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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克对于决定渡江北上的情况回忆说：“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及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找们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3月五日，二、六军团开始行动。他们冲破滇军防线向普渡河急进。
这时，蒋介石组织了一个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由龙云当总司令，并命令滇军迅速组织追击堵截，樊嵩甫、李觉、郭汝栋三个蒋介石的嫡系纵队也向滇东追击。顾祝同飞往昆明，代表蒋介石督战。
4月6日，二军红六师攻占寻甸。在昆明的龙云认为，二、六军团可能沿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从元谋渡金按江，因此，他急令其近卫第一、第二团，工兵大队和警卫营从昆明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侧防堵；命令孙渡纵队加快追击二、六军团的速度，将红军阻止在普渡河东岸。孙渡受命后，即分两路尾追红军，并与张冲混成旅相配合，形成对红军的夹击。滇军倾巢而出，加上蒋介石的三个纵队，二、六军团要在元谋渡江，困难很大。
怎样才能渡过金沙江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聚在一起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能否甩开滇军主力，争取几天机动时间，这是渡江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贺龙提出，在蒋介石的三个纵队追到之前，佯攻昆明，以甩掉滇军主力，此乃上策。贺龙说：“现在有一个渡江的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抢在樊嵩甫、李觉、郭汝栋围拢上来之前，甩开滇军主力，争取几天机动时间。龙云把老本都掏出来了，把牌押在普渡河，他那个省会昆明成了空城。他要唱空城计。我们不是司马懿，没那么胆子小。我看，我们就打昆明。龙云，还有那个顾祝同，准会吓得魂灵出窍，把兵调回昆明。这时候，我们一掉头向西，就能甩掉滇军，起码争取到三天、五天机动时间。这样，我们可以到石鼓、丽江去过金沙江。江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一定到元谋去渡江呢？天下地方大得很，我们走我们的，不跟他纠缠。”
贺龙这个大胆而巧妙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详攻昆明的方案就决定了。
说打就打。第二天，二、六军团掉头南下，穿过孙渡、张冲两部之间的间隙，向昆明扑去。当天，先头部队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突然出现在昆明以北地区，并派小部队前出距昆明十五公里之处。第三天，两军团全部进入距昆明二十公里的富民城，摆出一副即将攻打昆明的架势。
这可吓坏了顾祝同与龙云。龙云更是惊恐万分。这是他的老窝，要是被红军占领了，他便什么都没有了。昆明全市紧急戒严。龙云一方面把军官学校的学生拉出来守城，一面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催孙渡、张冲回援昆明。
滇军急如星火朝昆明赶来。贺龙却指挥二、六军团突然转向滇西，完全甩掉了滇军，使敌人完全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局面。
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分两路西进，日行百里。这些地方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红军势如破竹，几乎每天占领一座县城，横扫滇西。4月17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告朱德、张国焘说：“我们决定采取鹤庆、丽江中间路线前进。现我们已抵镇南，姚安之线，估计七天到十天迟到两星期可赶到金沙江边。”直到这时，敌人才发觉上了贺龙的大当，再拼命也赶不上了，急得顾祝同操着一口涟水话直骂娘。
25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石鼓，两军团全部人马也陆续到达。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金沙江由北向南湍湍而下。二、六军团前卫部队在这里找到了七只船，自制了不少竹筏、木排，动员了二十八个船工，开辟了五个渡河点。从25日夜里开始，到28日黄昏，两军团一万七千人全部渡过金沙江。
追赶红军最快的滇军刘正富旅匆匆忙忙赶到金沙江边，这里已是空无一人，只有一条醒目的大幅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刘正富仰天长叹，啼笑皆非。
洋攻昆明，大获成功。朱德、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说：“金江既渡，会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黔滇万里转战的红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
二、六军团的长征的确是胜利的长征。毛泽东“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乃肺腑之言，决非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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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贺龙对张国焘说，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
“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
7月的川西高原，是一年中一个很好的季节。虽然，这个月是这里最热的月份，但平均温度最高仅达摄氏十七度。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空气清鲜，凉风习习，使人备感舒适。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带着几个警卫人员正向甘孜方向赶路。
红二、六军团在翻过海拔五千七百米的哈巴雪山到达中甸以后，贺龙、任弼时原来准备在这里好好休整一番，筹集一些粮食、衣服、药品等必需品，再行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中甸是康藏高原上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山城，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居民多为藏族，实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居民们被国民党反动宣传所迷惑，已逃避一空。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曰归化寺，是中甸的实际威治中心，僧侣众多。他们虽没有逃走，但寺中最高僧侣松木活佛严令众僧侣紧闭寺门，防范红军。
到达中甸，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即严令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民族的生活习俗，保护寺庙，公平买卖，现金交易，严守纪律。贺龙亲自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述红军的政策和纪律，并应邀人寺拜访，对活佛表示敬意。红军的实际行动感动了僧俗人等，他们纷纷归来，帮助红军筹粮等款。但是，中甸实在太小太穷，尽最大努力，也无法保证红军所需，不得已，缩短休整时间，提前行动。
红二、六军团分成左右两路前往甘孜。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塘、白玉前往甘孜；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
贺龙、任弼时随二军团行动。他们连续翻越三座雪山，昨天，到达了绒坝岔。在这里，遇到了前来欢迎他们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他们才知道朱德、刘伯承已专程从甘孜出发，前来迎接他们。他们俩人坐不住了，带了几名警卫人员，立即起身向甘孜附近的甘海子奔去。
快要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他们心里充满着喜悦，何况，红军总指挥朱德，参谋长刘伯承还远道来迎。现在，他们的心境，就象这川西高原一样，晴空万里。心情好，话也多，两人并辔而行，边走边谈，其乐融融。
任弼时不知想起了什么，问贺龙：“老贺，你认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吗？”
“认得。南昌起义时就认得。我还同他发了脾气呢！”贺龙回答说。
任弼时好奇地问道：“喔？为什么？”
“那时，他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南昌阻止起义，我看不惯。我还不是党员，不买他的账也没关系，哈哈。”说着，贺龙大笑起来。也许，他又想起了在南昌同张国焘吵架的情形。
“哈哈，你啊！”任弼时也笑了起来。“这么说，你对我们这位总政委有所了解娄？”
“那是啊！我在瑞金入党以后，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整天混在一起，到了潮汕失败才分手喽。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四方面军去了。”贺龙说。
任弼时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我对这位总政委可不太了解。”
贺龙看了任弼时一眼，没说什么，心里想，我的这位政委大概想起了什么。
还没到甘海子，远远就看见朱德、刘伯承骑马迎了过来。
“弼时，总指挥来了。下马，下马！”贺龙眼尖，一下子就发现了，赶快下马迎了上去。
朱德、刘伯承握着他俩的手说：“你们终于来了。欢迎，欢迎！”
贺龙突然有一种感觉，朱德的话里似乎深藏着不少潜台词，但不便多问，一起来到了甘海子。
一进村，贺龙便看见村边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他们的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好了干柴，烧好了开水。后来，他们得知，不光是对他们这些领导人，所有二、六军团驻扎的地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作了周到的准备，给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提供了很好的宿营和生活条件，并且还赠送了不少毛衣、毛袜。这一切，使贺龙深受感动。他对关向应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好啊！”
夜里，朱德、刘伯承来了，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进行了彻夜长谈。
这次谈话，使贺龙大吃一惊。
朱德告诉他们，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和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26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一共开了三天，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任务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先取甘南．创造川陕甘苏区。
说到这里，朱德拿出两份文件，指着其中一份说：“这一份就是两河口决议。哪个晓得，张国焘是反对的呀！这一份是后来的毛儿盖决议。你们可以看一看。”
朱德接着说，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到了7月6日，中央派伯承同志，还有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并帮助传达两河口决议。谁晓得，张国焘却提出了一个与中央决议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的主张，并且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解决为理由，拖延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他又让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不然，就无法集中领导，顺利消灭敌人。张国焘以为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不把只一、二万人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这不是想夺取红军的指挥权吗？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任命他当了红军总政委。
8月份，中革军委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在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之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信、巴西地区开进；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集结马塘、卓克基，向阿坝开进，然后在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