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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的报道称：
“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陈云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中山装，外面套了件风衣。毛泽东和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了简短的谈话。
此后，在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和林彪“在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革命小将”。
新华社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中央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宋庆龄、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江青、吴德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陈云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并不意味着他被打倒——因为那时刘少奇、邓小平也还出现在名单上。
陈云称病，所以不再跟随在“伟大统帅”和那位“副统帅”之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样，在毛泽东和林彪先后8次接见1100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的那些日子里，陈云从不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被打倒了，陶铸被打倒了……不过，在被打倒的名单上，并没有陈云。“革命大批判”的铁笔，批张三，批李四，没有批陈云。偶尔在批判“单干风”的大字报上，见到批判陈云的字句。不过，跟贴满大街小巷批判“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和“中国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大字报相比，批判陈云的大字报要算是很少很少的。
在笔者看来，陈云遭到的批判不多，究其原因有几个：
一是陈云出身工人，没有“剥削阶级”之类“根源”可挖；
二是陈云从未被捕，也就不存在“叛徒”之嫌；
三是陈云讲话谨慎，没有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辫子可抓；
四是陈云生活清廉、作风正派，没有什么可供“揭发”的。
正因为这样，1969年在中共“九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谈及陈云：“陈云历史上没有变节，经济方面还是懂一些的，右是右了些，可还不是极右！”
也正因为这样，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之后，陈云还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
不过，也有人一直“惦记”着陈云，那就是奸诈阴险的康生。1966年8月13日，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小组会上发言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
在康生、江青、陈伯达的鼓动下，红卫兵们在北京刷出大字标语：“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
红卫兵小报这样攻击陈云：“陈云……很少暴露自己。他总是在幕后进行操纵，将自己的活动隐匿起来。正因此，一个时期以来，有许多人无法清楚地了解他。”
1967年年初的一个深夜，红卫兵、造反派们甚至冲到北京中南海外的北长街的陈云家，要抄家！当时，陈云已经被周恩来派人安全转移到北京西郊万寿路，家中只有女儿陈伟华。
据陈伟华回忆：“母亲和除我之外的其他孩子，也都或在外地干校，或在学校住，家中只有我一人。造反派见没抓到我父亲，就把我揪住‘审’了一通。随后，他们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下了‘打倒陈云’的大标语。”
中央警卫团闻讯，急忙派人到陈云家拦阻红卫兵、造反派们。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秘书童小鹏也奉周恩来之命赶来，劝阻红卫兵。然而红卫兵、造反派们说，他们只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下令撤退，红卫兵、造反派们才悻悻然离去。
事后，陈伟华到了万寿路，向父亲报告红卫兵、造反派们前来抄家。陈伟华回忆说：“父亲听说了抄家的事后，不为所动，还是镇定如常。他从容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我仔细描述被‘审’的情况，有时还大声笑起来。听着听着，他老人家站了起来，说：‘红卫兵抓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和他们评理就是了。’”
陈伟华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他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战备疏散”到江西
在康生之后，猛烈抨击陈云的是谢富治。
谢富治此人，论资历是老革命。他参加过长征，屡建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出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积极拥护“文革”，以打击老帅、老干部为能事。1967年，谢富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
1968年10月17日，谢富治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针对陈云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
“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搞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经过康生、谢富治等的“清算”，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离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而谢富治则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须知，从1931年陈云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至中共中央副主席，而这一次他仅是中共中央委员——当然，比之刘少奇、邓小平，算是好多了。
1969年9月30日，为了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盛大招待会。
在新华社发出的电讯中，这样提及出席者名单：
出席会议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董必武；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
这表明，陈云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虽说当时他早已“靠边”，早已有职无权，但是毕竟没有被“打倒”。
就在陈云出席国庆招待会半个多月后，中苏关系陷入极度紧张之中，双方剑拔弩张。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尤其是应对苏联突然的核打击，中共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把一批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急送往外地，即“战备疏散”。
根据中共中央的紧急决定，毛泽东前往武汉，林彪前往苏州。另外，林彪、江青集团也借“战备疏散”之机，把一大批“靠边”、“接受审查”以及“打倒”的老干部驱离北京，其中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王震、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等。
其中，正在重病之中的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一个多月后——11月12日——便惨死于那里。
被“疏散”到江西的是邓小平、陈云、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
急急如律令，限令三天之内启程。
陈云毕竟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可以带秘书萧光华、警卫员、炊事员一起走。陈云匆匆登上南下火车的软卧包厢，连全国粮票都来不及调换。
陈云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名义上是“调查研究”、“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中国历来讲究“名正言顺”，即便在那黑白颠倒的“文革”之中，也要给放逐找个漂亮的名义。
邓小平、陈云、王震等的突然到来，使当时江西的“最高长官”程世清颇费思量。
那时，程世清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为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
程世清是河南新县人，生于1918年。他发表过《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一文，表明他与林彪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后来因犯有严重错误，于1971年被免职。
不过，邓小平、陈云、王震等毕竟是在中央工作多年、身居高位的人物，如何在江西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却不那么容易。邓小平已是“打倒对象”，还算好办，被安排在与南昌只有一江之隔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陈云呢，下了火车，被接到省委招待所滨江宾馆住了下来。这里紧靠着滔滔赣江，风景优美，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来到南昌时，总是住在这里的3号楼。
对于江西，陈云是非常熟悉的，在这片火红的热土上，曾留下他当年战斗的足迹。如今，时隔35个春秋，他又来到江西。然而，此时此刻，他却是遭贬受谪，被一阵冷风吹到此地来的……
陈云在滨江宾馆“闲居”了一些日子。关于他未来的去处，有人在幕后紧张地筹划着。
陈云到江西之后，周恩来特地给当时江西省的领导人打来电话，嘱咐说陈云身体不好，住的地方要有暖气。周恩来说，陈云过去在北京蹲点是在工厂，这次可以还安排他到工厂。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终于选定了不远不近、生活条件还可以的地方——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
不久，陈云迁往那里，住了下来。
来了一位名叫“陈元方”的首长
邓小平在江西蒙难，已有诸多报道，而陈云如何在江西蒙尘，几乎从未见诸报道。
笔者于1991年炎夏，先是在南昌采访了当年在江西专门负责接待陈云的马骏先生，接着又在1992年8月下旬，再度来到南昌采访。
马骏先生陪同笔者驱车前往南昌南郊，寻访陈云当年“隐居”之处——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亦称省军区干部休养所）。
那个休养所坐落在南昌青云谱。
真是历史的巧合：
早在西汉，南昌县尉梅福弃官，便隐钓于此，后建“梅仙祠”；
清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八大山人”朱耷来此隐居，取名“青云圃”。
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6年），“青云圃”改名“青云谱”。
看来，青云谱是历代的隐居之地。如今，陈云也来此“隐居”。他所住的省军区干休所旁边，便是“八大山人”纪念馆！
也真是历史的巧合：陈云出生在上海青浦，如今“隐居”在青云谱，是在青浦中间加个陈云的“云”字！
那是一个用围墙围成、与外界隔绝的大院，大门口有军人站岗。进入院内最深处，见到一幢类似于北京四合院的平房，即8号院，那便是陈云蒙尘时住了近3个年头的地方。
马骏喊来他的老朋友、当年干休所副所长沈玉贵。
前额光秃、头发花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