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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三部曲-第2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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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要他们收下。周家勋等人也只得接了一点。

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惭愧、羞赧、悔恨、悲哀一齐在心头奔涌,如同眼前浑浊急湍的海河水,撞击着他的心灵,震撼着他的魂魄,啮咬着他的肢体,抽打着他的双颊。他不敢走出门外,只是倚着门框,呆呆地凝望眼前这一幅极为罕见的令人揪心的送别图。

忽然,一个十六七岁的读书人装束的小青年冲出人群,手中捧着一张大白纸,直向接官厅奔来。赵烈文怕是刺客,忙上前拦住。那小青年高喊:“天津满城都贴满了讣告,我怕曾大人看不到,特为送他一张。”

“惠甫,放他过来。”曾国藩有气无力地招了一下手。

小青年大步走过来。把纸塞给曾国藩,立即转身跑了。曾国藩看时,那上面写着:

不孝男曾国藩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显考徐汉龙、刘尊夏、冯护华,痛于同治九年八月谷旦舍身殉难而亡。凡属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士,莫不哀此讣闻。孤哀子曾国藩泣血稽颡,期服侄崇厚痛心顿首、护丧功服弟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拭泪拜。

曾国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身子早已瘫倒在门槛上。赵烈文、丁启睿等忙将他扶起。好半天,他才徐徐睁开左目,只见周家勋、张光藻、刘杰还在与送行的百姓涕泪话别。他从心底里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无限哀伤地说:“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曾国藩在接官厅里对周家勋等人说的话及赠送一万五千两银票的事,很快便被崇厚知道了。他生怕曾国藩改变态度,已成定局的事又起变化,便借探病为由,试探地提出,请朝廷增派大员前来天津,以便曾国藩有空养病。曾国藩也正感自己负疚太深,希望有人来与他分担责任,便立即同意。于是崇厚上折,说曾国藩旧疾复发,病势沉重,请增派大员速来天津。西太后即谕号称洋务能员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来津会办。又因丁日昌坐海轮由苏州北上,需要十日之后方可到达,遂又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行赴津。不久,崇厚奉命出使法国,毛昶熙便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留在天津。这时丁日昌也到了。

丁日昌在途中便给朝廷上折,奏称:“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他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缮育婴堂,严刑审讯在押人员,好言抚慰洋人,全然不顾清议舆论,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意图。天津士民人人骂他“丁鬼子”、“丁小人”。又四处张贴无头告示,揭发他在苏抚任上贪污受贿的不法情事。丁日昌全不在乎,一笑置之。他对身边的人说:“做官的谁不被人骂?官越大,骂的人越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骂他的,我行我的。”他又为曾国藩请来两个洋医生,给他治眩晕,治目疾,劝慰他安心养病,天塌下来都不要管,一切事都由他顶着,杀头充军他不怕。

曾国藩本因丁日昌为官不廉而对他印象不佳,这一下子,反倒为他的力排众议敢作敢为的气概所慑服,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胆气壮了起来。他不再自怨自艾,过分自我谴责了。书信言谈之间,也常说些“宁得罪于清议,不敢贻祸于君父”一类的话。心胸一宽,身体也好多了。这时他才明白李鸿章赏识丁日昌,明知其操守不严也要重用的缘故。曾国藩觉得李鸿章、丁日昌的身上有着另外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正是他自己所不具备的。

正当轰动海内外的天津教案就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江宁城又爆出一桩离奇大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慈禧太后速命曾国藩重任江督,并负责查办这桩奇案;同时,将李鸿章由湖广总督任上调任直隶总督。

一慈禧太后对马案的态度微妙

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心中十分不安。随同上谕而来的还有一个大包封,里面包着近日京报。京报登载了署两江总督江宁将军魁玉奏报案件的简单情况:马新贻检阅武生月课后回署,在箭道上遇一男子,被此人用短刀刺死。刺客当场抓获,名叫张文祥,河南人,该犯供词支离游移。读罢京报,曾国藩陷于沉思。

刺杀总督,大清朝立国以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被刺的马新贻,又是近世官场上一个精明强干的角色。马新贻曾是曾国藩的属员,他对此人有所了解。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李鸿章、郭嵩焘同年,他未入翰苑,以知县分发安徽,任建平县令。从咸丰三年起开始带兵,先是与太平军,后又与捻军转战在安徽战场,因军功不断迁升。同治二年授按察使,旋迁布政使。这段时期,曾国藩坐镇安庆,与马新贻多有接触,他对这个官运亨通的僚属的评语是:精明,勤快,城府深。同治三年,布政使尚未做满一年的马新贻便接替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当起浙江巡抚来了。迁升之快,令人眼红,连曾国藩也暗觉惊讶。他不明白,此人究竟有什么背景,以至于圣眷如此隆盛,那时,曾国藩已迁到江宁。这天,前去杭州赴任的马新贻来到总督衙门拜谒。

本就长得英俊匀称的马新贻,高就途中,益发显得神采奕奕,与曾国藩纵情畅谈,神态甚是轩朗。曾国藩微笑着说:“阁下在安徽任职多年,此去又将巡抚浙江,听说过桐城一家三人当浙抚的佳话吗?”

“这倒没听说过。”马新贻欣悦地说,“请中堂见示。”

“桐城方姓,是当地有名的大族。”曾国藩抚着长须,兴致盎然地说,“乾隆时,方恪敏公观承由直隶藩司升任浙抚,他在抚署二门上题了一联:‘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二十年后,其侄方受畴亦由直隶藩司升浙抚。二十八年后,其子方维甸以闽浙总督暂护浙抚篆。方维甸想起三十年间,父、兄和他三持使节,真是他们方家的殊遇,于是在父亲当年题联的楹柱旁边的墙上书写一联:‘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又在联后写了一段长跋,记叙了这桩家门幸事。”

“真是浙江巡抚史上的一段佳话。”马新贻击掌赞叹。“谢谢中堂在我抚浙前夕讲了一段这么有趣的故事。”

“今阁下亦以藩司升任浙抚,但愿马府亦和方家一样,后世再出浙抚。”曾国藩笑道。

“那就要托中堂的洪福了。”马新贻兴奋异常地说。

谈完这段趣事后,马新贻谦虚地向曾国藩请教治民之方,曾国藩也以一番诚意谈了他准备在两江实行减免赋税,以苏民困的计划。二人谈得很是投机。

马新贻一到杭州,便学习曾国藩的做法,奏蠲因战争而拖欠未交的赋税,又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朝廷都一一允准。他又亲自带兵沿海岸肃清海盗。到了同治六年,他便升为闽浙总督,成了一位年轻的制军。第二年,曾国藩调直隶,马新贻便到江宁来接任。

那次,当曾国藩看到年不满五十,并无殊勋特绩,又与湘淮两系都无渊源的马新贻时,心中陡起不快。两江重地,向来非老成宿望、大德大功者不能轻授,让马新贻来接替,不是有意降低两江总督的规格吗?是不是朝廷中有人存心以此来压一压湘淮诸将帅呢?这样想过以后,他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根据,心胸太狭窄了,转而依然对马新贻以礼相待。这两年听说马新贻在两江干得不错,何以忽遭这等惨变?张文祥一江湖流浪者,他为何要谋刺总督?此人敢于在刀兵林立的校场之中行刺,又居然一刀刺杀成功,其人之胆量、本事必然非比等闲。凭着曾国藩的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一般的复杂网络,一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

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一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的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这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险风恶浪,洞悉了权力巅峰上的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了。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眵,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唯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一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

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一个多月了,京报只有魁玉的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的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一连下了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的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上手里结的案。邓子久乃一刚从藩司升任的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一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

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了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讧,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的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一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了。难道是朝廷有意冷落?赵烈文的提醒有道理!

“依卑职愚见,大人不妨再上个折子,请求陛见,听听两宫太后对此事的看法。”

曾国藩采纳了赵烈文的建议,上折请晋京陛见。同时发函给纪泽,要儿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

奉旨允许进京陛见。于是曾国藩待李鸿章来津,交接直隶总督印信后,便启程入京。

这时正逢曾国藩六十大寿在即,一到京师,军机处便奉旨赐寿: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前来法源寺送寿礼的小军机特为告诉曾国藩:“勋高柱石”匾额乃皇上亲笔所书,这四个字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两宫皇太后为这四个字,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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