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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道黑指令发往各地：不许摆设灵堂！不许臂带黑纱！不许佩带白花！
不许提向周总理学习的口号！不许去天安门广场！
他们不顾人们的忿懑，不让组织悼念周恩来和宣传报道，周恩来的照片不让见报，周恩来的生平不让广播，悼念周恩来的诗文不让发表，甚至在国丧期间组织大型文艺演出！
然而，人心是压不服的。中华大地上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绝不信邪，照样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以寄托哀思。l 月10 日至11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 万余人，纷纷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在哀乐声中，叶剑英瞻仰着周恩来的遗容，想起这位比自己年轻一岁的领导人竟早走了一步，心情更加悲痛和沉重。半个多世纪以来，从青年时代相识到老年谢世分手，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携手奋进，患难与共。往事如云，不堪回首。。
蓦地，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他耳旁回荡：“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这是周恩来对叶剑英的最后嘱咐。叶剑英知道这句遗言的分量，也完全懂得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他向周恩来行了最后一个鞠躬礼，继续思考着如何更讲究策略，如何同这帮居心叵测的“他们”周旋下去。。
1 月11 日下午，是周恩来遗体送往八宝山的日子。天阴沉沉的，像人们悲痛的心情一样，不见一丝阳光。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安街上，百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佇立在街道两旁，扶老携幼，翘首以望，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自发送葬队伍。灵车轻轻驶过。“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你啊！”哭声惊天动地。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了。人们的抽泣和恸嚎组成了绝响的哀乐。这是对周总理的深情怀念，也是对“四人帮”的特殊方式的抗议。
与此同时，围绕着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谁代表中央致悼词这个重大问题，叶剑英同“四人帮”在进行着斗争。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
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巧妙”地找到叶剑英头上，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看穿了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就这样，在邓小平处境困难的关键时刻，叶帅在政治上给了邓小平极大的支持。
l 月15 日下午3 时，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当人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邓小平时，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叶剑英肃穆地泞立在那里，泪如雨下。他多么希望邓小平能从此接替总理，领导大家继续奋战啊！
狂风大放颠
周恩来追悼会上，邓小平不仅公开露了面，而且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使“四人帮”夺取总理“主座”、进而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遭到挫败。他们对邓小平和坚决支持邓小平的叶帅如骨梗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竭力压制和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并把迫害的矛头指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
在“四人帮”指使下，上海、辽宁等地召开各种会议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央的“批邓打招呼会”也在积极筹备着。王洪文私自准备在会上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长篇报告，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亲自审发的新华社“内参”
稿件上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为了争夺总理“宝座”，他们在自己的爪牙中间树立“帮”的观念，取消党的观念，只承认“帮”中央，不承认党中央。
他们继续篡改党的理论，加紧拼凑他们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大树特树所谓“张春桥思想”，吹嘘它是“新发现”、“新观点”、“新贡献”，“超过”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与“张春桥思想”同时出笼的，还有“江青文艺思想”、“姚文元道路”、“王洪文大事记”。上海市委紧锣密鼓，又是开会，又是找人座谈，又是出《情况汇报》，制造舆论，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也不示弱，在另一期《情况汇报》上反映上海人民的“心声”：“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这个梦想当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收起一向难于离手的钓鱼杆和猎枪，谢绝跳舞和游乐，专心致志地准备自己的“施政纲领”。他让秘书和“秀才班子”给他准备讲话稿，从1 月23 日到2 月3 日先后印了3 次修改稿，以便有朝一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几个整版。
正当中国的高层空间，政治风云似乎要发生骤变的时候，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他们就是叶剑英和邓小平。
此刻，他们显然还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周恩来的逝世，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们有一种无可弥补的夫落感，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内心里感到空荡荡的。
沉默，沉默，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中酝酿着智慧的火花。
“你对当前的形势怎么看？”两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大问题。
两位老人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和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他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道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的是罗迈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席听不得我们的意见，江青几个人唆使毛远新在他那里告阴状。”
“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几次到主席那里单独谈，有一天晚间，我还特意问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么样？他还作了肯定。后来主席让毛远新找我谈，说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释也没有用！”
近两年，叶剑英不止一次地听到毛泽东讲过，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还要他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再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来，事事都请示毛泽东同意才办，成绩卓著，深得人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怎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看来，根本问题是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邓小平已经明确表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叶剑英最担心的是邓小平下来，会使“四人帮”得到篡夺国务院大权的机会。
邓小平已经作了思想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坚持和“四人帮”
斗下去，义无反顾。当叶剑英再一次征求他意见时，他坚定地表示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让步！
这时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他们预料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心情十分沉重，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局面，怎么办呢？他多么希望周恩来留下的担子由邓小平来承担啊！
“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他作了最坏的准备，但他相信，党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他沉思一会儿，严肃地说：“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剑英听到这番语重心长的嘱托，身上顿时觉得增加了千钧重担，当即表示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看到叶帅如此坚强，由衷地高兴起来，又提醒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重病的毛泽东也正在为国务院总理的人选费尽心思。他经过反复观察思考，既不满意同他一起战斗多年、曾为他器重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为了解决矛盾，他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华国锋。
华国锋曾任毛泽东家乡湘潭县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1955 年7 月， 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3 篇文章，这些带有浓厚家乡气息、读来亲切的论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作者。于是，湘潭成了湖南省的标兵。不久，华国锋被毛泽东邀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列席代表，并陪同毛泽东回乡之行，以后又被毛泽东亲自提名为湖南省委书记，继而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1971 年9 月林彪自我爆炸后，被调来中央，党的“十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华国锋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他那热爱毛泽东的纯朴的阶级感情，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毛主席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
1976 年2 月2 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这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棒。王洪文一气之下，把自己长时间准备的讲话提纲，连翻也不翻，扔进了抽斗。自以为十拿九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怨恨至极，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真是咬牙切齿，恨入骨髓。
这里的“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是指1975 年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文件。张春桥在这里是“旧恨未已，又添新仇”，既对着华国锋，又挂上了邓小平。
就在这时，上海街头贴出了“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与中央抗衡。张春桥作贼心虚，说：“这不是帮倒忙吗？”立即下令掩盖。
“四人帮”在争夺总理位置这盘棋上，暂时输了一个子，但是在另外一盘棋上，他们又赢了两个子，——个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另一个是把叶剑英拉下马。就在这个“一号文件”中，还有一项重要通知：“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