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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陈云的意见，又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的补充通知》。
通知指出：
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既要坚定，又要慎重；
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
强调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
要求严格区分“三种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
对“文革”中犯有各种错误或罪行的人的清理和处理问题，补充通知也作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
第37章 最后岁月（1）
虽然陈云年事已高，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外界仍高度关注着这位对中国命运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的一举一动。
在中共“十四大”之后，陈云过着离休生活。
退居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
陈云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谈中共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
早在1979年，陈云便很风趣地谈及要培养“后排议员”：
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45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中共“十二大”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大会结束之后，紧接着召开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会议由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持，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从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过渡。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不再设立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只设总书记。
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6人组成（照理政治局常委不应是双数，只是因为从上届7名政治局常委中删去了华国锋，所以成为6人）。这6名常委依次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1982年9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任。
同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当选为第一书记。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陈云不再担任人大副委员长。
此后，在1983年10月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曾作这样的发言：
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
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
1984年2月14日，《陈云文选（1926年～1949年）》出版发行。7月15日，《陈云文选（1949年～1956年）》出版发行。
1984年10月20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书面发言，讲了一个颇为生动的事例：
有的地方总结“经验”，叫做“二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六菜一汤，生意兴旺；八菜一汤，独霸一方”。据说，现在八菜一汤也不灵光了。还有的厂子，选两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当外勤人员，跑材料，推销产品，男外勤人员办不到的事，她们能办到。
陈云由此指出：“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
据陈云的小女儿陈伟兰回忆：“1983年春节，父亲接见烈士子弟，气氛很热烈。大家散了以后，我陪他走回办公室，他情绪很激动，脸涨得红红的。他跟我讲，中国革命特别艰难，牺牲的人太多了，成千成万的人都牺牲了。这些人有些是我的上级，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高，资历也比我老。中国有一大批老干部还在世，他们很多人对党有很大贡献。对这些老干部我们没有宣传过他们，当时也还没有这个条件。”
陈伟兰还说，父亲反复提出干部“四化”这个问题，他和小平同志讨论得也很多。小平同志已经讲过很多关于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的话，但是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他就马上呼应，说应该注意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要求在党的会议上正式地提出，要发文件。他们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国家长远的发展来考虑的。
自1984年起，陈云患帕金森症，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陈云的头发日渐稀疏，视力日衰，听力也在减退。
1985年6月13日，陈云在北京家中度过八十寿辰。那天，聂荣臻给陈云送去一个大蛋糕。
1985年9月，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再次谈了自己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
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
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小平同志8月2日接见外宾，谈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太快时说，“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我赞成他的意见。
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
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毕竟年岁不饶人。尤其是在1986年10月，哀乐三度响起，使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这三位中国政坛的重量级老人，感到余日不多，必须做好交接班的工作：
10月11日，陈云和李先念出席了韩先楚上将追悼会，这位老将终年74岁；
10月16日，陈云和李先念出席了邓小平主持的刘伯承元帅追悼会，刘伯承终年94岁；
10月29日，陈云和李先念出席了邓小平主持的叶剑英元帅追悼会，叶剑英终年90岁。从10月11日到29日，短短18天时间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送走了3位老战友，感慨万千。这时候，邓小平已经83岁，陈云82岁，李先念78岁。在叶剑英元帅追悼会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相约在翌日作一次深谈。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照事先的约定来到陈云家中。
据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说：“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6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赵天元断定这6支香烟都是邓小平抽的，因为陈云和李先念不抽烟。
关于这3位中国政坛的元老谈了些什么，没有一位秘书或者警卫员在现场，只有3位老人知道。
一年之后的1987年10月1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作书面发言，透露了在1986年10月30日他和邓小平、李先念共同决定“退下来”。（蔡芳向）
陈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量，“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主持会议。
陈云年事已高，退出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他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不担任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改由年轻的乔石担任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11月2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陈云当选为主任。
陈云虽然从第一线退下来，毕竟他曾是富有经验的中国经济的掌舵人。在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不时出现问题，陈云多次指出：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财力。
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邓小平十分赞赏陈云的意见。1988年9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经济问题的汇报时指出：
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为席懋昭洗去冤屈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复出，不仅提出为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平反，为彭德怀、潘汉年等重大冤案平反，而且还亲自为席懋昭洗去冤屈。
席懋昭，1935年6月，护送陈云出川的那位天全县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给陈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出乎陈云意料的是，1937年11月29日当他搭乘苏联专机从迪化（乌鲁木齐）飞抵延安时，席懋昭居然出现在欢迎大会上！
陈云与席懋昭能够在延安相会，备感欣慰，当即约席懋昭翌日详谈。
第二天，席懋昭如约去看望陈云。席懋昭告诉陈云，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送别陈云之后，他马上从重庆沿着原路返回，去追赶红军，不料在半途被捕入狱。由于他是仪陇县人，被捕之后转送仪陇监狱。地下党组织请求着名民主人士张澜出面帮助，这才使他在1937年保释出狱，9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临别时，陈云拿出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送给席懋昭，这在当时的延安算是很珍贵的礼品了。
1938年2月，席懋昭结束了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学习，回到四川，在中共四川省工委从事地下工作。此后，中共仪陇城关支部成立，不久又组建为中共仪陇特支，席懋昭回到家乡仪陇，担任特支书记。1941年，席懋昭出任仪陇观音乡乡长，以此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工作。1942年10月，席懋昭又被捕入狱，1943年初经联保获释。出狱之后，席懋昭无法在仪陇县立足，转移到天全、雅安、懋功、泸定等地从事地下工作。这一带的土豪劣绅联名告发席懋昭：“民国二十四年加入过赤匪，接受过组织重大派遣，是个共党重要人物。”于是席懋昭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1948年3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席懋昭在雅安市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就在重庆解放的前3天——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疯狂地对“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进行大屠杀，3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倒在血泊之中。席懋昭就是在这次“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年仅37岁。
重庆解放后，1950年1月，由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对“11·27”大屠杀中的牺牲者进行烈士资格审查，杨虎城、罗世文等236名被害人员被宣布为革命烈士。此外还有近百名牺牲者，一时难以准确地评定他们的政治身份和表现，其中包括席懋昭。曾任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的邓照明在《巴渝鸿爪》一书中回忆当时评定烈士的标准说：“当时的依据大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