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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始末-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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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悦咳嗣刻2斤计,可吃到4月末,按国家核定的统销指标,1、2月份有粮5两,3、4月有粮6两。可就是这个生产队,仅1960年11月23日至1961年1月14日,死亡30人,占总人口的33%。大多数家庭有浮肿病人,其中有一个生产小队共68户,家有浮肿病人的64户。
  子牙公社食堂的主要问题是干部多吃多占。按规定,社、队干部要与社员同食堂吃饭。子牙公社驻地在王尔庄生产队,公社食堂名义上撤销,与生产队食堂合并,但实际上仍和社员吃两样的饭菜,社员吃红薯面掺菜、掺秸秆淀粉(用玉米等农作物秸秆制作的淀粉),公社干部吃净米净面,或掺点家菜。社员吃菜无油,干部吃炒菜、吃油。公社在王尔庄白占土地,种了许多菜,每个公社党委书记可以分菜1000多斤。管理区的干部也如法炮制,把粮食从队里领出来开小灶,有的管理区干部虽然不单独开伙,却在各个食堂吃串饭,哪个食堂好就在哪里吃。
  生产队干部同样搞特殊。有的干部名义上在食堂吃饭,但不是吃和社员一样的饭,而是和炊事员一起吃净面净米。一些食堂的管理员也随便煮东西吃,群众说他们是“吃不尽的粮,烧不尽的柴”。有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在食堂随便吃,随便拿,还得给他用净米净面单独做饭。吃红薯不吃头,不吃尾,不吃皮,光吃心,群众将他扔掉的头、尾、皮捡起来吃。这个支部书记外出开会,吃在外边,还叫队里一天补助他1斤粮。这个大队1960年11月死了15头牲口,有8头被队里的党员、干部分吃了。一个社员得知后,好说歹说才得了1斤肉,而大队长却一刀割了5斤肉拿回去。
  小队干部也多吃多占,东坛头村一位小队长,不在食堂吃饭,在家里吃净米净面,队里规定每人每天5两粮,他每天能吃1斤。由于层层揩油,社员往往吃不到本来规定已很低的定量。这个公社的小黄庄生产队有480人,每人每天的定量是5两。1960年12月,国家按80%的粮薯比例供应薯干5760斤,除去运粮补助180斤,打野菜社员补助180斤,从粮库将粮运到食堂,运输人员边走边吃,卸车的边卸边吃,磨房里边磨边吃,保管员边过秤边吃,一路吃去1520斤,占总量的%。这样,社员实际吃到口的粮食只有两。
  生产队干部不仅多吃多拿,有少数素质低劣者还利用食堂对社员扒锅卡饭。河北石家庄市河东区有一个生产队支部书记,纠集一小撮心腹,随意吊打群众,这个生产队被吊打的社员有372人,占人口总数的%。该大队一个队一次被罚跪的社员达41人,并召集全队450人来观看。罚款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全村挨罚款人数179人,罚款1369元。他们更是动辄对社员卡饭。如不干活卡饭,有病卡饭,下地晚卡饭,完不成任务卡饭,到会晚卡饭。全村被卡饭者175户,占总户数的%。因卡饭饿死者27人,逼跑42人,全队仅1960年就死亡71人。
  1961年3月底,新乡地委在给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尽管整风整社运动的开展和生活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但全地区2月份每日平均死亡人数仍有420名,不过比1月份每日平均562名下降了%。全地区尚有9000万斤的粮食缺口。尤为严重的是全地区48%的食堂没有菜吃,%的食堂只能吃到3月底。河南滑县从1960年11月至1961年1月13日,全县共死亡2872人,全县有各种病人37656人,严重的有六种病:浮肿、腹泻、瘫痪、心脏病、干瘦、胃病。有的食堂一个多月的时间尽吃红薯干,没有一点细粮,也没有菜。该县白道口公社一个大队,有1393人,病号600余人,1960年12月死亡17人,1960年1月13日一天的时间死亡9人。
  

生存危机(二)(2)
据四川资中县卫生科的统计,该县龙结区在1960年11月下旬有浮肿病人4899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据对白鹤、顺河、龙结、球溪四个公社所属的10个食堂280名经期妇女的调查,停经的有167人,占。又据四川省委检查组对该县1138个食堂共361379人的调查,共死亡27502人,死亡率,个别落后的生产小队,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三十。该县的公民区从1960年1月至12月10日,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球溪区的张家公社检查组调查了16个大队81个食堂,共有人口13288人,这年1月至11月的死亡人口占被调查人口的。该县天竺公社二大队三小队食堂,1960年3、4月间,由于断粮,有几天只烧一锅盐开水,由社员自己挖花猪草、马草等野菜充饥。另一个有140人吃饭的食堂,每天只煮8斤小麦、两斤油桔,这样连续吃了十多天。
  四川省潼南县的塘坝、三汇两区,有1600多户社员吃观音土,其中的长兴、复兴公社的个别生产队和作业组,几乎百分之百的户挖吃观音土。复兴公社第三大队有307户1337人,吃观音土的有154户,占总户数的50%,该大队第五生产队69户社员,就有52户吃观音土。不吃观音土的,则吃树皮、树根、野菜、野草。吃了这些东西后,大部分人发生头痛、肚胀、大便结燥等症状。
  河南长葛县的周庄大队是个老红旗单位,全大队共有399户1551人。该大队的白庄生产队230人,1960年春天粮食紧张时吃草根、树皮、麦苗,1961年春天则吃榆树皮、皮绳头、杂草、白菜疙瘩、柿子疙瘩,群众因此面黄肌瘦,身体虚弱,不能维持生产。1960年春天以来,全大队共死亡58人,其中老人8人,病死29人,因粮食不够饥饿而死者16人,因其他原因死亡者5人。1960年8、9月间情况最严重时,这个大队的食堂一天只吃一顿饭,全队得浮肿病者不下40%,35名适龄生育妇女中,因营养不良有31人闭经。
  河南偃城县老窠公社宋庄大队有6个生产队,共634户3003人,从1960年1月初至5月中旬,有浮肿病人451人,占总人口的,其中病情严重的378人,死亡259人。在死亡人数中,由于营养不良发生浮肿病而死的105人,占总人口的;过去患有各种疾病,加之生活不好、营养不良而死者101人,占总人口的。这个大队因生活问题不到年龄而出嫁的少女有10人,因丈夫死亡改嫁的妇女有27人,送出小孩9人,外流劳力58个。
  河南鲁山县瓦屋公社刘相公庄大队有245户1524人,1960年1月至4月20日这100天的时间里,全队共有各种病人787人,其中2月份发病人数最多,达377人,占病人总数的。在患病的人当中,有浮肿病人459人,占病人总数的。病人当中,未治或未治好而死亡的有198人,占原有人口的13%。
  1961年3月,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调查,邻近的湘乡县龙洞公社的谷阳、城前、平里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到韶山找工作组反映这几个大队死人严重的情况。湖南省委得知后,立即电告湘乡县委查清后报告中央工作组。湘乡县委旋即派监委副书记率工作组进驻龙洞公社调查。4月12日,湘乡县委向中央调查组报告说:这三个大队由1958年9月建立公社时的5851人降至5254人,此间死亡597人,死亡率为。4月13日,胡乔木到湘乡陈赓公社的四个大队进行了访问调查,并听取了县委关于三年来病人、死人情况的汇报。4月14日,胡乔木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湘乡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江大队看了一下,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江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来死亡三万人,去年死亡二万人,全县病人去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到一万余。”
  河南省信阳地区是全国最早实现人民公社化和食堂化的地方之一,风光一时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在信阳下辖的遂平县境内(遂平今属驻马店市)。据信阳地委1958年10月7日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总结》说,信阳地区从这年3、4月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当时还不叫人民公社,而是叫大社,后来信阳地区把并大社也说是建人民公社,以视自己开了全国建人民公社的先河,时至今日,嵖岈山和七里营都认为自己是河南乃至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的地方),7月中旬全区出现并大社、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又据这年10月16日信阳地委发出的《关于认真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在7月间信阳全地区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亦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全区农村共有1713800户,建立食堂58915个,除了新县深山区的98户外,其余全部农村人口都在公共食堂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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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危机(二)(3)
信阳也是三年困难时期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信阳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许多县委的扩大会议成为名副其实的斗争会。据有关资料,信阳所属的光山县公社一级的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占93%。解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亲自拷打过的当地农民达92人之多,其中当场被打死的有4人,打伤后不久死去的有8人。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的“反瞒产斗争”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有1774人,其中死在狱中有36人;短期拘留的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有667人。由于连年天灾加上如此严重的人祸,信阳的生产连年下滑,粮食大幅度减产。到1960年春,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竟然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幅度蔓延,大量农民外逃或者饿死。仅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所属的正阳县死亡8万人,新蔡县死人近10万。
  1959年6月至1960年6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饿死2762人,打死398人,逼死148人,冻死105人,其他原因死亡192人;1960年6月至1961年1月,死亡282人。从1959年6月至1961年1月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公社共死亡4887人,占总人口40929人的12%。
  据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1949~1999)》所载:信阳1958年全区总人口是4262350人,1959年为4258316人,比上年减少%;1960年全区总人口3817669人,比上年减少%。也就是说,1960年信阳全地区减少人口40余万。
  上面列举的,或许是极端的个别现象。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各地食堂的口粮标准是一再降低,有的已低至生命承受力的极限。连一向供应比较好的广东,1959年至1960年,农村普遍一个月一人吃不到10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见不到,青菜也少。吃糠、吃蕉蔸、吃甘蔗渣、吃红薯藤的事,到处都有发生。由于口粮不足,营养不良,广东全省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最严重时,据广东农业办公室的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在80万人以上。1960年底,广东农业办公室对31个县市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大大超过了正常年份。
  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出生率为%,这年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全国共有多少人因饥荒而浮肿自然无法统计,非正常死亡也一直缺少准确的统计数字。下面是国内一些学者对于这几年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减少数字的不同统计。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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