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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的“快乐踢球”、霍顿的“兵败九强”、霍顿的“下嫁阶段，因为我觉得这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东西，它虽然偏激，却能反映出当时的局面心态。这组文章也许对下一个“霍顿”，下一个“米卢”的出现还有将来意义。
从神到狗的过程，就是中国足球的过程。这可能是推销“英国足球”并不成功的霍顿留给我们唯一的启示……
冷眼看霍顿
中国足球再将历史的重作到交给了异乡人。之前，1965年的约瑟夫和1993年的施拉普纳都未能完成这一使命。
如此之轻的中国足球竟然拥有如此之重的命运。匈牙利人不行，德国人不行，现在轮到了英国人了。我们且看一头金发、面色红润的霍顿怎样书写中文版的《远大前程》。
中国人是渴望奇迹，常常幻想某个伟大的个体能够扭转乾坤。
霍顿来了，他像“雾都孤儿”般神秘现身。当我们尚来不及嚼清他执教中国国家队的背景资料时，一股传统的情结又悄然浮出。今天是霍顿到华的第一天，已然有人在为中国足球的明天而幻想了。在上海那座宏伟的体育场外，在那堆嘈哪杂的吴侬软语中，我分明听见：“阿拉看这外国教练蛮好的，这下中国足球准能出钱……”
幻想，总是与苦难结伴而行；苦难，总是需要幻想来抚平创伤。这是人性。
于是，我们不能不回顾一下施拉普纳架临时的“造神运动”，以及扔出来的若干豪言壮语——“这是来自德国的拥有先进理论的十大著名教头”，“我们要有豹子精神”，“我们要让对手像一只免子”……当年施大爷走哪儿哪儿有红地毯，甚至还有专机。
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足球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任何个体的力量在庞杂的问题面前都会束手无策。你得从黄河上游开始植树，中游筑堤，下游拓深河道。否则，这水会越搅越浑。
所以，必须冷眼看霍顿，看他如休将一些先进的东西嫁接过来。千万别奢望他抱着中国足球一头闯进世界杯大门。
霍顿不是贝肯鲍尔，即使是贝肯鲍尔，也不见得能迅速提升中国足球。这位曾经在失意之际差点投奔美国的英国男子，这位被中国足协邀请后自己也很惊讶的前诺西汉森林队助理教练，恐怕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也只有一些先进的观念。不过这对于落后的中国足球而言已经足够了。如同一个饿汉，你根本不用提供给他一桌满汉全席，饿汉的肚肠，首先需要的是回锅肉以及大量的米饭——这是我们的现状。
冷眼看霍顿，不用去菲薄他，不用去崇拜他。我们只是需要他带来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并且以适度的方式来加以接受。就像当年的“拿来主义”一样。
其实足球是冰冷的，你不必以所有的激情去对待它的每一个细节，否则真会伤了自己。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们不是常这么说吗？
中国足球“破神论”
霍顿，正在完成由人到神的过程。
虽然亚运会的失利证明霍顿“加工厂”并未把中国的“粗坯”打磨得更为精致，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这名金发的英国人正欣欣然沿着胜利拾级而上。
中国人不能没有“神”。“神”的存在可以帮助抵挡恐惧——从“十强赛”巨大阴影中逃亡而出的中国足球，可以借霍顿硕壮的身体消除恐惧。
这种思维方式有些阴险的意味，但为了中国球不再步入“造神”与“毁神”的俗套，我还是要当一次“怀疑主义者”。
对霍顿的谀词已像神像上的金箔一般贴在他身上了。有人说：霍顿善于短期捏合一支队；又有人说：霍顿洗涤了我们观念的误区；还有人甚至说：霍顿有人情味，符合吾国“国情”。
我怀疑对霍顿的崇拜行为是否建立在砂砾之上，一俟大风袭来，这具金发碧眼的神像便轰然坍塌。
突然想起两副模样的施拉普纳，一副是“伊尔比德”前的，神采奕奕气宇轩昂；另一别是“伊尔比德”后的，形容萎顿印堂发黑——这是中国人造就的两副模样——不知一年后的霍顿是否也拥有迥异的两副模样……
偶像是可悲的，因为偶像的命运往往是被付之一炬。尼采在《上帝死了》中说：真正艺术家最想得到的不是对其作品的赞美，他最想得到的其实是理解和痛苦的思考。
我们理解了吗？我们痛苦地思考了吗l？我们现在所做的，有重大“毁誉”的嫌疑。因此，这不能使我想起克罗地亚米罗西。他在初主全兴之际，众队员赞不绝口，如果我的记忆不出现偏差，就可以清晰地想起来米罗西与霍顿得到惊人地相同的谀词。甚至有国脚声情并茂的对我说：“同时得到米、霍两人的指点，我豁然开朗。”
可惜，米罗西最终默然归国，正是同样的人找出截然相反的辞由将他毁灭。
于是，终于可以知道中国人“造神行动”的结局了，我们在不遗余力地丰满神的形象后最后还要毁灭他，并且踏上一只脚，恨恨然：“悔不该当初……”
这是属于中国足球的轮回。苦难总是通过幻想来抚平创伤，当幻想破灭时，就连神像一并毁掉。
警惕！这情形一如中国农民大旱求雨，长跑三日不见雨来，于是大怒，以锄头钉耙之类毁掉龙王之像。
哈哈镜效应
按东亚人的审美情趣，那帮科威特小子大半算不上“帅哥”；无论是有些“木村柘哉”的张玉宁还是有些“乖乖虎”的李金羽都比他们“酷毙”了。即使上身显得略长的李铁披着头发也不可扮一把“摇滚青年”。
那支科威特国奥并没有“阿拉伯王室的贵族气”，他们把握不住“西亚流”在中前场富于美感的叙述方式，在需要胜利的中国队面前，他们就像一面神奇的“哈哈镜”。
发明“哈哈镜”绝对是一个奇迹，扭曲的参照指数把原本的形象搞得天翻地覆——西施成了东施，无盐变成了貂蝉。对于自卑的人，这是一个好消息。它神奇衬出了中国国奥的“性感”，在以“长江之水滔滔不绝”的进攻又一次“走向胜利”后，我们大可以送霍师傅一幅“打败亚洲弱旅无敌手”的金匾。
这时，许丁茂却正在为寻找一个强劲的热身对身汗流浃背，就像当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寻找马拉多纳的身影一样——许西茂没有霍顿聪明，“日本镜子”把韩国国奥照得体无完肤。
霍顿是英国人，却对“避实就虚”使自己“发展壮大”的游击方针大彻大悟。他是不会去“欧洲半月游”的；不像老实的戚务生，拖到英国、德国尽找高手拉练，只听到耳畔一阵“齐里咔嚓”，而后去负什么“该负的责任”。
因此我开始理解霍顿——豆腐才显着刀快，“哈哈镜”才莫辨美丑。越南也好、科威特也好，甚至不丹、马尔代夫，拖出去一刀“剁”了，制成“狗肉之酱”就衬出咱的“诸葛之高，关云之长”，这是怎样的一种“鸟生鱼汤”呵……
许丁成凭什么要站在日本这面清晰的镜子前呢？那张痛苦万状的脸真是“我见犹怜”；不像霍顿，借一面“哈哈镜”搔首弄姿活得通体舒泰。人越丑越需要信心，霍顿帮我们在哈哈镜前找到好心情。
不过霍顿还是没忘显示英国人的缜密逻辑——“科威特是一支强队，它得过亚运会亚军、海湾杯冠军”。虽然彼“科威特”此“科威特”之间偷换了概念，但这摆明了告诉你，“这可是纯正威尼斯制造的镜子，绝非逗你开心的哈哈镜”。捧了别人，也夸了自己。所以，科威特这面哈哈镜，与霍顿之间上演的是一出默契无比的“捧哏”与“逗哏”。
“伪快乐”说
当“足球需要快乐”这一说法直呈泛滥之势的时候，我发现“快乐”其实是一种迷幻毒药……
中国足球看来在营造一种“伪快乐”，那些苦大仇深的主，比如说“黄连树的根根”“苦芹菜的尖尖”“药罐里的渣渣”，一夜间都“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了。快乐，绝对是当今中国足坛最时髦的一块商标。
《绝对大羽》当然“绝对快乐”，令人吃惊的是一向愁眉苦脸的王副主席也寄语要“快乐地踢球”，而且那个一位也从“十强赛的一流”轻快地飙升至“九强赛的一流”了。
“享受足球”被当成一种时尚品牌，它像“伊夫“圣诺良”或“劳力士”一样可以及时地调高你的身价。
“快乐踢球，享受足球。”其实这话是贝肯鲍尔说的，我们适时地赶上了这趟潮流。而一向以“师承德式足球”自居的韩国人这时却痛苦得很——在“蚕室”体育场被日本一刀“剁”了，许丁茂没我们快乐，是缺乏“主义”的中国足坛压倒一切的主义，谁要是“不快乐”，或“不那么快乐”，将被视为“九强赛”前最蛊惑民众的异类。
记者老史们当然乐意做一个快乐的使者，正如王小波告诉我们的那个故事，他们力图做成合格的“花剌子模信使”，哪怕洪水滔天，也只报喜不的优，这是最高职责。于是，全国都在“快乐着”，只有少数几个（比如我）没有跟得上潮流还在一边尖酸刻薄叽叽歪歪……
我不知道为什么“快乐主义”突然就泛滥起来，正像弗洛伊德在分析《受虐狂》一文中所阐释的那样：当一个人或一群人长期受到压抑和折磨之后，对幸福的追求就会异变为对痛苦的依赖感，灵魂已经麻木，所以以就会自欺欺人地变态为“快乐”。
长期痛苦的中国足球是否就这样“快乐”起来了呢？如果这样，“快乐主义”肯定就是“受虐主主”。与现在有些人的怪癖一样，“受虐”就是时髦。
因此，“九强赛”前被人大肆鼓吹的“快乐说”蝇一种地地道道的“伪快乐”。快乐是一种奢侈，我们哪有这种资格享受。现在粉墨登场的“快乐”，是被篡改了本意的“快乐”。
马克“吐温说：无知总比有知显得快乐。中国足球很无知。
韩国人历来是不大快乐的，他们不想冒充“快乐”，正因此他们往往也得到快乐，我敢说，他们的痛苦是被战胜“快乐”中国人的锋利武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李金羽们天天作秀，摆出比实际年龄小了五岁的天真状：“只有happy，才能赢球”，天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happy”，真的快乐！
在众人快乐得像一只只蹦跳的青蛙的时候，阿q说：老子也快乐……
篡改者的胜利
这是一次“篡改者”的胜利，因为我们只看见李金羽、李铁、张引，却看不见霍顿。
黄健翔激动地说李金的进球是“鲁梅尼格式”的，当然网友虎禅也可以说这间“罗马里奥式”的，或者“贝贝托式”的，因为李金羽并不主张用强硬手法解决问题。在门前他更像一个“机会主义者”。
胜利了，是可以找到足够关于胜利的注脚的。但我在国奥这次难得的胜利中并没有看见霍顿，因为这场胜利并不是“霍顿式”的，是李铁帮助下的李金羽充满灵气的两次“个人行为”，才让中国队赢下“必须赢得的比赛”。
霍顿的“机器足球”理论终于暴露出巨大缺陷——平行站位导致首先失球，整体推进“推而不进”，“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长传疾攻最终把张玉宁变成一根愚蠢的木桩。
由李铁与李金羽连袂“篡改”的进攻思路才促使们第一枚入球的产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