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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要出人，出书。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过去，艺人大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
1983年12月，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
在陈云晚年，评弹界每周向他提供的评弹新节目录音带不下于10小时。陈云总是抽时间听，听毕，还往往托人告知他的意见。
陈云很喜欢上海评弹团徐檬心创作的新书《真情假意》，甚至听了不下40遍！
陈云晚年，除了喜欢听评弹之外，还有两个爱好：
一是每日练书法。陈云从小就喜欢练字，尤其是在商务印书馆，往外寄书，陈云总是在邮包上端端正正写毛笔字。到了晚年，陈云把练字变成健身之法，所以经常用毛笔写大字。
二是双手不离“健身球”。陈云的“健身球”是两个核桃。
陈云女儿陈伟华记得，父亲陈云70多岁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陈伟华还在北京怀柔辛营公社的农村小学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所以她每年放假回家都带一些核桃。陈伟华回忆说：“后来父亲问，能不能从农村找两个核桃，用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我们公社的老乡说了，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选出两个特别匀称的、个大的核桃送给父亲。父亲看了特别高兴，以后这对核桃就放在他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就拿着核桃，后来都磨得发亮了。父亲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虽说陈云晚年漫步西湖，听听评弹，仿佛远离中国政坛，然而陈云毕竟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早在1991年，他就提醒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利用所谓的各种名目包括强身健体为名，弄出了一些组织，和旧社会的‘反动会道门’没有什么区别，我以前在上海和这一类的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打过交道，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的毒瘤，很能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危害性很大，一旦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建议中央的一线领导干部不要轻视这类问题，一发现苗头，就坚决打击，不要手软！”
8年之后——1999年4月25日——爆发了法轮功成员聚众包围中南海事件。事后，江泽民感叹道：“陈云同志很早就对这类问题洞若观火。”
夫人于若木成了营养学家
在陈云晚年，他的夫人于若木常以营养学家的身份在社会上出现。她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民以食为天”。
例如，199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前夕，她发表谈话，赞赏上海牛奶公司专为中小学生供应“课间牛奶”。她说：
“牛奶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没有比这项投资更重要的投资了：那就是把牛奶送进儿童的嘴里……”
我问起于若木怎么会成为营养学家的。
于若木说，早在抗日战争前，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就设有家政系，家政系里设有营养科。她的二姐去日本留学时，大姐曾建议她去学家政系，但是二姐因二姐夫学化学，结果去学化学了。当时，于若木曾希望有机会学家政系，但是后来去了延安，也就没有机会去学家政了。
“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干部们营养不良，加上又不讲卫生，往往用刚刚拿过饭票的手去拿馒头，肝炎大流行。这时，于若木想从事营养学研究，但是在那样的年月，谈何容易。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于若木访问了许多营养学家，开始着手营养学方面的调查、了解、研究。她常常口问手记，记录速度相当快，能够很完整地记录专家们的谈话。她向专家们学习，渐渐地也就深入到营养学领域。
1982年，在于光远等主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讨论会上，于若木强调“民以食为天”，作了关于重视、发展营养学的发言，受到会议的重视。不久，内刊《调查与研究》发表了于若木的发言。王任之同志读后，觉得很好，便推荐在1983年第17期《红旗》杂志上以“营养——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为题公开发表。
于若木的文章，使营养学的问题引起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
于若木指出：“人民的营养状况如何，是关系到人民的体质强弱，关系到民族繁衍昌盛的大事；人民的营养状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发达程度的标志。发展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手段，而改善营养则是增强人民体质的物质基础。”
于若木的文章阐述了这样的一些观点：
营养学是一门很有用的学问；
营养普查是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满足人民对蛋白质的需要是重大的课题；
要按照合理的营养配制食品。
于若木的这篇文章在1984年荣获“优秀理论文章”奖。《营养学报》于1984年12月在第6卷第4期予以全文转载。
从此，于若木更加深入地研究营养学，发表了许多论文，如《关心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是当代人的天职》《食堂和营养配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对于学生的营养午餐、对于大众快餐、对于宣传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对于婴儿的断奶食品、对于形成儿童保健网络等，于若木都给予关注并发表许多重要意见。
其中，特别是对于“护苗系统工程”，于若木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为加强广大学生的营养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强调要培养“更健康的下一代”。她说：“保护儿童的运动是人类进步的运动，是人类良知的体现。儿童营养学家、儿科医生、儿童食品专家，以及这一领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切为儿童的健康作出贡献的人们，都在从事着一项神圣的事业。他们的工作常常是默默无闻的，有时又是十分艰苦的，意义却是极其重大的。因为他们是为未来而工作，是为创造下一世纪的文明打基础。”
于若木关心下一代，成为“护苗”的一位辛勤园丁。
在1986年评高级职称时，于若木被正式评为研究员。所以，有的报纸上称于若木为“营养学教授”，便是这么来的。
我问于若木，陈云对她的营养学研究工作持什么态度。
于若木用四个字回答：“尊重，支持。”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在采访于若木时，我又问起一个特殊的问题：于若木作为一位营养学家，是怎样从营养学的角度照料陈云的呢？
于若木说，陈云同志的饮食其实很简单。陈云体弱而能长寿，除了大夫们的精心护理之外，可以归结为8个字，即“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谈起起居，于若木说，1950年代陈云工作非常繁忙，常常早班接中班，中班接夜班。
陈云一度累垮了，不得不向中央请假休息。这时，陈云很注意锻炼身体，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比如打太极拳，也打乒乓球、台球。
毛泽东曾建议陈云每天用冷水擦身体。从1953年至1979年，陈云坚持冷水擦身达26年。
步入晚年，陈云主要是靠散步、做体操、悬腕练字来锻炼身体。他每天散步，上午半小时，下午20分钟。他自编了一套体操，以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
他到了晚年，才真正做到了“起居有时”。
通常，陈云在每天晚上11时做就寝的准备工作，11时半上床，12时左右就睡着了。翌日早上8时起床，8时半进早餐。中午要午睡。
陈云原本和家人一起进餐，步入晚年之后，由于他的饮食与家人不同，也就分开单独进餐。
他的早餐，从喝一杯牛奶改为喝一杯豆浆，这主要是考虑到豆浆无胆固醇，更适宜于老年人饮用。另外，他还吃两片面包，喝一碗稀饭，吃12粒煮花生米。
于若木说，陈云的中餐和晚餐也很简单，中午一荤一素，晚餐一个豆制品、一个蔬菜。米饭中午2两、晚上1。5两，几十年如此。
除了接待外宾，陈云几乎不出席应酬性的宴会。
陈云很注意节约，每一回都吃光菜，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从不浪费。陈云晚年在上海，有人给陈云送鱼翅。陈云说：“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你们搞鱼翅这么贵的东西给我真是浪费。”
于若木说，家里的事我管，我是家里的管家，我管家的时候，定买菜的单子是我定，每天的食谱也是我定，每天做什么菜，我开单子，由厨师来做。每天晚上我还记账，一个月还结一次账，几个月我还做一次总账，结一次总账。
陈云的菜谱，大体上做到一个星期内不重复——除了早餐“千篇一律”之外。
陈云是南方人，喜欢吃点带鱼、黄鱼，也爱吃上海的“鳝糊”以及“烂糊肉丝”。豆制品是他的常备菜，不过，总是变点花样给他吃，比如，做豆腐干丝、上海的“百页包肉”，还有豆瓣泥，等等。
此外，总是给他炒点青菜、大白菜。所以，他的饮食很简单。
陈云每顿中饭吃2两米饭，晚餐则吃1。5两米饭。不过，由于他的牙齿不好，对于饭的软硬要求颇为“严格”。
第39章 最后岁月（3）
所谓饭的软硬，无非是控制好加水量罢了。有一段时间，陈云的厨师病了，就由于若木“顶班”，顶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中，于若木有所“发明创造”：她用硬纸片剪成两个圆筒，再亲手用线缝上底。她用这两个一大一小的圆筒盛米，再用秤称米，使大圆筒正好盛米2两，小圆筒盛米1。5两。这样，给他做中饭，用大圆筒量米就行了，做晚饭则用小圆筒量米。后来，陈云和她到上海去，她把这特殊的“量具”也带去了。上海招待所的服务员见了，就用铁皮焊了两个圆筒给她。这两个铁圆筒，竟一直用到他的晚年。
至于控制加水量，于若木也有所“发明创造”：她做了个“量水器”，专门测量加水后米层上面水的高度。经过一次次试验，在陈云以为软硬最合适的时候，她在“量水器”上划了个刻度。从此，她一直照这个刻度加水，做出来的饭不软不硬，恰到好处，陈云都很满意。
本来，陈云吃梨、苹果等水果，在晚年，改为三顿都吃香蕉，这是考虑到香蕉是润肠的，可以防止大便干燥。通常，他每次吃一根大香蕉或者两根小香蕉。此外，陈云从不吃零食。
在“文革”前，因工作关系，陈云偶然赴宴。“文革”之后，陈云从不赴宴，总是粗菜淡饭，独自进餐，如此而已。
陈云上午喝白开水，午睡起来之后，喝一杯淡淡的龙井绿茶。他不喝酒，也不喝其他饮料。
于若木从营养学角度知道，微量元素硒有着抗衰老的功能，又得知陕西省紫阳县所生产的“紫阳保健茶”天然富硒，她就汇钱给紫阳县茶厂，购买这种“硒茶”。她把硒茶掺在龙井茶里给陈云饮用。先是加少量的硒茶，陈云没有提出异议，她就慢慢增加，以至增加到40％、50％，最后增加到2/3。
于若木知道灵芝具有抗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