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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民，为了争夺生活所需的一点土地和资源，不惜以命相搏，而生活在广州城内的士绅商贾，却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
大明朝因为太祖皇帝的出身，对于商贾之事不太看重，加之元末经济的破坏，使国朝没有意识到商贾的作用，而在商税上采取了三十而取一的轻税制。
这种情况，一直到万历年间，才有所改变，朝廷开始重新提高商税比例，但国朝的税赋中，农税却依然占到七成五，而盐税占一成，剩下的皇庄等乱七八糟的收入则占半成，而商税却依然只占不到一成。
偌大一个朝廷，几乎全部靠着田赋来运转，如此国朝的子民中，最为贫困的普通百姓，却承担了国家七成五以上的赋税，而商贾与士大夫阶层勾结之后，却只承担了不到一成的朝廷税赋，这与宋时商税最高达朝廷税收的七成正好反之，所以国朝士绅与商贾简直富得流油。
戏院中，挥金如土的士绅、商贾，让王彦心生感叹，他为北伐的经费苦恼不已之时，士绅、商贾的财富却多到可以金银投地，全不在乎。
此时王彦到没什么打击士绅豪贾之意，相反他还认为士绅、豪贾乃是朝廷的重要依靠。
《宋论》之中有“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之语。《黄书》中有言“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就是从小教导王彦的族兄王夫之，也曾言，他视损富济贫为，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
对此，王彦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会无端打击富户，但如今国朝危在旦夕，士绅与商贾，却要承担他们因该担起的责任。
此时王彦已经有了改革税制的想法，但他却也知道，推行行起来，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因为本朝官商勾结之厉害，可谓是空前，只要皇帝想要收商税，那全天下舆论，都会跳出来反对。什么与民争利，什么横征暴敛，都会成为士绅抗税的借口。u000b万历年间，皇帝派遣内侍到东南征收丝绸布匹税，结果也是征到哪里，哪里便发生暴乱。
此时的天南，虽然没有东林党这种代表士绅商贾的利益的大势力，但粤地商人与本地的士绅大族，甚至官员之间，关系也是盘根错节。
王彦思虑再三之后，决定先不触动士绅与商贾的现有利益，并不改变税率，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打击偷税漏税之举，并且将税目逐渐完善起来。
当然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非王彦一人能够完成，也需要一个好的契机，才能不引起士绅和商贾的反弹。
王彦回到国公府，依然为银钱而烦恼，许嫣嫣所献的一万两白银，对他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而正在这时，朝廷的催他出征的诏书又至。
原来在王彦将一百万两白银解押到福京之后，使得在财政上受制于郑芝龙的皇帝，突然宽裕起来。
隆武将这一百万两白银，二十万两留作朝廷远转，三十万两拨给江西督师万元吉，让他挡住江西清军，剩下五十万两则全部拨给，国姓爷郑成功，命他募兵出仙霞关，进取江南。
隆武帝重拾雄心，首先对他解押税银入裤之举大家赞赏，就连压了多日，一直未曾批复的《定粤请练府兵疏》也被批准，而后就是诏命王彦，配合郑成功出兵江南，即刻北上，发动攻伐荆州、武昌的战役。
皇帝有命，王彦不得不从，但紧靠三十万两存银，就想打下湖北，却又显然不太可能，他光采购粮草物资，怕就要将银钱花完。
一时间，王彦不禁一筹莫展，但正在这时，从江南南下的胡为宗，却为他带来了银钱。
扬州富甲天下，王彦撤离时，曾秘密将扬州府库的存银，以及当初士绅的捐献，合计三百万两白银，埋藏在西城外高坡之下，以备将来北伐时充作军费。
八月间，王彦曾亲自北上，冒险去取，但那时李成栋正奉清廷之命，重铸扬州城，使他取银的计划失败。
王彦在离开福京时，又再次让胡为宗去扬州取银，没想到这次居然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将银两取了回来。
三百万两白银，胡为宗留下一百万两发展天地会，剩下两百万两，全部运来广州，顿时便解了王彦的燃眉之急。
大喜之下的王彦，随与胡为宗相谈，才知天地会与从南京逃出的锦衣卫合并，又招收了不少江湖好手，已经在江南各地建立分舵，而他们与侯方域建立联系之后，也打探了不少清廷内部的消息。
王彦随将侯方域之事转告给李香君，其闻之后，不禁立马泪流满面，而对于侯方域从洪承畴身边搜集来的情报，王彦观看之后，心中却一阵沉重。
这时他已经理解隆武帝，急于让他出兵的急迫心情。
剃发令虽然残暴无比，但清廷却用他将忠于汉室的士民分辨出来，而后通通杀害，解决了许多隐患，使清廷占据的地区逐渐稳定下来。
如此一来，有骨气的忠臣义士全部身死，剩下的就是逆来顺受的顺民，这时清廷在减免田赋，稍微施舍一点恩惠，过不了几年，就会彻底统治江南。
王彦从胡为宗带来的情报中，看出了这一点，也看到了江南抗清已经进入一个低谷，所以明白明军必须有所行动，出兵刻不容缓。
于是，王彦让胡为宗留下一名得力骨干，便于联络，而后立即返回江南，并将天地会发展到湖广一带，以此来配合他的大军到来。
王彦得到银钱，约制出兵的唯一条件已经决解决，随托付苏观生主持民政，留心腹刘顺领忠勇营坐镇广州，又留幕僚陈邦彦为其出谋划策，便决定亲率督标亲军和忠武营，合计一万七千五百人，挥师北上，发动荆州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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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章两路顺军入楚地
乙酉年五月，大顺皇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境内，死于士绅团练之手后，大顺朝也就基本彻底瓦解。
曾经统治整个黄河流域，以及部分江淮地区的大顺朝，在清兵的追击和地方官绅的叛乱下，重新回到了崇祯十四年的境遇，残存的东、西两路数十万大顺军，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
在李自成身死后，其妻大顺朝的高皇后，尚在东路大顺军之中，但高氏秉性软弱，并不是一个能够继承李自成遗志，能在关键时刻重整残局之人。
大顺朝接连失败，东路大顺军中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在西安时期，地位与刘宗敏相当的泽侯田见秀，彼时只剩步卒七千，泯然成了一普通将领，几乎没有什么威信可言，原右营制将军袁宗第仅辖步卒三千，而他的老部下刘体纯却有部众三万，其弟刘体统也有兵马两万。
曾经在大顺朝独挡一面的左营制将军刘芳亮，这时也只剩下一万人马，而原来的禆将郝摇旗却拥兵四万，王进才更是多大七万六千人。
如此情况之下，东路大军的指挥系统，必然毁坏，无法行成统一的指挥，自然也无法推举盟主，继续与明清两方作战。
顺军中无人能继承李自成的意志，又不能两面做战，就必须在明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乙酉年六、七月间，松散的东路大顺军，趁着阿济格挥军东下，进攻南明之际，翻过九宫山，进入湖南，最后在平江、浏阳地区集结，彼时仍有兵力二十一万众。
这时大明的湖广总督何腾蛟，从左部叛军中走脱后，取到宁州、平江到达长沙尚不足一月，他正在长沙设置行辕，安官设吏，准备以湖南为根基，恢复湖广全境。
何腾蛟此时并不知道，大顺军余部已经到达浏阳一带，而东路大顺军在皇帝新丧，版图尽失的情况之下，已经有意与何腾蛟联合，但何腾蛟却情报不明，以为进入湘东的顺军，只是一些不成气候的土贼。
七月间，东路顺军迫近长沙，意在同何腾蛟联络，但何腾蛟却做出错误判断，命长沙知县周二南与副总兵黄朝宣领兵两千，前往扫荡。
大顺军有意和好，随主动退让，以表诚意，只是周二南却误以为土贼不堪一击，率领手下兵马猛追，结果顺军忍无可忍，在浏阳挥戈一击，周二南当场被杀，手下兵马也死伤无算。
败军逃回长沙，何腾蛟才知道，原来对手是大顺军，而想起当初左良玉一听说大顺军入楚，便望风而逃，何腾蛟顿时一片惊慌。
彼时何腾蛟手下，只有张先壁和黄朝宣等为数不多的官军，根本无法迎敌，但幸好东路顺军，只是想通过何腾蛟与大明沟通，实现联合抗清，并无攻灭何腾蛟之意。
八月底，隆武帝按王彦之意，欲招降大顺余部的旨意和登基诏书，同时传入湖南，何腾蛟随与东路顺军达成“合营”之议。
只是正统文人出身的何腾蛟对于流寇出身的大顺军却不怎么信任，他与偏抚傅上瑞，见合营之后，兵马骤增数十万，而官军不过万把人，他们心中惶惶，对顺军满是猜忌。
此时何腾蛟本该按照隆武诏书所言之策，利用湖南全境尚在手中，给大顺军补充物资，助其恢复战力，而后趁着清兵主力不在湖北之际，光复湖广，但何腾蛟却采取了排挤打压大顺军的策略。
在东路顺军中郝摇旗、王进才的兵力最多，但其原来的地位却比较低，他们趁着大顺军兵败混乱之际，各自掌握了大批顺军，难免就与大顺军中位封侯伯的老将产生隔阂。
何腾蛟便在粮饷和驻地上做文章，再利用顺军内部的矛盾，把郝摇旗、王进才收为亲信，将郝摇旗委任为督标副总兵，不久晋升为总兵，王进才亦授总兵。
至于田见秀，袁宗第，刘体纯等大顺朝所封的侯伯，则备受歧视，既不安置驻地，也不供应粮饷，使他们根本无法在湖南立足，随只得率部离开湖南，进入湖北，与正围攻荆州的西路顺军回合。
西路顺军由李过、高一功等部组成，他们并非同李自成一到南下，而是由陕西北部，绕道汉中南下，于四月间在湖北山区休整一段时间后，在六月底率兵东下，占领荆门州、当阳二城。
七月底，李过、高一功等九营人马，会攻荆州，但清廷荆州副总兵郑四维据城顽抗，顺军围攻半月未能破城。
八月底，东、西两路顺军于荆州会合，李过、高一功等人才知道李自成身死的消息。
此时，清廷的湖广总督佟养和，开始频繁派出使者，招抚两路大顺军，而大顺军这时也已经无路可走。
清廷以湖广之地委之，又许予高官厚爵，让大顺军归降清廷，挥师南下直取湖南，但却因为李过、高一功等人坚决不肯剃发，而始终没有达成投降协议。
这时湖南巡抚堵胤锡，得知于何腾蛟合营后，被排挤出湖南的东路大顺军与西路大顺军会合后，驻于荆州、澧州一带，便亲自赶赴荆州同李过商谈会盟之事。
堵胤锡于何腾蛟，在对待大顺军的态度上，完全不同，何腾蛟对大顺军是想方设法的排挤，而堵胤锡却赞同王彦的观点，认为联合大顺军，是朝廷站稳脚跟的关键。
彼时朝廷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的野战精兵，而清兵却拥兵百万，朝廷在西南的兵马，早以糜烂，如果这数十万顺军再倒向清廷，那大明的西南之地，立马就会被打个稀烂。
堵胤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