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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单纯希望主力去打天下是不对的。
（5）反“蚕食”与反“扫荡”战的不可分性，部署上应把两者作为一个
部署的两方面。如因备战反“扫荡”而收缩反“蚕食”的兵力，结果使敌有
机可乘。
（6）我们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首先是滨海的反“蚕食”胜利。起初主力部队对分散游击战没有信心与
不熟练。一九四二年首先争取了反“蚕食”胜利。郯城、赣榆［3］两战役，打
击敌之由南而西的“蚕食”政策。
清河区乘敌军调动的机会，争取了反“蚕食”的胜利，争取了极为有利
的时机，基本上打开了清河的严重局面。冀鲁边如当时能很快地结束其内部
的混乱，抓紧有利时机，亦可争取大的胜利。
鲁南歼灭了顽军刘桂棠［4］、刘国桢两部，开辟了大块地区。
鲁中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首先在沂蒙坚持抑制了敌“蚕食”并开
展了讨吴战役，控制了胶济路南的战略支点。
胶东一九四二年粉碎了敌之“封锁”青烟路计划，西海对反“蚕食”认
识不够，北海还有的划“资敌圈”。胶东对反“蚕食”总方针认识不够，故
采取了消极态度。
一般的由于我掌握了反“蚕食”的规律，民兵普遍发动，统一领导，这
都是我们的胜利因素，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反顽胜利更帮助了我们，转变了过
去三面斗争的严重形势。
应该认识敌人还是强大的，在没有总反攻以前，敌我形势还不会基本改
变，所以我们不要麻痹自己。
三、对顽斗争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顽军对我之进攻均遭失败，使我获得了优势的
条件：
（一）敌人对我“扫荡”之余并不放松对顽之压迫与打击。分局四年总
结时对此情况的估计还不足。
（1）敌人要确保华北作为兵站基地，破坏我之反攻准备，故敌不仅不允
许我们、也不允许顽军之存在。且顽军当时尚打着抗日旗帜，数量上不少于
我军，这实足以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是顽与敌的基本矛盾。我们不能抹杀它。
（2）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顽军内部矛盾与火并，便授敌以各个击破之
机，同时这种打击还配合着诱降政策的。如于、李［5］出入鲁之矛盾。
（3）李仙洲入鲁声势浩大，刺激了敌人，故敌人要采取更大的压迫，更
增加了敌顽矛盾，伪军的动态也增加敌顽矛盾。
（二）顽军的失败是有必然性的：
（1）顽与敌之合流，采取所谓“曲线抗战”，隐蔽依敌的方针，虽对我
有很大危害，同时也鼓励了其内部的投敌情绪，故促成了敌对顽的打击与瓦
解。
（2）顽军内部互相间火并，使敌有予以各个击破的条件，且促使顽军大
大分化投敌。如吴化文［6］、张步云［7］之投敌就是此种情况造成的。
（3）顽军内部生活困难，官兵矛盾加深，及其为维持其统治而不得不采
取集中的作战，这却便利了敌人击溃与歼灭他们，使他们大大地削弱与溃败，
且他们与群众的对立，更增加其败亡。
（三）我对顽斗争在军事指导上的经验与教训
（1）我们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对顽斗争方针——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
止反共为辅，孤立打击积极反我者，中立不积极者，争取可能进步者。分局
军事指示中曾指出：在疏通团结口号下，分化其内部，使其矛盾扩大，不能
统一步调反共，这是对的。
（2）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顽与我同处于敌人紧张压迫之下，我与顽的
斗争有些缓和，这就更考验谁能在严重压迫下能站得住脚。当然由于我们有
党的领导及群众支持而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相当地抑止了敌人的“蚕食”，
粉碎了敌之“扫荡”。开始执行了分散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些胜利，恢复了
地区与力量。这时我之力量已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而顽军在一九四三年初，
其数目已不到八万人，与我之对比，已不能保持平衡状态，造成了我争取优
势的条件。
这说明了中央的方针——对敌为主，争取时局好转是完全正确的。当时
冀鲁边的同志怀疑这个方针，对情况熟视无睹，吃了教条主义的亏。
（3）一九四三年来，李入鲁、于出鲁，矛盾大增，引起了顽军内部分化，
大鱼吃小鱼，这固然给了敌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也给了我们反对反共战争的
有利条件。
（4）我们当时的作战目标，是利用敌顽矛盾及顽顽矛盾，争取改善我们
的地位，但要避开对敌有利。故（a）不要压缩于、李之矛盾，压缩了对我不
利；（b）不要压缩敌顽间的矛盾；（c）还要积极地孤立打击李的反共军，
中立东北军，使我们取得了一个极其有利的先机。根据这个指导方针，采取
了这样的部署：
甲、欢送于出鲁，又欢迎李入鲁。既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在政
治上又积极执行孤立、打击的方针。
乙、敌在津浦路上集结兵力，准备打击于、李，我这时避免调大的兵力
去鲁南。
丙、我集中力量抢占其中的战略支点，解决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不
让秦启荣为首的顽军占领李北来的目的地，掌握有利的历史时机，准备李入
鲁后向我进攻时，我即依靠沂蒙山区打击之。
丁、李北来未能占地，于的部队己走，李的部队又受了严重损失，估计
李必然回去，故主力一部入鲁南，争取了彻底胜利。这个部署完全正确，这
是分局在对顽战争的领导上的杰作。
（5）对李入鲁失败后的军事指导，仍是完全依照中央的孤立打击积极反
我者的方针，而要注意防止一切都要打的情调，这样会使顽军内部相当的统
一起来。压迫过火，会使敌人增加，扩大伪军，对我不利。
我们还要争取不积极反我者，坚持统战方针，争取对我有利。这个方针
在执行中我们成功的一部分是讨刘、讨朱、讨吴［8］，但对赵、张［9］等则没
有足够打击（有客观的困难），在政治上也没有很好地孤立打击它。如对赵
之国民党特务政策、土匪活动政策、依靠敌人的政策等都没有很好的对策。
对中立者作得也很不够，如对张里元、姜黎川［10］。对姜的中间性没有清楚
认识，故过高估计了其进步性，造成了对姜的统战失败。
应认识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的社会基础（目前山东尚有六万顽军）
及其特务政策与一套统治办法。单纯打击、消灭是不能完事的。他们在伪军
中有着密切联系，故应周密地考查我们对地方顽军的政策。要知道国民党将
来在反攻中集合十万人是很有可能的。这岂是单纯军事斗争所能解决问题
的，故我们必须在政治斗争上加强起来。
（6）对敌斗争应与对顽斗争联系起来，否则可能离开中央的方针而发生
偏向。
（四）几年来的斗争，我们已从敌顽夹击中解放出来，我们的抗日根据
地扩大了，军事力量扩大了百分之二十五，有十万大军。
我们对顽的优势还是不巩固的，如山东尚有顽军六万人，我们必须执行
中央的统战方针。
当时分局军事决定上对顽估计不足，因此对疏通团结为主，防止反共战
争的认识模糊。
四、对敌对顽斗争的总结
我们已经总结了对敌对顽斗争的领导：
（一）我们改进了对敌斗争的地位及争取了对顽的优势，两者存在着不
可分的关系，但也要有一定区别。
（1）如果我们没有展开对敌斗争，那么就不能保存力量及争取对顽优
势。因为敌人为民族侵略者，是主要斗争对象，不应迷失方向。
（2）如果没有反顽斗争的胜利来保存自己，则对敌斗争的胜利将更加困
难，特别顽与敌还有着矛盾，内战还没有全面爆发，故对顽斗争仍应服从对
敌斗争。
（3）总之，要很好掌握斗争方针，要有明确立场，勿失却斗争方向，才
会争取胜利。所谓立场即明确的阶级观点。如对敌为主，对顽斗争也要坚决
以我为主，团结抗战。
（二）敌我顽三角斗争己有了变化。我们从两面受夹击的形势中解放了
自己，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地位。但三角斗争仍然存在着。
（1）敌人受到世界形势的影响，我们已在敌后开展分散性的游击战，争
取了反“蚕食”的胜利，开展了政治攻势，消耗了敌人，瓦解了日伪内部，
且敌已在正面战场转变了以诱降为主改为正面进攻。从中看出敌人要改变其
部署，通过伪军的行动，可以看到日军已收缩力量，准备集中作战，这对我
们是有利的。
（2）顽军由于政治上的反动与战术上的被动，大大削弱了自己，更加分
散了自己。最近国民党军在长沙、郑州的失败［11］，使群众更加失望，使顽
军声势下降。
（3）只要我们有正确方针，不犯原则错误，就会争取优势。
（4）三角斗争仍存在，敌人仍是强大的，国民党仍有全国性的合法政权，
我们不应小视山东现残存的顽军，他们与国民党还是有联系的。现在他们也
划分了军区，聚集力量向我战斗。他们还有着其深厚的社会基础，这都不容
忽视，不能麻痹自己。
（三）我们对敌对顽斗争胜利是由于我们有群众的支持。
（1）我们的根据地扩大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更加团结了各阶层人民，我
们在经济上的努力可以对抗敌人的封锁，我们普遍地改善了群众生活，组织
了群众，增加了生产，劳力与武力更好地结合，这些是我们优势的最可靠的
基础。
（2）我们军队进一步的依靠群众。如军队中的拥政爱民运动，大生产运
动。这不仅密切了军民关系，且更进一步团结了内部，生息与充实了我们的
力量，现在已相当地减轻了过去的孤立状态。
（3）一九四三年来我们的民兵及地方武装、主力都有了发展，开展了三
位一体的作战，作到十比九比一的比例。
以上这些是克服单纯军事观点的最好一课。
中央的十大政策与全党的整风，就是胜利的方向，我全体同志应团结在
毛主席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为了夸耀这些成绩，而是为了取得教训。基本的教训就是：如
果脱离群众、不关心根据地建设，一切与战争脱节，不遵守毛主席的军事斗
争方针，存在独立主义、分离主义思想，则必定走到失败。如果我们能决心
改正错误，则又能克服困难，是会渡过困难，向胜利前进的。
两年来的军事斗争的胜利就是证明。
（四）我们只要有老实的态度就能胜利；否则，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
不虚心不老实的态度则必失败。
（1）个别地区、个别干部，存在自以为是、不虚心，对自己的严重局面
发生麻痹，对中央、分局的方针发生怀疑。如有的同志怀疑中央的对敌为主
的方针，有的同志怀疑游击区的隐蔽斗争政策。
（2）执行中央十大政策，应虚心研究，坚决与灵活执行，如有的则强调
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