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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
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抓了两件大事：
一是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二是严肃党风党纪。
那时，正值“文革”刚刚结束，大批冤假错案亟待平反。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通告就明明白白指出：
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以陈云为首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的平反工作。
在1979年2月，陈云就着手对“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
陈云说：“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陈云的这句话，曾经在中共高层广为流传。
一年之后——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这样，使这“‘文革’第一冤案”终于得以平反。
陈云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陶铸冤案、彭德怀冤案，中共中央也逐一予以平反。
此外，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推动之下，中共中央还为彭真、陆定一、张闻天、谭震林、罗瑞卿、萧华、黄克诚、邓子恢、贺龙等平反，为“中宣部阎王殿”、“总政阎王殿”、“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华北山头主义”、“习仲勋反党集团”、“红旗党”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平反。
“文革”中震撼全国的“天安门事件”，也得以平反。
陈云所提出的关于康生的问题，经过审查，中共中央于1980年10月16日决定：
由于康生以及谢富治政治品质恶劣，在“文革”中直接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证据确凿，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并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
陈云为平反潘汉年冤案，做了极其认真、细致的工作。
陈云跟潘汉年曾经三度共同工作：
一是1929年，陈云与潘汉年在上海共同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
二是1935年，陈云与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然后去苏联莫斯科；
三是上海解放之初，陈云来上海解决“两白一黑”问题，当时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跟陈云有许多工作上的接触。
应当说，陈云对潘汉年有着相当的了解。然而潘汉年一案，不是在“文革”，而是在1955年经毛泽东同意定案的。按照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定的案子，是不允许翻案的。陈云却认为，即便是毛泽东所定的案子，如果是冤案，也一定要平反。
然而潘汉年的案情错综复杂，主要罪名是“内奸”。
第一，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第二，“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第三，“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
第四，“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
所谓“二六轰炸”，是指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突然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进行轰炸。杨树浦发电厂是当时上海电力主要供应源，这次轰炸对上海的工业生产和市民生活造成很大损失。
陈云的首要任务，是深入进行调查，弄清潘汉年究竟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情报干部，还是在为国民党或日本人搞情报。
陈云找长期担任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的刘晓了解情况，找到潘汉年的老战友夏衍和史永（沙文威）调查，还找到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人寿夫妇谈话，请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廖承志、胡立教证明。大量的人证、物证表明，凡是潘汉年主管的上海地下党的人和事，联络机关都没有遭到破坏，这有力地否定了潘汉年是“内奸”的指控。
其中，特别是廖承志，非常坚决地说：“我认为应当给潘汉年平反！……我记得，1946年我从南京返回延安后，曾问过康生关于潘汉年所说中央批准了要情报工作打入敌伪的方针。此事，我记忆得很清楚，康生是肯定了的。因此，我后来一贯怀疑这件公案。如果潘汉年是汉奸，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完全可以将上海、香港的组织出卖干净。但是，直到全国解放，我们了解的，潘所知道的香港电台、组织，一概毫无损失。如果潘汉年所进行的‘打入敌伪取得情报’这个方针是毛主席、康生所批准的话，那么执行这个方针的潘汉年不能说是汉奸，应予平反。而且潘汉年一案有关人员已差不多全部平反了，可见潘汉年不会是汉奸。如果潘汉年是当了汉奸，哪有不出卖自己部下来染红帽顶子的汉奸？潘汉年据说见过汪精卫，这详情我不知道，我也不曾听潘给我讲过。据说是潘向毛主席报告了，而毛就把潘逮捕了。当时康生为何不讲一句话？在什么情况下见的？情况怎样？都应分析。大概是康生内里墨黑，惯于落井下石，听到毛主席勃然大怒，就顺带地把他弄了一下，汉年就倒霉透了。这事如有，也无非是一个错误，够不上戴上汉奸、叛徒的帽子，何况有一连串事实证明，上海、香港组织纹丝不动，哪来‘叛徒’罪名？”
就在仔细调查潘汉年案件时，陈云得了直肠癌。1979年10月在手术之前，陈云为了预防不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地为潘汉年一案给胡耀邦写了信，说明了有关情况。陈云说，虽然这次手术是小刀，但人老了为防万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他郑重提及，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去进行国共谈判，是由王明、康生和他3人决定的，现在王、康都已去世，只有他能为潘汉年作证明了。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办公室的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最后定案的全部材料送到他那里去。
1981年3月1日，陈云亲笔致函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我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和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其中最为可贵的是，查到中共情报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李克农上将在1955年就潘汉年案件所写的意见：
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央、中情部均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批示（因之，潘与敌伪特务系统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不应成为罪行，而且潘的这些接触都向中央报告过）。
2。潘利用某些人开展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是有正式报告的（这是指潘接触敌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事，不应当成为罪行）。
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对上海租界控制不严，有空隙可以利用，潘的面目有所暴露，但仍有存在条件（潘在上海一直未被捕，成为潘与敌特有勾结的罪证。所以这点作了相反的解释）。
4。在太平洋战争前，潘向中央报告过关于日特、伪军及日美谈判的情况。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周密的调查，否定了原定的潘汉年“内奸”的结论。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终于为潘汉年平反。
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所抓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严肃党风。
1980年11月，陈云鲜明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关于党风，陈云提出两个论点：
一是党的领导机关要坚持和贯彻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陈云说：“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
二是“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陈云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我要有自知之明”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吁请陈云出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呼声甚高。
这不难理解，因为陈云曾长期主持中国的财经工作，一向务实，富有经验。毛泽东曾几度“甩”掉陈云，而事实表明，一旦“甩”掉了陈云，毛泽东便在经济战线上打败仗。
中共已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于是，财经领导工作愈发显得重要。“老马识途”，陈云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在1977年6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曾成立了“财贸小组”，组长为姚依林，副组长为陈国栋、邓力群。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助手，调查研究财贸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改进意见；办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交办事项。它是国务院内部的办事机构，对下不行文。
这个“财贸小组”很快就不适合于形势。因为这个小组只是起“助手”作用，而当时更需要的是起领导作用。于是，酝酿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而且主任之职非陈云莫属：
当年，陈云曾成功地收拾了内战所遗留下来的中国经济“烂摊子”；
如今，“文革”十年内乱几乎把中国经济推上了崩溃的边缘，这个“烂摊子”同样需要陈云来收拾。
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却表示他已不能再当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
陈云说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我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陈云这位“调整大师”提出，中国经济要进行调整：“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
那时候，在华国锋的影响下，又出现在经济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又要求制定钢铁发展的高指标。
陈云又一次说要降低钢的年产量指标：“2000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21年，我说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
陈云还说：“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今年钢不提3600万吨，也不提3400万吨，提出3200万吨到3300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3200万吨钢编计划。”
陈云依然是“低调子”。
尽管陈云推辞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之职，但是那时中国经济刚从“四人帮”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急需调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