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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我的1957年-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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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而且,×××在值 夜班时随意散布的“右派”言行还不止此。但,无人对此进行任何追究,滑稽的是×××一 直还充当了报社反右斗争的急先锋。1990年,我为别的事找过×××,此时的×××倒也说 了实话:“在报社反右派斗争中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年,×××仅仅出于保护 自己的目的,也非把景超打倒不可,而且认为仅仅打倒景 超还不够,只有使我也闭住了嘴,他那些右派言行才会无人再提起,或提起也不起作用。经 过软硬兼施,诱供逼供,画框框,定调子,硬是逼迫杜绍宇扯出了个“黑社”,他才心满意 足。甘肃日报社有名的右派集团“黑社”,不是由文化部揭露出来,而是首先在总编室发难 ,然后波及到文化部(文化部共揪出三个“黑社”成员)及甘肃农民报(我一人)。×××作 为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自明。我们在当时挨整似乎也属正常, 但3年后其血淋淋的后果却是谁也不曾料到的。×××会因此而内疚吗?
后来,杜绍宇意识到扯出“黑社”对自己只是加重了问题的性质,又推翻原来的交代,不承 认“黑社”。但此时此案已报省委,在《甘肃日报》上已公开披露予以批判,泼出的水已收 不回了。杜绍宇推翻原来揭发交代的“罪行”,属于态度恶劣不老实之列,最后落了个仅次 于景超的处分:取消工资,监督劳动。他原本打算自谋出路,所以没有和我们同行。后来又 改变了主意,所以,过了两个多月才姗姗而来。
汪志英,甘肃渭源人,是个地下党员。他在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形势下 ,就《甘肃日报》的新闻报道、专栏设置、编辑人员的使用及上下班制度等方面写了个《意 见书》交编委会。他到报社时间不长,写成后,让文化部的有些人看了一下。景超当时在文 化部受到大家瞩目,是有一定影响的人,汪志英就一定要景超帮他修改。在难以推辞的情况 下,景超勉强帮他改了一下,为了节省他搞创作的时间,还让我代抄了几页。但汪志英向编 委会交的东西,又经他本人改过并重新抄写,景超再未过目。鸣放时,汪志英的《意见书》 交到编委会已几个月,汪志英因《意见书》受到编委会的冷落,在开会时曾发言表示不满。 反右斗争开始后,压在编委会办公室抽屉里的《意见书》,从反右斗争的角度重新加以审查 ,并打印出来供全社职工讨论,从而被确认为“黑社”的黑纲领。汪志英被迫交代写《意见 书》的经过。汪志英做梦也想不到,近半年前的一纸《意见书》,会成为反右期间凭空冒出 来的“黑社”的黑纲领。景超更是有苦难言。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批斗汪志英时,汪志英显 然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而在批斗自己由汪志英出面作证时,汪志英又变成了由景超任意摆 弄的十足的白痴。唉,唉,那个时候,哪个右派分子又不是被任意摆布的可怜虫。
汪志英倒是有些先见之明,宣布处分之后,他就不准备来农场劳动,而且把户口转到了当时 还很荒凉的兰州市西固区,打算另谋出路。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妇女干部得知他是右派分子 后常找他的麻烦,使他难以安身,逼得他不得不也到农场来,所以比我们晚来几个月。“黑社”的另一成员牛华生,宁夏人,回族。1954年宁夏省同甘肃省合并,原《宁 夏日报》总编辑张源来《甘肃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带过来几个人,牛华生是其中之一。牛 华生是回族中的进步分子,他曾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在《大公报》上曾著文指名道姓 地大骂蒋介石。鸣放期间,牛华生的著名“言论”是写了一副对联,对两位担任中层领导的 党员表现了不满,对联原文是:“萧俊德德不俊何为俊德,杜修文文不修怎称修文”,并征 求横额。当即有梁军欣然命笔,加了“唯资而已”四个字。梁军后来也未能逃脱右派分子的 厄运,只是比我们晚了一年,所以未来安西。牛华生的另一张大字报,是对报社为高干们修 的新宿舍楼有些看法,同他们所住的平房作了比较,题为:《高干楼、低干院》。景超同牛 华生无其他瓜葛,在当右派之前,我和牛华生从未说过一句话。牛华生只是因为也看过汪志 英的《意见书》而成为“黑社”的一名成员。最初,牛华生听说杜绍宇交代出了个“黑社” 时,曾在文化部的办公室里惊呼:“莫名其妙!”办公室里的十来个人全都默不作声。这突 如其来的信息乍一传开,使那些没有陷入右派泥坑的编辑们都感到难以置信,惊恐不安,所 以都谨慎地闭住了嘴。而当初惊呼“莫名其妙”的牛华生,到后来还是按照领导既定的意图 ,以“黑社”成员的罪名“认罪悔罪”。因为“认罪”态度好,问题也比较简单,对他的处 分最轻,只给了个行政降两级的处分。作为回民,他提出去农场劳动吃饭问题无法解决而留 在了报社印刷厂劳动。他在铸字车间干上了最重的活,每天把用过的铅字化为铅锭,一直干 了三四年。
我的这些难友们,个个都经历了残酷无情的批斗。残酷无情的批斗,使每个挨斗的右派分子 对共产党的意志不敢稍有违抗。参加批斗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党的意志的执行者。为了粉碎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们在斗争会上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穷追狠批,种种不堪入耳的詈 骂脱口而出。诸如:“耍死狗!”“背着牛头不认赃!”“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决心戴 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等等,等等,随时都会劈头盖脑地抛掷过来。挨斗的人不论内心 多么委屈,灵魂经受着怎样的凌迟,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并按照会上的要求“转变立 场”,痛骂自己思想反动,站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把自己的真知灼见,披肝沥胆向党提 过的宝贵意见和一些极平常的看法,通通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每个被认定为右派分子 的人都在这场残酷的闹剧中扮演了不幸的悲剧角色。像这样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由于同一个 虚设的原因,对55万多知识分子采取同样的手段,使55万多忠诚无辜的人经受灵魂的凌迟, 它不是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国土上,人类 历史将如何评价它?“阳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绝不仅仅是55万多无辜灵魂的沉沦。500万 知识分子中既然出现了55万多猖狂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那么,工人、农民呢?反右斗争的 余波也扩及到工厂、农村。报社的印刷厂就对轮转车间的陈培清进行了批斗,陈培清一定也 是有些出了“格”的言论。我曾听到厂部办公室里传出批斗陈培清的怒骂、叱喝声,其火力 绝不亚于对我等的批斗。陈培清站着交代“罪行”,其委靡状也绝不下于我等。不过,报社 还算严格按照当时的政策界限办事,对陈培清的批斗,只是进行“教育”,没给他戴什么帽 子。在其他地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下达以后,报社曾开全社大会让我们每个人自己表态,让 已被打得趴倒在地的反动派们再一次地表示认罪悔罪。然后,由领导上做出对我们每个人的 处分决定,上报省委宣传部批准。就在我们等待省委批复处分的时候,又通知我们到资 料室 帮助清理新华社发来的新闻图片。这些新闻图片因为无专人管理乱得一塌糊涂,有些有图片 ,无说明,一旦需要就无法使用。而我在清理中竟意外地发现了新华社的一则通知,通知说 ,今后对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不得见报。赵桂兰何许人也,50年代的人都知道,她是东北 某工厂的年轻女工,一次她在抱着某种烈性炸药行走时,因妇科病突发出现晕眩,当时,她 完全可以把炸药扔远保护住自己,但是,她为了保护厂房没有扔出炸药,结果炸掉了自己的 一只手,这在全国曾极为轰动。赵桂兰治好伤后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有一 幅名画画的是中央领导人接见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的情景,赵桂兰就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旁, 周总理的神态显出对赵桂兰十分疼爱关心的样子。而现在,根据通知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 不得见报。我立即意识到赵桂兰也许是在鸣放中出了问题。从此,她永远地消失了。
杜绍宇、汪志英先后来到农场后,和我同在三大队,常见面。汪志英从来不提反右斗争期间 的事,守口如瓶。杜绍宇对于扯出“黑社”,在来农场前就一再说悔恨已晚,对于景超和我 都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和亲近,我们也不再说什么,一切也就逐渐释然了,毕竟,我们都落到 如此的处境,主要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在地头演出时和他相遇,我们随意说笑几句,亲 切自然。
在邹士杰的示意下,我们还在三大队的伙房里,为炊事员们作即兴表演,为炊事员唱了几支 歌,其中有歌唱大跃进的歌,记得有两句歌词是:
“跃进哟嗬,跃进哟嗬,大跃进哟嗬!
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
炊事员们大受感动,以后我们去打饭就备受照顾。
此次夏收期间,我们未能去慰问演出的在全场只有四大队了。四大队是个年产六七十万斤小 麦的单位,夏收任务很重。全大队2/3的劳动力都是我的难友,夏收这一关,使他们也 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收割、拉运、打碾到入仓,他们都承担了下来。我的难友中有许多人 在农村长大,从小有劳动习惯,也是劳动里手呢,有老工人的带领,他们样样都行,干得很 欢。这中间,也出过危险,如原高台县税务局的陈增荣,站在大车上装麦捆时,一只脚没站 稳,就曾一个倒栽葱栽下。安西县因为风沙大,旧式大车为了便于在沙窝里行走,车轮特别 高大,直径要一米七,陈增荣一个倒栽葱栽下时,一只脚踝夹在上面的木制车辐条里,鲜血 直流,头已掉到地上,头发被压在车轮下,动弹不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一起干活的 难友眼明手快,死死拉住了套车的大马,车纹丝未动,陈增荣才幸免于难。陈增荣在多年后 想起这件事仍觉有些后怕。有些没拿过镰刀的书生们,在割麦中间伤了手脚的也大有人在, 累得躺倒在地里便不再想爬起来的就更多了。
三大队在夏收结束后,立即组织100多精壮劳力去西湖收撞田(撞田:即在远处 的荒地里种上庄稼,不再管理,到收获季节再去收割,碰到气候条件适宜,就能有收获;撞 不上,也就无收获。)小麦。西湖在十工农场的正西方,距离五六十公里。 那里收割小麦的人住帐篷,因系抢收,劳动的时间也要长一些。场里安排组织劳动力的时候 ,就强调要派去身体健康的精壮劳动力,身体差的不能派。此时,原服务厅的会计韩冬柏, 解放前西北大学毕业,已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患肺结核。当他听到宣布的名单里有自己时 ,就向三大队的队长权志英提出,自己有病,请求不要派自己去西湖参加抢收。权志英当大 队人马去西湖后,对留下的韩冬柏就猛批一气,说:“你个右派,让你去西湖你不去,你还 想干啥?你今天就去翻地,一天翻三亩地,翻不完三亩地,不准你吃饭。”站在一旁的大队 统计高仲君听他这样猛批韩冬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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