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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了整编。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整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成了两个军，即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演翔，下辖两个师；第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下辖三个师，人员枪械大增。唯独贺龙的独立十五师，却令其裁减。原有三个步兵旅共十二个团，两万余人，被命令缩编成五个团，三个直属营，1万1千人。这样一来，大批官兵需要遣资还乡，有的军官需降级使用。贺龙只能照办，别无他法。他大公无私，做了大量工作，先裁减自己的至爱亲朋。在北伐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把贺龙这支素质较好的左派武装裁减逾半，其中奥妙，贺龙心里似明镜一般。他的部队太靠“左”了。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左右两派的斗争已经直接波及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了。但他并未因此而右转，反而更加坚定了。
3月初的一天，贺龙在鄂城突然接到秘书长严仁珊从汉口发来的一封电报：“连日武汉有事，数日内不必返汉。”既然“有事”，为什么又不让他“返汉”？严仁珊搞什么鬼？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贺龙没有听从严仁珊的意见，在匆匆处理了整编中一些未了事宜之后，于3月12日返回了汉口辅堂里四十二号寓所。他要去查明究竟。
这一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九，贺龙三十一岁生日，夫人向元姑正忙着为他庆寿，客人来了不少。
周选群来了。他一见贺龙就说：“云卿，你回来得正好，明天会碰上一位贵客，他是老蒋的秘书长李仲公，带了好多钱，专找西南的将领打麻将牌的。”
严仁珊听说贺龙回来了，匆匆赶来。一见面就埋怨说。“云卿兄，我让你不要回来，你就是不听。”他告诉贺龙：“这个李仲公，原籍贵州，是我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他是由汪精卫介绍加入国民党的。他同落、汪的关系都很深。蒋介石为了扩充他的势力，在收罗西南军阀时，给他挂了一个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党代表的头衔。现在嘛，红起来了，当了老蒋的秘书长、中央党部书记长。他这次来武汉，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啊！所以我打电报叫你不要马上回来，免得他来纠缠你。”
原来如此！贺龙感激地拍了拍严仁珊的肩头，微微一笑。
周逸群说：“看来，此人象是专门来运动军队的。”
严仁珊说：“一点不错，为老蒋划拉队伍。”
贺龙沉吟了一会，说：“你们两位不用操心，这种说客，我见得多了，有的是对付的办法。”
周逸群警告说：“云卿，小心为妙啊！”
这天晚上，大姐贺英来找贺龙，对他说：“打走了北洋军识，革命队伍里还是这样勾心斗角，真不是个滋味。常讨，你跟这帮大官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提防着点。我看，国民党的这帮左派，也不定靠得住呀！”
贺英是这年春节带着小妹满姑和几个侄儿、侄女来武汉的。
贺龙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汉口，大姐告诉我：‘你跟那些国民党左派搞在一起也靠不住’，当时，她就要买枪，向大姑娘（指贺龙长女贺金莲，十六岁——笔者注）要钱去买．随行的唐小洋亲眼看见贺英在汉口买了十几支枪。”
贺英的目光可谓尖锐。她买的这些枪，后来被贺英，贺满姑带回了家乡，在开辟湘鄂边红色根据地时，发挥了作用。
第二天，从北伐军总司令部派来任参谋长的陈淑元向贺龙报告说，武汉驻军各部在整编中都要建立国民党党部。唐生智总指挥说，他领导下的部队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他对师座很器重，独立十五师国民党党部请师座当党部委员。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他吸了一口烟回答说：“唐总指挥对我很好，因为我们两战鄂西，为武汉解了围嘛！不过，你那个国民党，我还是不想加入的。”
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唐生智的拉拢。
贺龙后来说：“我自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从来没有转过国民党，也没有境过证书，怎么竟当起国民党师党部委员来了？这可见国民党组织一向是如何马马虎虎的了。”
第三天，他来到秘书长严仁珊家。严仁珊对他说：“过一会李仲公要到我这里来，你是否不要见他？”
贺龙笑着摇摇头。
隔了一会，李仲公登门来访。寒暄之后，他对贺龙大加恭维，近似吹捧。贺龙皱了皱眉，觉得此人味道不对。李仲公说，明日，他设宴招待西南将领，务清云卿兄赏光。
贺龙笑着说：“他们都去，我也得去啊！不然，就太不给大秘书长你面子了。”
3月15日，李仲公在其下榻的刘湘驻汉办事处大摆筵席，专请在武汉的西南将领。酒过三巡，李仲公特地邀请贺龙晚间到严仁珊府上作方城之戏。他说：“久慕英名，欲与云卿兄一谈为快。”
贺龙点头答应。他心里明白，所谓“一谈为快”是什么意思。好罢，你来吧，我让你和老蒋看看表贺云卿是什么人。
当晚，李仲公在杨殷之陪同下，来到严府。见面之后，他俩看见贺龙睑色铁青，不知是何缘故。详作不知，打起牌来。李仲公在牌桌上本想说些什么，但见贺龙脸色难看，李仲公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顾虑甚多。贺龙阴冷的脸上，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这时，走来一个人，跟贺龙嚼咕了几句。只见贺龙突然站起，厉声说：“送客！”预先部署好的警卫人员持枪而出，把茫然不知所措的李仲公和杨殷之抓了起来。
“师座，你这是干什么？”李仲公喊着。
贺龙把手一挥，命令道：“把他们押送到唐总指挥那儿去，看他们还搞什么名堂！”
1950年6月19日，周恩来就此事向贺龙查询时，贺龙说：“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以后，那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作活动的。散席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前来告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军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
不久，四川发生了“三·三一”重庆打枪坝事件，刘湘、王陵基大肆屠杀正在集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死伤一千余人。这个惨案，后来查明是李仲公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而策划的。武汉政府理应给予严惩，但却只把李仲公关押了二个月，就释放了。个中原因，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1950年6月15日给周恩来写的信上说：“本来要枪毙他们，但那时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说，李仲公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不好枪毙。于是，只把杨殷之杀了。”
就是这个李仲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中南海找周恩来要官做，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可以提，但是中央需统筹考虑。李仲公却赖着不走，百般纠缠。周恩来忽然想起了贺龙，他了解李仲公啊！于是，打电话让贺龙到中南海来。
贺龙一进西花厅，周恩来指着李仲公说：
“贺老总，你认识他吗？”
看见李仲公，贺龙已经明白了几分，他已经听说此公正向中央要官哩，马上接口说：
“老朋友了。李先生，在武汉那年，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走的？”
李仲公满脸通红，如坐针毡，只得起身告辞。周恩来、贺龙大笑。后来，李仲公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谁知，此人因此而对贺龙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诬陷贺龙，为林彪、“四人帮”张目。当然，历史是公允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仲公因此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被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他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宁汉分裂的局面形成。
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支持直系军阀吴佩孚东山再起，出动十万大军沿京汉铁路南下，企图夺取武汉。败退河南的吴佩孚也重振旗鼓，勾结四川军阀杨森，窥觑武汉。
在这样的形势下，武汉政府决定先行北伐，讨伐奉军，然后回师，东征讨蒋。
4月中旬，贺龙奉命率独立十五师集结武汉，待命出征。
可是，贺龙没有料到，这个时候，一团却发生了闹饷事件。其他各团亦有骚动，师机枪营营长陈策勋，手枪营营长陈佑卿、步兵营营长刘锦星拖走了二、三百人，逃回了桑植。
唐生智对于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左派武装，在饷、械两项上，历来采取所谓“格外慎重”的态度，对于独立十五师更是“另眼相待”只要他的财政稍感桔据，马上只发半银．甚至不发。独立十五师已有九个月没有正式发饷。贺龙一面请周逸群向武汉政府请求，一面东奔西走，借钱维持。但所措之钱，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官兵们对此早有怨言，日复一日，不满情绪日增，有人一煽动，火就点起来了。
接到闹响报告，贺龙与周逸群立刻在一道分析情况。他们认为，一团是师的主力团队，原团长贺锦斋，共产党员，素以思想进步，文化程度较高，饶勇善战闻名，虽已升任新职，但尚未离开；新任团长刘达伍是师部训练处长，贺龙的挚友，政治上完全可以信赖，怎么会突然在一团闹饷呢？肯定有人从中捣鬼。不是有人放出风说：“师长不关响，就不上火车；哪个敢上车，就向他开火”吗？看来，闹响的目的在于阻止部队北伐。因此，绝不能单纯地看成闹炯，要看得深一点，而且必须很快解决。他们决定，由贺龙亲赴一团，处理此事。
贺龙带了手枪队来到一团，召集全体官兵讲话。他登上用两张方桌拼成的临时讲台，先默默地巡视了一周，然后讲话说，北伐以来，第一团历来作战勇敢，不愧为“精锐一团”。现在，第一次北伐即将开始，部队即将准备北上，消灭直奉联军，统一全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眼下，上面的军响一时发不下来，有困难，大家就再吃点子苦，忍一忍。你们当中大多数人跟我贺龙征战多年，我，贺龙，是不是喝兵血、克扣车值的鬼，你们心里总该清楚吧？他说着说着，火气升上来了，嗓门也愈来愈大。他说：
“不要以为我贺龙心里没得数，有人在一团捣鬼，煽动闹饷。闹什么？你怕扯你的把子？当我不晓得？”
他当场点名，叫出二个连长一个营副。这三个人中，除三营副以外，都是从唐生智那儿派来的。这次闹值的确同他们在下面煽动有关。据目击这一过程的刘应铭回忆，一连长自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