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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物价暴涨，“东北公营企业工薪标准又太低，因此，四五月间工人大躁不安”。
这样，陈云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在军事上大胜利的时刻，必须注意财经问题。
陈云指出：
综观上述情况，说明东北财经工作到今天仍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其原因，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陈云给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明确地提出在忙于“打天下”之际，要重视如何“坐天下”“治天下”了。
陈云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确实，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如何“治天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树立中共接收城市的“样板”
由于陈云很重视“治天下”，这样，便由陈云负责东北大城市的接收工作。
陈云自己便曾这样述及：
沈阳接收工作，准备时间非常仓促。东北局于10月27日决定军管人选，抽4000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几个大城市。28日开动员大会，说明政策，规定纪律，从哈尔滨动身。只在路上开了几次会，11月2日战斗结束，即进沈阳城。好在沈阳未经激烈战斗，军管会人员进去快，接收工作还算顺利，一般国民党未搬走的工厂机器，均保持得完整无损。
当时，与陈云一起接管沈阳的伍修权，也对陈云“治天下”的本事表示钦佩。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么写道：
陈云同志在经济问题上很有经验，他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财经工作上，对城市的经济恢复以至生产、生活安排，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军事性的任务，就由卫戍司令部来承担了。
陈云总结了接收沈阳的经验，于1948年11月28日写出专门的报告，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陈云的《接收沈阳的经验》这一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列为中国共产党接收城市的“样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每打下一座城市，都参照陈云的报告执行。
陈云在报告中，总结了接收沈阳的16字诀：
“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
所谓“各按系统”，是指“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5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进行接收”。
所谓“自上而下”，是指“入城后即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即由第二或第三级办理。同时，从原有内线和下面群众中了解情况”。
所谓“原封不动”，是指“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生活维持费10万元，等于40斤粮，有些高级职员则不发。这只是临时过渡办法，主要目的在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步才能整理人员”。
所谓“先接后分”，是指“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接收证件统一由军管会发，由专人审查盖章，无证件即不准接收”。
陈云还总结了接收沈阳的五点具体方法：
一、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没有，电车和火车也无法开动，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
二、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为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现象，先介绍了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人有底，敢于开市。
三、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交通警察尽快站岗，消防队各守原位，户籍警察大都可留。
四、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对我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除安民布告等预先准备好外，可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一进城就立即出报。
五、工资问题要妥善解决。
陈云只花了一个月，就妥善地解决了沈阳从国民党手中转换到中国共产党手中这一“转轨”工作。
由于陈云及时总结了接收沈阳的经验，使“沈阳经验”得以推广。这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一座又一座城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接收，“沈阳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8月，陈云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
1948年10月，陈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1949年1月，陈云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身份出席沈阳工人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
这时，于若木在沈阳生下第三个女儿，她为三女取名“陈伟兰”，与长女、次女的名字相对应。
1949年5月，陈云奉命前往北平，参加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这样，陈云结束了在东北将近4年的生活，来到了北平，来到了中央……
第19章 经济专家（1）
在陈云的领导下，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平稳，民心也就随之稳定了。
毛泽东很赞赏陈云为制服物价飞涨所作出的贡献，指出“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告诫表弟不可摆“架子”
陈云在1949年5月来到北平之后，由于毛泽东很欣赏他的“理财”之才，从此便“定位”于财政经济领导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经济专家。
陈云到达北平之后，就和朱德、刘少奇等开会研究，应该在全国设立统一的财经机构。
经过几次会议讨论，决定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
如刘书楷在《陈云与新中国财经工作的起步》一文中所指出：
中央财经委员会是负责领导全国财政工作的“总部”和“最高委员会”，中央和地方财经机关在其统一领导下工作，其机构暂设为6局13处。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经过征求各方面意见，7月中旬，陈云以中共中央财经部和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两个班底为基础，组建了中央财经委员会。10月，又经过充实组建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二者均简称“中财委”）。中财委的建立，是我党开始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开端和标志。正如陈云所指出：“今天我们的工作，已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队的工作，而是47500万人、地大物博的全国性工作。”
这样，陈云成了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就在陈云来到北平之后，1949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7军某部1营进军陈云故乡青浦县练塘镇，在那里插上了红旗。
6月10日，陈云老战友陆铨之子陆恺悌从家乡给陈云去信，报告家乡一个月来的新景象。
陆铨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了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
1949年，陆铨在河北石家庄市担任总工会主席，不在上海青浦老家。
陈云于6月19日在北平亲笔复函陆恺悌。笔者在练塘采访，见到了这封信的手迹。
此信现收入《陈云文选》第1卷。
此信表露了陈云对家乡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叮嘱。
陈云写下了自己一片思乡之情：
18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很高兴。从个人方面说我与你父亲都顾不上子弟的入学和生活，没有尽到父兄的责任。但是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现在解放全国的目标不久就会实现了，但这还仅仅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全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旧低。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打倒反动势力，而且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困难的长期的工作还在后面，这后一段的工作是要与全国人民大家一齐干的。
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从陆恺悌的信中，陈云得知他的表弟廖霓云（陈云养父、舅舅廖文光之子）还在家乡，深为自己能够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而兴奋，便告诫他们道：
此外，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
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
这一点你们切记切记。要记得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只有他们反对反动派，拥护解放军，解放军才能顺利地解放全中国。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能有违法行为。
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陈云的这一告诫，直至他晚年仍旧重申。1983年2月13日，陈云在春节之际，把一批烈士子女请到家中共度春节，曾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
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出任副总理主管财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这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政务院共设4位副总理，即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云（后来，在1952年8月，增设了一位副总理，即邓小平）。
在4位副总理之中，陈云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样，陈云正式以“经济专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陈云还被任命为重工业部部长，只是由于陈云工作过分忙碌，自1950年1月起由何长工任重工业部代部长。陈云于1950年4月不再兼任重工业部部长，政务院任命李富春为重工业部部长。
其实，在中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