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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自由的六项要求。23日，上海书业公会260家会员联合向参政会提出“免征营业税”和“改进邮寄办法”等四项要求。25日，上海杂志界联谊会发表《为抗议摧残言论、出版、发行自由宣言》，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等地遭迫害的同业，全力支持北平出版业联合会的要求，署名的有《新文化》、《国讯》、《文萃》、《民主》、《文艺复兴》、《世界知识》等25家杂志社。
3月28日，南通《国民日报》记者孙正平被特务残杀，割鼻挖眼，抛尸河中。南通文艺协会等五团体临时代表会发表“告各界人士书”，郑振铎在《民主》周刊连写二文，严正抗议。
同月，上海书业公会260家出版社和书店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免征营业税、改进邮寄办法等四项要求。
4月6日，上海《周报》发表《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被压迫同业宣言》，要求政府保证言论自由。
4月10日，由27家杂志组成的广州杂志联谊会发表《为维护言论出版自由紧急呼吁》。5月6日，又发表《抗议五四特务暴行宣言》，谴责官方组织游行捣毁《华商报》、《正报》分社、兄弟图书公司和大公报广州营业处的暴行。
5月18日，重庆82位记者为同业屡遭迫害向全社会发出呼吁，表示“我们不能沉默，也不应该再沉默了。”26日，北平出版业联合会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纵容特务的暴行，发表宣言，提出四项要求。28日，北京周鲸文、张东荪、张申府等42位知识分子联名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同月，上海徐铸成等102位新闻记者联名发出致记者公会的公开信，呼吁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从业人员的人身自由。
站着走完全程——《民主》休刊号
6月10日，沈钧儒、赵超构、徐铸成、巴金、叶圣陶等39人联名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宣言》。16日，罗隆基、史良等89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反对内战。接着，马叙伦、陶行知等164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发表呼吁和平的公开信。上海各界4271人联名通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全面停战。22日，昆明《民主周刊》、《时代评论》等13家期刊联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迫害言论自由的法西斯政策。23日，马叙伦、雷洁琼等请愿代表和《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殴打受伤。第二天，张友鸾、郑拾风主持的《南京人报》不仅发表了《暴行目击记》，而且发表字字千钧的六字短评：“今日无话可说！”26日，重庆244位新闻从业人员联名抗议国民党特务在南京下关殴打新闻记者的暴行。
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
7月12日，成都各报记者推出代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采访自由。
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遭暗杀后，各地报刊纷纷报道，上海、重庆等地文化界奋起谴责当局的卑鄙暴行，许德珩、史良等80人还在重庆成立陪都李闻血案后援会，并发表宣言。
《观察》周刊创刊号
8月23日，广州新闻记者一致拒绝出席市长记者招待会，抗议其封锁新闻。24日唐彛⒖铝橹鞅嗟纳虾！吨鼙ā烦隽说�49、50期合刊后宣告休刊。休刊号上刊出了《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抗议〈周报〉被迫停刊宣言》，一份发行量上万份的周刊就这样消失了。
10月7日，上海各报、各通讯社记者20多人联名提出采访自由的要求。
10月31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因不断遭受国民党当局没收报刊、逮捕报贩等迫害，出了第34期后被迫停刊，郑振铎、叶圣陶、罗稷南等17位知识分子在休刊号上发出了“我们的抗议”。同一期还发表了《上海杂志联谊会致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方面代表备忘录》，谴责国民党当局对言论界的压迫，提出法律问题和三条“我们的要求”。《民主》周刊站着走完了全程。
也正是这一年9月1日，储安平经过半年的筹备，在上海创办了《观察》周刊，成为百年言论史上最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坦言：“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
《观察》以其“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它的70多位特约撰稿人几乎都是一流的学者、专家、教授、报人，他们撰写的专论是《观察》的一大特色，储安平本人金石般的政论也把那个时代的“文人论政”推向了最后一个新的高峰。《观察》以其坚定的道义担当、独立的品格为书生论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共平台，悲壮地完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谢幕演出，成为百年绝响。
［记事］
1月，广西梧州《新人民报》被迫停刊，社长李焰生遭侮辱并被捕。
2月11日，重庆《新民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民主报》、《新华日报》等8家日报、3家晚报在头条或显着位置报道“校场口事件”真相。《新民报》、《民主报》、《新华日报》等9家报纸召开记者会，浦熙修等42名记者联名发表《致中央社的公开信》，指出中央社报道失实。
2月17日，国民党军警宪特捣毁“沈阳新华日报筹备处”。重庆《新华日报》以《保障人权，忠实报道》为题，发表了221名新闻从业人员的意见，谴责国民党政府制造惨案，钳制言论自由，要求停止对新闻自由直接或间接的干涉。
2月22日，国民党特务捣毁重庆《民主报》、《新华日报》，重伤三人，酿成血案。24日，捣毁成都《新华日报》营业分处。接着昆明《新华日报》营业分处也被捣毁。
2月，广州仅存的四个杂志《自由世界》、《文艺生活》、《学习知识》、《新世纪》遭查封。香港出版的《正报》、《华商报》在广州遭到前所未有的严禁，当局密令：“凡贩卖《华商报》者处以一月至三月徒刑”。
同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公布《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加强管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茅盾的《清明前后》、上海《世界知识》等书刊都成了禁书。
3月1日，国民党特务捣毁西安《秦风·工商日报》。在3月17日一天之内就三次纵火，企图烧毁报馆。法律顾问王任律师挺身出任，为该报辩护，4月9日被捕，4月25以“莫须有”的“烟犯”罪名被枪决。4月19日，记者杨贵卿惨遭特务毒打，几乎丧命。5月1日，《秦风·工商日报》再次被捣毁，被迫停刊。同一天，原西安《老百姓》报创始人、《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遭绑架和暗杀，幸免于难。
3月4日，沈阳中苏友好协会《文化导报》被封闭。
3月17日，国民党当局允许的《新华日报》沈阳版即将出版时，全部印刷器材却被武装劫走，工作人员余白金等被逮捕。
3月26日，吕平等在北平创办《鲁迅晚报》因屡遭干扰、禁止发售而被迫停刊。
3月30日，广州市警察局密令查禁《自由世界》、《新世纪》、《学习知识》、《国民》、《现代生活》、《民主》、《愿望》、《再生》、《时代学生》、《学生知识》、《平民周刊》、《民主生活》、《耕耘》、《光明之路》、《昆明》、《文艺新闻》、《窃国大盗袁世凯》、《政治协商会议文汇》等书刊。
4月3日，国民党以“查户口”为名搜查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报，逮捕钱俊瑞等39名工作人员。10日，湖南衡阳《大华晚报》记者李某被国民党军逮捕，装入麻袋，乱刀砍死。12、13、15日，在广州，国民党当局唆使暴徒连续三天扰乱《华商报》、《正报》广州分社门市部，撕毁书报。15日，国民党特务用布袋装了三条大蛇、两窝黄蜂，投入《正报》分社门市部。
5月27日，夏衍主编的上海《消息》半月刊出了14期后遭查封，离4月7日创刊才一个半月。29日，共产党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新华周刊》出3期后遭查封。包括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报》在内的75家报刊、通讯社被国民党北平当局查封。同月，贵阳《贵州工人》杂志出了创刊号之后就被勒令查禁。
6月5日和29日，广州10多家书店、20多处报摊被搜查，30多种、累计10万册书刊被没收。
6月9日，创办仅一个多月的学术刊物上海《昌言》被勒令停刊。18日，天津《民言》、《青年世纪》等21家杂志遭查禁。22日，上海《生活知识》、《万象》、《人人》、《青年世纪》等刊物遭查封。
7月5日，长沙《力报》因刊出“加强内战宣传”消息被罚停刊三日。
7月18日，民盟在成都的《民众时报》被迫停刊。7月30日，国民党当局在昆明禁止《学生报》、《民主周刊》、《农村青年》、《自由论坛》等46种报刊发行。同月，四川泸县的《三立晚报》遭查封，社长陈书尧被捕；钟沛璋等以“上海市文化运动促进会”名义创办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背景的中联广播电台遭查封。
8月18日，关押了6年多的成都《大声》周刊社长车耀先被杀害。
10月1日，重庆查封20种刊物，其中既有政论刊物、也有文艺杂志。
1947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2月15日，傅斯年在南京《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他在分析了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之后，发出狮子吼：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339。
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那天的胡适日记中说，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当天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周刊，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有人就从报贩手里将这一期《世纪评论》“搜买一空”，整个上海市面上都见不到了，“颇有‘寓买于禁’的味道”。第二天，胡政之在《大公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一星期后，傅斯年又在《世纪评论》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
傅斯年连接发表三篇炮轰宋子文的檄文
3月1日，傅斯年应储安平之约，在《观察》周刊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入手，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条分缕析，讲得清清楚楚，笔锋直指孔、宋等豪门权贵。
同一期《观察》还转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外两文。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