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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平稳了物价、平稳了粮价之后，稍稍喘了一口气。他很快就发现，他肩上的一担“炸药”，那物价已不大会爆炸，但是粮食仍是个大问题，弄不好就会来个大爆炸。
在着手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陈云很成功地解决了棉花问题。
1950年，中国棉花总产量为1420万担，不够用。这样，在1951年，计划把棉花总产量提高到2100万担，以解决穿衣问题。
陈云采用的方法是“以价格指挥农民”。他经过仔细摸索，把粮棉比价定为8∶1，即8斤粮食才抵1斤棉花。
于是，农民们纷纷转向种棉。棉田面积迅速扩大，棉花产量迅速上升，果真在1951年达到预期的产量。到了1952年，增至2607万担。
这么一来，棉花产量又超出了需求。
于是，陈云又以价格进行“指挥”：把粮棉比价从8∶1调整为7∶1。
这下子，农民纷纷转向种粮。1953年，全国的棉田面积比1952年减少了594万亩，棉花产量减少了257万担。
棉花的问题解决了，粮食却是一道大难题。
那时候的中国，已有着4亿多人口。这么多张嘴，吃饭是个大问题。中国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倘若没有饭吃，这天下非乱不可。
1952年，国家收购的粮食为660多亿斤，扣除返销粮之后，只有560多亿斤，差额达100亿斤上下！
中国人口众多而耕地有限，粮食严重不足，成了困扰陈云的大问题。陈云所挑的粮食这个“炸药”桶，随时有着爆炸的危险。
1953年，东北又遭水灾，粮食减产，粮食贩子开始活跃，全国的粮贩子一下子猛增到几十万人。这些粮贩子开始囤积粮食，有些地方出现抢购粮食、哄抬粮价的现象。
粮食这个“炸药”桶，已经在冒烟了！
这样，在1953年，陈云开始集中精力解决粮食问题。
陈云研究了中国市场粮食的流通规律：粮食要从农民那里收购，然后由国家或商人售给消费者。
这样，陈云以为，处理好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处理好4种关系：
国家跟农民的关系；
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
国家跟商人的关系；
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
第21章 经济专家（3）
在这4种关系之中，最主要的是2种关系：一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二是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
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陈云提出8种解决方法：
一、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
二、只配不征——可能买不到粮食；
三、只征不配——结果会边征边漏；
四、原封不动——自由买卖，结果必乱无疑；
五、临渴掘井——到最困难时才想办法，还不如现在下手好；
六、动员认购——政策有明令，比强征好，没有把握；
七、合同预购——有一个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今年来不及了；
八、各行其是——办法可以试，要考虑影响，考虑结果。
陈云权衡8种方法的利弊，认为只有采取第一种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所谓“又征又配”，就是说，国家对农民“征购”粮食，而对消费者则采取“配给”粮食。
为了制定这个“又征又配”的政策，陈云曾经仔细研究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和日伪占领东北时期使用的方法，比较了德国和苏联使用过的方法，在这样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才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陈云曾生动地说明了“征购”的必要性。他说：
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花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
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不搞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之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又对“配给”作了这样的说明：“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作“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填不饱肚子，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由于粮食问题颇为紧迫，1953年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的会见厅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讨论陈云的方案，当场拍板。当时还决定由邓小平代中央起草决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就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
所谓粮食的“计划收购”，被称之为“统购”；粮食的“计划供应”，被称之为“统销”。陈云的这一方案，被称之为粮食“统购统销”。
由于实行了“统购统销”，陈云解决了粮食问题。
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
可以说，“统购统销”是陈云在平抑全国物价之后，在经济上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1954年2月10日，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一番颇为尖锐的话。陈云说：“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
陈云居然说“毛主席是不能万岁的”，其目的在于说不仅毛泽东不能“万岁”，他和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们，也都不能“万岁”。由此，陈云言入正题，即在他们这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死去之后，如何防止领导权落在野心家手中。
陈云说：
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40几岁的，有50几岁的，有60几岁的，也有70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不大，关键是什么呢？
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么，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可能会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那时的陈云，不过49岁。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其原因在于如他所说，从“1945年‘七大’到现在”，有“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跌了大筋斗”。
这“跌了大筋斗”的，就是高岗和饶漱石。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地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之后第一次党内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当时在休假，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1952年底、1953年初，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和华东调往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称中共中央存在“圈圈”和“摊摊”，欲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联合了饶漱石，又在暗中联络了林彪。
1953年12月，当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便私下活动由他代替刘少奇。
毛泽东发觉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同志们！我认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毛泽东所说的“别人”，正是指高岗。
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意见一致。
毛泽东认为，要拉林彪一把，便派出陈云专程赴杭州，跟因病在那里休养的林彪面谈，传达中央的意见。
林彪立即“急转弯”，从高岗那里滑脚。
这样，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在批判高岗时，就没有涉及林彪。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的发言。除了上面已经引述的内容外，陈云还指出：
同志们，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很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改称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国务院的副总理，由最初的4位增至10位。最初的4位副总理之中，除了陈云之外，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都不再担任副总理。这次任命的10位副总理是：
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
陈云在10位副总理之中排名第一，李先念协助陈云抓经济。李先念曾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徐向前），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
陈云在出任副总理之后不久，曾回故乡调查研究。这是他阔别故乡多年之后，第一次回乡。那是1955年1月中旬，陈云回到了故乡。
陈云乘火车在沪杭铁路石湖荡车站下车，先到青浦小蒸乡，住在老战友陆铨家，再去练塘镇。正值寒冬，河面结冰，他坐汽轮到练塘，一路敲冰前进。
在家乡，他又约见那两位农民曹象波和曹兴达，听他们谈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
他们向陈云反映了农村干部收购“过头粮”（超计划收购的粮食）的问题。
陈云还在家乡了解关于“周转粮”（即“调剂粮”）的问题。
此后，陈云还3次回故乡。
第二次是1955年5月下旬，他在青浦了解中共各项农村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第三次是1957年3月，由于青浦县是中国血吸虫病的重灾区，他主要去了解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
第四次是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他在小蒸乡和农民们座谈，了解公社化以后的农业生产和养猪方面的问题。陈云根据这次回乡的情况，向毛泽东反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文将会详述。
陈云回乡调查，曾对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