀。《大江报》、《正义报》、《中庸报》、《匡报》接着也遭查封。
6月3日，上海《劳动周刊》出至41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登载过激言论”“鼓吹劳动革命”等罪名勒令停刊，李启汉被捕，6月9日被会审公堂判处监禁3个月，并驱逐出租界。
6月17日，《广州晨报》主办人夏重民因经常批评据有广东的陈炯明及其部下而遭逮捕，叶举下令将夏毒打后捆绑沉入珠江淹毙，报社被捣毁封禁。
7月初，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杭州观潮日记》一文，语涉浙江军阀卢永祥，卢电令扣留报纸。
8月9日，陈独秀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住所遭查抄。京、沪各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刊出各界营救通电。8月15日，《晨报》发表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斯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团体发出的《为陈独秀被捕敬告国人》宣言。18日，“陈独秀罚洋四百元充公”后获释，被抄去的《新青年》等“禁书及底稿等物”“一并销毁”。因为陈独秀手头拮据，9月24日，包括胡适、蔡元培等在内的14人联名在《晨报》发出《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
8月，复刊不久的《四川学生潮》被成都卫戍司令部以“着述思想过新”、“诚恐影响治安”为由查禁。
9月13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多次遭租界和军阀当局的没收、查禁，只能辗转各地或秘密、或公开发行，发行量有限。
秋天，租界当局查封了曾出版过《共产党宣言》的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12月1日，高举“拥护正义，主持公道”旗帜的《晨报》，迎来四周年纪念日，蒋梦麟、余上沅等纷纷撰文祝贺。
1923年：“我是不跑的”
当北洋政府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时，胡适正在住院，外间却盛传他逃走了。为此他在1月7日的《努力周报》发表《“胡适先生到底怎样？”》的短文，直言：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努力周报》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10月9日，他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
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217。
然而当他“一觉醒来”，肥头大耳的曹锟已当选为“大总统”。《努力周报》在出版了75期之后终于停刊。10月15日，他写下《一年半的回顾》一文，“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决意把《努力》暂时停刊。但我们并不悲观。”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98。《努力周报》的落幕成为1923年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此后的一年，胡适和同伴们一直在为《努力周报》复刊而努力，但最终没有成功。
新闻史家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记载，1923年1月24日，北京《晨报》曾刊出一则北洋政府给各省的咨文：
查袁氏时代筹备帝制，恐人非议，先后颁布报纸条例及出版法，使不敢为反对之论调。现在报纸条例，虽已废止，而出版法依然存在，殊属非是。若出版物宣传之主张未合，自有社会评判，无庸国家干涉。且出版物关于败坏他人名誉，及社会风化，泄漏机密等，各项刑律均有明白规定，亦无须再有出版法之二重限制。现由本部准将出版法律废止。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968— 969。
我未能查阅这一年的《晨报》，不知可靠与否。据北洋政府档案，《出版法》是两年后才废止的。
无论如何，这一年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对言论的控制和迫害并未有丝毫减弱，新闻界、文化界也在为言论自由而继续努力。
2月2日，因一则触怒国务院秘书长吕均的消息，北京亚洲通讯社社长林超然以侮辱罪被捕，引起舆论公愤。5日，众议员钱崇恺等提出《质问政府违法逮捕新闻记者书》，限政府3天内明确答复。6日，50多家通讯社代表到国务院质问总理张绍曾：（一）以国务院函令警察厅捕人，系根据何项法律？（二）如何能担保今后不再发生这种违反行为？张置之不理，再度激起各界公愤，外国驻京记者也开会讨论声援办法。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国务院，声援林超然被非法逮捕案。
7月26日，北京警察厅查封京津晚报社、民治通讯社，《京津晚报》编辑曾青云、发行人吴凤鸣、民治通讯社社长刘子任等被拘押。北京报界纷起营救，终于在当月30日保释。8月1日，上海新闻界戈公振、叶楚伧、邵力子、张季鸾等20多人联名致电京津和全国各报馆、通讯社，呼吁保障人权，维护舆论。两个半月后（10月11日），民治通讯社复业。
9月25日，在湖北宜昌受到欢迎的《商报》突然被地方当局封闭，主笔被捕，未宣布任何罪名。宜昌报界联合会为此通电全国报界声援，并向法庭提出公诉。11月4日，《晨报》刊出了这一通电。
11月24日，旨在保障记者言论和人身自由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举行发起大会，有80多家报纸、通讯社的记者参加，《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2月6日，通过了《新闻记者公会简章草案》。7日，邵飘萍在《京报》发表《北京报界之宜自警惕》一文，指出北京报纸、通讯社虽多，“而有确实基础与言论之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居少数”，新闻记者公会将有助于抵制来自政界的收买与压迫。
［记事］
1月15日，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南昌《新江西》杂志（不定期）在出版第3号后被迫停刊，主要编撰人袁玉冰被捕入狱。
1月22日，北京《晨报》特别发表“严重声明”，否认与宪法研究会的关系，表示“本报一切言论，绝对本于所信，完全自由。即经济上亦纯以营业所得为维持，绝对独立。无论何党何派，本报与之绝无丝毫关系。公是公非，断不稍受牵制。”
2月1日，江西人在北京创办的《赣事周刊》因发表批评军阀蔡成勋的言论，被禁止发行。
2月8日，“二七”惨案发生第2天，军阀吴佩孚等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附设的《实话报》（或《闲话报》）同时被封闭。《京汉路罢工日刊》创刊，办了一周。
2月26日，设在上海的《向导》周报发行处遭查封。
4月，时逢曹锟贿选总统，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议员受贿丑闻，被监禁3个多月，《社会日报》再次被封。
4月，当局根据《电信条例》拆除了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这家电台于1月23日开播，第四天曾全文播送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
8月27日，天津租界的《京津泰晤士报》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8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以泄漏军事秘密罪名，被粤军勒令停刊3天。
10月，上海《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而遭禁邮。北京连日不见《时报》，当月18日《晨报》对此作了报道。
11月，毛泽东等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以“所倡学术不正，有害治安”的借口封闭，只出了4期的《新时代》月刊被迫停刊。
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时曾发表《吾报之使命》社论，表示“始终抱定不要使我们的晨报变成一个商品”，“相信报纸惟一存在的意义，在实行社会教育”，“思想革命是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