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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说，他觉得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什么都可以“‘立竿见影”的。例如，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一下子还学不懂，学不通，要反反复复地学，怎么能“立竿见影”呢？再如，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字数虽不多，却内容深奥，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的结晶，要掌握它、运用它，并非易事，很难“立竿见影”。他提出来向罗荣桓请教。
罗荣桓并不同意林彪的所谓“三十字方针”。不久前，他在总政治部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曾说：“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这次，他也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问题，他说：“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你们俩口子吵了架，有了矛盾，怎么到《毛选》中去找答案？”
贺龙点点头，赞同他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彼此观点一致。
车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肖望东过江来迎接两位元帅。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要被一节一节地运上轮渡，摆渡时间很长，要一个多小时。利用这段时间，他们在轮渡上听取了许世友、肖望东的汇报。
许世友告诉两位元帅说：“现在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十一斤粮，一天一斤，又没有肉吃，油水很少。团以下干部年纪轻，要带领部队爬山涉水，搞训练，体力已普遍下降。”
罗荣桓问道：“干部战士情绪怎么样？”
许世友说：“大家情绪到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
“没有怨言？”贺龙不大相信。连肚子都吃不饱，情绪会很好？胡闹！许世友不敢说吧。其实，他在汇报中已经摆了部队面临的困难了。吃不饱，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吸了一口烟，说：“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啊！军队是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嘛！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今天还要靠它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唤！”
罗荣桓不愧为总政治部主任，说起话来总带有概括性。他说：“贺老总说得对。你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快解决。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他们懂得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做领导的越要关心他们。”
贺龙点点头，心里便挂念上了这个问题。一到南京，他便同罗荣桓专程到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里去视察。他们跑伙房，下猪圈，走菜地，同干部、战士交谈，了解连队搞生产的情况。他们看到这个连队的伙食搞得不错，心里感到安慰许多。在连队，两位元帅同战士们谈起了那时的热门话题：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
罗荣桓间连队干部说：“林副主席最近提出‘带着问题学’，你们怎么理解？”
指导员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支委会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听了，挥挥手说：“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习的时候，要灵活运周嘛！”
他想，“立竿见影”不是给下面出了难题吗？什么都要“见影”，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强调了“灵活运用”。
罗荣桓却说得比较明白。罗帅说：“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见影’，那是学习以后的成效问题，先不要考虑。”
这两位元帅显然对林彪的那一套提出了挑战。
2月7日，两位元帅到上海的第二天，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锋，空军驻沪部队政委江腾蚊前来看望他们。
方中铎在汇报中说：有些战士的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饿；有的社队干部作风不好。探家回来，有些怪话。有人就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他们把战士划为三类。这些战士被划为落后分子。
罗荣桓当即指出：“在战士中不能划类！把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没有好处嘛！副作用大。”’
贺龙站起来说：“对啊，可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说得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
罗荣桓说：“怪话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顾忌．敢说话．‘怪话’就可能多一点。有些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河顾虑，往往不多说，不敢说，并不等于没有意见。不要因为战f：说些怪话就说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是啊，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的。”贺龙在室内踱了几步，坐下来说：“帽子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太伤感情，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能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说：“贺总说得对，要把战士当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同指导员讲、我们的工作就落后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战士们天天训练那样辛苦，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是落后分子呢！”
后来，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指示，向各单位打招呼说：在文件、报纸上，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必要时，可相对于“先进”，改用“后进”的提法。
方中铎汇报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常来偷连队种的蔬菜，使连队头痛。
贺龙说：“你们可以学习北京军区一个部队的方法：同公社联系好，把老百姓找来，开了一个会，同他们讲清道理，以后他们就不来了。部队种的菜多，就应该主动送给老百姓一些。军民鱼水情。在困难时期，军队要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老百姓现在吃不饱，我们看着不管，就不能称得上人民的军队。过去打胜仗还不是靠老百姓帮助，现在军队节省一点，帮助老百姓是应该的。你们这些将校，不要做了官，住了大房子，就忘本。”
农历腊月二十八，两位元帅来到福州。除夕之夜，他们把福州军区领导请到宾馆，向他们祝贺春节，询问有关海防的情况。谈话中，一位领导干部反映，有的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来人去抢粮。
贺龙听后说：“这是群众发动得不好，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这一百来人难道都是地富反坏？不会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得好，个把子坏人鼓动闹事，群众自己就会把他搞出来的。”
罗荣桓对此表示同意。他说：“抢粮事件的发生，恐怕主要是人民生活没有安排好。安排好了，坏分子煽动闹事就煽动不起来，所以，这几个月，安排好人民生活是件大事。”
两位元帅，身居高位，却时时惦记着人民群众，处理问题都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真是难能可贵啊！
春节刚过，他们便深入莆田、泉州、厦门。对驻军进行视察，就保卫海边防、搞好民兵工作谈了许多极为中恳的意见。
此后，他们又去了赣、湘两省。
这次深入部队，历时一个半月。2月30日，返回了北京。贺龙深切感到，在这样天灾人祸严重的灾难性岁月，怎样才能保持部队的巩固，最重要的，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思想工作。因为，部队生活困难，干部战士吃不饱，这是个现实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关键是做好深入细致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决不能用“划类”、扣帽子这样的办法。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干部战士的水平，而不是去搞追求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因此，这年10月，在看了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的调查报告后，写信给他说；“我们的军队不同于任何其他军队，它不是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能不能把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队工作能否过硬的一个根本因素。”在这封信里，他没有象当时流行的一些文件那样，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活学活用”，而是只讲扎扎实实做好基层支部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他这位军委副主席，大概也只能如此了。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林彪为什么大权在握的时候称病不出，笔者没有确切的材料，其原委也不拟妄测。但是，从四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便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这一点来看，林彪此时称病不出，恐不在“病”耳。
林彪撂挑子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身上。
他们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军委日常工作不能停顿。他们也是军委副主席，有责任挑起这副担子来，保证军队工作的正常运转。但是，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因此，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作出了决定，还得向林彪报告。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介蒂。
1962年，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国内的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党内“左”的指导思想，不仅未予扭转，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国际上，反华浪潮高涨；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等等。事情很多，很急，不能不予处理。在这段时间里，贺龙、聂荣臻主持了几次军委常委会议，正确处理了东南沿海紧急战备中的若干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巧妙地处理了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每走一步，他们除了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以外，同时也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林彪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弄不清他的想法。好在有毛泽东的批示，可以作为他们决策的依据，才使军队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
1963年5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个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
就这样，林彪自己放弃了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若干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中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说：“会议到最后，毛主席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同意。”
这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责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但是，这给贺龙带来的，并非喜讯，而是恶兆。林彪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指派贺龙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一来，不是等于将自己排除在军委之外了吗？贺龙不是夺了他的权了吗？他当然不会默不作声的。于是，贺龙的前途堪忧了。
贺龙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一层，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