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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透过那么多的成见和假装出来的激情，在人心中辨别出真正的自然情感，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要想，如果我敢这样说，要想感觉到这部作品里充满着的那种种细腻的感情，就必须有精审入微的分寸感，而这种分寸感只能从高级社会的教养中得来。我不怕拿这部书的第四部分跟《克莱芙公主》相比，并且我肯定，如果这两部作品的读者都是外省人的话，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全部价值。因此，如果我这部书是在宫廷里获得了最大的成功，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书中满是生动而含蓄的传神之笔，只有在宫廷里才能得到欣赏，因为宫廷里的人较有训练，易于体会弦外之音。不过这里还要区别一下，有一种机灵人的精细只表现在体察恶事上面，到只有善事可看的地方便什么也体察不到了，对于这种人，读这部书肯定是不相宜的。比方吧，如果《朱丽》是在我心中的某个国家发表的话，我断定没有一个人能把它读完，它一出世就会夭折的。
人们关于这部作品给我写的许多信，大部分我都收集起来了，辑成一札，现存那达雅克夫人手中。万一这个函件集发表出来的话，人们会看到里边有好些希奇古怪的言论，可以看到意见是如何分歧，说明跟社会大众打交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有一点是人们在这部书里所最忽视、而同时又将永远使这部书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的，就是题材的单纯和趣味的连贯。整个趣味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贯穿了六卷，没有穿插，没有传奇式的遭遇，而无论在人物方面还是情节方面，没有任何邪恶之处。狄德罗曾大棒理查生，说他的场面千变万化，人物层出不穷。诚然，理查生有他的长处，他把所有的场面和人物的特点都很好地描绘出来了，但是，在场面和人物的数量方面，他与最乏味的小说家同出一辙，他们总是拿大量的人物和奇遇来弥补他们思想的枯窘。不断地表现闻所未闻的事件和走马灯似的一掠而过的新面孔，用这种办法来刺激读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但是要把这个注意力经常维持在同一个对象上，又不借助神奇的遭遇，那就显然比较困难了；如果在其他一切都相等的条件下，题材的单纯更能增加作品的美的话，那么理查生的小说虽然在许多方面都高人一等。在这一方面却不能和我这部小说并驾齐驱。然而我知道我这部小说现在死寂了，我也知道它死寂的原因何在，但是它将来是一定要复活的。
我的全部顾虑就是由于追求单纯而使故事的发展变得沉闷，我怕自己没有能力把趣味一直维持到底。有一个事实把我这种顾虑打消了，而单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所给我招来的一切夸奖都更使我高兴。
这部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出版的。一天，歌剧院正要举行大舞会，一个书贩把这部书送到达尔蒙王妃手里。晚饭后，她叫人给她上装，好去跳舞，然后一面等候，一面就拿这部新小说读将起来。半夜，她命令套车，接着又继续读。有人来报告说车套好了，她没有答话。她的仆从看她读得忘形了，便来报告她说，已经两点了。她说：“还不急，”仍然读个不停。过了一阵子，因为她的表停了，便揿铃问几点钟，人家对她说四点钟了。“既然如此，”她说，“赴舞会太迟了，把车上的马卸下吧。”她叫人给她卸装，然后一直读到天亮。
自从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之后，我老想见见达尔蒙夫人，不但要从她口里知道这件事是否完全真实，也因为我老是这样想：一个人对《爱洛伊丝》发生这样强烈的兴趣，准是有那种第六感，那种道德感，而世界上具有这种第六感的心灵太少了，没有这第六感，谁也不能了解我的心灵。
使妇女们对我发生如此好感的一点，就是她们都深信我是写了自己的历史，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信念大根深蒂固了，以至波立尼亚克夫人竟写信给韦尔德兰夫人，托她求我让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深信，一个人不可能把他没有体验过的情感写得那么生动，也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把爱情的狂热这样地描绘出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得是对的，的确，我这部小说是在最炽热的心醉神迷中写出来的；但是人们以为必须有实在的对象才能产生出这种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错了；人们绝对意识不到我的心能为想象中的人物燃烧到什么程度。要不是有若干青年时代的遥远回忆和乌德托夫人的话，我所感到的和描写的那些爱情只能是以神话中的女精灵为对象了。我既不愿肯定、也不愿驳斥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人们从我单印出来的那篇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样在这一问题上让社会自己去捉摸的。要求严格的德育家们说我应该把真象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而我呢，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这样做不可，并且我相信，如果没有必要而作此声明，那就不是坦率而是愚蠢了。
《永久和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头一年我把稿子交给一位叫巴斯提德的先生了，他是《世界报》的主编，而且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一定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塞到那家报纸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义来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人说起《朱丽》，就要我把它拿到他的报上发表，他又要我把《爱弥儿》也在他的报上发表，如果他对《社会契约论》听到一点风声的话，也会要我送给他的报纸发表的。最后，我被他麻烦够了，便决定把我那部《永久和平》的提要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代价让了给他。我们原来约定只在他的报上发表，但是手稿一归他所有，他就觉得出单行本合适一一单行本有若干删节，都是审查官要求的。如果我把我对这书的评论也附上，那又该审查得怎样了呢？十分侥幸，我没有对巴斯提德先生谈起我那篇评论，它不在我们的合同范围之内。这篇评论现在还是手稿，同我的其他文稿在一起。万一有一天它被发表出来，人们将会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那许多玩笑和所持的那种傲慢口吻，怎能不叫我哑然失笑！这个可怜人在他插嘴乱谈的那些政治问题上究竟见识如何，我可看得太清楚了。
正当我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在女人方面赢得宠幸的时候，我感到我在卢森堡公馆里走下坡路了，倒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因为他对我的盛情和友谊还仿佛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元帅夫人面前。自从我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读给她听，她住的那套房间就不那么对我敞开了；她来到蒙莫朗西小住的时候，我虽然还相当经常地前去拜谒，但除在餐席以外就几乎见不到她了。甚至我的坐位也不再标明在她的身边了。既然她不再把这个坐位给我，既然她很少跟我说话，既然我跟她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就宁愿坐另外一个位子，这样还比较舒服些，特别是在晚上，因此我不知不觉地就渐渐养成了坐到离元帅先生较近的地方的习惯了。
提到晚上，我记得已经说过我不在府第里用晚餐，这在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确是事实；但是，因为卢森堡先生不吃午饭，甚至在席上连坐也不坐一下，结果我在他家已经好几个月，已经很熟了，还没有跟他在一起吃过饭。承他好意，特别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就使我决定当客人不多的时候，偶尔也在那里吃顿晚饭。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他们吃午饭几乎就在露天，并且如俗话所说，屁股不沾凳子，而晚餐却因为作了漫长的散步回来，人们乐于利用吃饭时间来休息一下，所以吃得时间很长；又因为卢森堡先生很贪口福，所以很精美；还因为卢森堡夫人殷勤招待，所以很惬意。要不是这样解释一下，人们就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有一封信的结尾几句话（丙礼，第三六号），他说他回想起我们的散步，总是感到滋味无穷，特别是，他又补充说，晚上回到院里，我们看不到高车驷马的辙迹——这是因为，每天早晨有人用耙把院子里的沙耙平，扫除车辙；所以，根据沙上痕迹的多少，可以判断下午来的客人多不多。
自从我荣幸地见到这位忠厚的贵人以来，他曾遭到接二连三的丧事。一七六一年，他的不幸达到了极点：就仿佛命运给我准备的灾祸一定要从我所最依恋的、同时也最值得我依恋的人开始似的。第一年他失去了妹妹维尔罗瓦夫人；第二年失去了女儿罗拜克夫人；第三年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他的孙子卢森堡伯爵，因而也就失去了他的宗支和姓氏的最后仅存的后嗣了。他以一种表面上的刚毅忍受着所有这些丧亡，但是他的心一直在暗中流血，终生不已，而他的身体也就一天天垮了下来。他的儿子的意外惨死特别使他伤心，因为国王那时刚刚恩准他的儿子，并且预许他的孙子世袭他的近卫军司令之职。而他这个最有希望的孙子，他又痛心地看到他慢慢地衰萎而亡了。这全怪做母亲的盲目信任那把药给他当饭吃的医生，结果就叫这可怜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唉！如果人家听了我的话，祖孙二人到现在还都健在呢。母亲迷信医生，对儿子的饮食禁忌太多，关于这种过分严酷的饮食制度，我有什么话没有当面或写信对元帅先生说尽啊，又有什么意见没有向蒙莫朗西夫人提过啊！卢森堡夫人的想法倒跟我一样，但又不愿侵犯母亲的权威；卢森堡先生为人温和而软弱，绝不喜欢拂逆别人的意志。蒙莫朗西夫人把波尔德奉为神明，结果就把儿子的命送掉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当他获得允许，眼布弗莱夫人到路易山向戴莱丝要点心吃，放些食物到他那长久挨饿的小胃里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呀！当我看到这样大的财富、这样高的门第、这样多的头衔和官爵的唯一继承人竟和乞丐一样贪婪地吞噬着一小块面包，我心里是多么嗟叹富贵尊荣的虚幻啊！然而，我说也是白说，做也是白做，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同样是对江湖医生的信任，先葬送了孙子，又为祖父挖掘坟墓；这里除对医生的迷信外还加上一种讳言衰老残疾的畏怯心情。卢森堡先生本来隔一段时间就感到大脚趾有点痛，他在蒙莫朗西犯过一次，害得他失眠并且有点发烧。我大胆说了痛风这个词，卢森堡夫人还骂了我一顿。元帅先生的侍从外科医生硬说不是痛风，并且用止痛膏把患处包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