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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龙这位财经委员会书记的领导下，到1943年他离开晋西北时，经济状况已有了显著的改善。
这些，毛泽东心里自然十分明白，因此，才点名让这位老总来陕北理财。
1942年6月8日，西北财经委员会成立，委员由陕甘宁和晋西北两区域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负责干部共十九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后，又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以财委副主任身份兼任财经办公室主任。
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中突出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支。
贺龙上任后的头一斧头，就是采取了一项临时应急措施，解决边区政府的困境。他的办法是：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也就是说，让军队来负担政府的开支。这当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军队干部能想得通吗？不少人意见纷纷。
贺龙把军分区的领导找来，对他们说：
“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客栈、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因为，第一、你们有地盘，陇东、关中、绥德和直属区等；第二、你们能挣钱；第三、你们有群众；第四、有枪杆子；第五、有商店；第六、有工厂；第七、有几百个骡马大店；第八、有运输站；第九、你们也有钱。这些东西都在你们手里。还要上头来养活你们，从道理上也讲不通。”他指出，我的包干办法，就是“你们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你们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们要。上面总共补助五百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付担子，而且要排好。”他指出，各分区要成立个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难关。
你也别说，他用行政命令搞的这个财经“包干”，的确起了相当作用。虽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他们发展全区生产和解决本区财经困难的责任感。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这只能是一种应付困难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根本的问题，一是要设法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来延之后，他深入实际，广为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人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各种土特产品。但是，这几年来，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科学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自己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一直是贺龙大力提倡的。1942年12月，毛泽东亲自出马，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作了一番调查，写出了一份历史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毛泽东想听取更多的意见，委托贺龙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说，毛泽东“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我想，他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响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他在会上说；“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他特地表扬了五位对边区发展生产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并大声疾呼：“他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对这样的人应当尊敬他们。”
这种表扬，应该说，是很震动人心的。要知道，那可是1942年底。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批判丁玲、王实味闹得知识分子人心惶然，接着来的，又是“抢救失足者”运动，更多的厄运已降临到知识分子头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这位元帅敢于表扬几位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其胆略也够可以的了。
但是，发展生产仅口头号召是不行的，要有钱，要资金投入。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不敢放手发放农业贷款。他们严格规定，农业贷款不论军队、政府还是群众，都必须有一定抵押，没东西抵押，就不能得到贷款，这叫做抵押贷款。边区本来就穷，哪来东西抵押？别说一般农户，就连开展生产运动较早的军队和政府机关，也是一无金银财宝，二无房屋田产，用什么来抵押？因此，银行的大部分资金到不了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上。贺龙认为，银行有银行的道理，不能算错，但是，银行大部分资金应当用于发展生产，这是最根本的。你把钱锁在钱柜里，你银行还有什么作用？生产发展不起来，贸易就无法进行，政府也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这怎么行呢？他去找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同他作彻夜长谈。
贺龙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朱理治说：“老总，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品，放出去的资金就收不回来，这可麻烦了。”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两手空空，拿什么给你做抵押？他用人做抵押，你要吗？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能有钱，有了钱就可以还你，你也有利可收，政府收入也有保证。你把钱放在那里，是死钱，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也不利于银行业务的开展，你说对不对？我看，我们改一改，搞信用贷款怎么样？你怕发放了贷款，银行没资金？那好办，我给你从晋西北调。”
朱理治终于同意了贺龙的意见。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行，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市。1943年，边区银行向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三十八倍；向农民发放的农贷，增长了十多倍，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1943年财政金融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这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票子，那我们去年，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叫达市。是用边区的一种叫马兰草作原料制造的纸张印刷的，所以，贺龙称之为马兰草票子。
在组织生产中，贺龙特别重视边区部队的生产。战争年代，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军队的一举一动，举足轻重。边区部队的生产，不仅能起到带头作用，推动整个地区的生产，而且可以大大减轻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负担，这对于整个财政经济的好转作用很大。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和朱德提出过“屯田政策”，“南泥湾政策”，就是要八路军发展生产，自给自足。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就是根据这个指示，开到荒凉的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的。他们一年内就开荒播种一万二千二百亩，粮食、蔬菜的自给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贺龙曾亲赴南泥湾考察，并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详细介绍过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1942年11月底，他在作整军问题总结时说：“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努力完成明年的生产任务，并争取到1944年，不但不向政府部门要钱，做到吃的粮食、穿的衣服完全达到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抽出一部分粮食、副食和钱上交政府。”这个指标是不低的。
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展了生产大竞赛。1943年，开荒二十余万亩，占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三万石。南泥湾生产部队做到了粮食自给自足，其他部队也做到了大部自给。边区部队养猪一万余头，羊一万五千只，每人每月可吃三斤肉。你别笑这个数字，这在当时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连毛泽东他们一个月也很难尝到肉味的。他们还建立了十一个纺织厂，年产四十万匹粗布和许多毛毯、毛巾，不仅做到了毛泽东提倡的‘咱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政府和群众。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面积一千万亩，增产细粮十六万石，运销盐和土特产三十万驮（指一头骡子可驮的重量），种棉花十五万亩，织布十万匹，公营和私营的工商业也有了不小的发展。延安的市场上日渐繁荣，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抗日根据地虽然又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等待贺龙去解决，但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贺龙理财行吗？事实给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不愧是一个知人善任的领袖。
这一年，对贺龙个人来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贺龙来延安不久，由于双方感情长期不合，他的夫人骞先任与他离了婚。贺龙过起了单身生活。热心人到处都有。延安有些人忙着给贺龙当“红娘”。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介绍给了贺龙。
薛明，河北霸县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随平津学生请愿团来到南京，要求政府积极抗日，宣传抗日救亡，后来辗转到了江西，经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清涧县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县参议员。后来，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着意培养的妇女干部。
194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陪着贺龙来到延安县委。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了他们。
高岗向贺龙介绍说：“这位就是薛明同志。”
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彼此寒暄之后，贺龙问薛明说：“薛明同志，你认识叶群吗？”
“认识呀！”薛明回答说。
贺龙点点头说：“今天是星期天，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我知道你同叶群是朋友。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给她写的信拿出来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