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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的这一特长，翁希罗萨的猎人们经常议论用他来诱鸟，可是谁也不敢朝停在他身边的鸟儿开枪。因为男爵现在虽然丧失理智，仍然还能引起别人的某种敬畏。人们取笑他，是的，经常有一群顽童和闲汉在树下起哄，但是他还是受到尊重，人们总是认真地听他讲话。
他的树上如今布置起一些写着塞内加①和沙夫茨伯里②的名言的纸片和大的标语牌，还有一些物品：一簇簇羽毛、教堂用的大蜡烛、镰刀、花冠、女性胸像、手枪、秤杆，按一定的顺序一个个连结起来。翁希罗萨的人们花许多时间去猜想这些实物谜语的含义：贵族、教皇、美德、战争。而我以为有时候它们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而只用来锻炼智力，并使人们明白超出常规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①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②沙夫茨伯里（1671……1713）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
柯西莫还开始写一些有关文章，比如《画眉的叫声》、《雕鹗的对话》、《啄木鸟的敲打》，并且公开发行。在精神错乱的这段时期内，他还学会了印刷技术，开始印制一些小册子和杂志（其中有《喜鹊的杂志》），后来将全部文章汇集在一起，题名为：《两足动物的监控器》。他往一棵核桃树上搬去一张长桌，有关排字夹柜，一箱字母，一玻璃酒坛油墨，整天忙于排版和印刷。有时候在排字夹柜和纸张之间落下一些蜘蛛、蝴蝶，它们的形象被印到了书上；有时候一只睡鼠跳到油墨未干的纸上，尾巴把整张印好的东西都扫脏了；有时候松鼠拿走字母盘中的字母，它们把字母带回洞里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比如拿大写的字母Q，它那圆而带把儿的形状被当成是一只水果。柯西莫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一些文章中用大写的C凑合着代替。
他干的都是些好事情，但是我的印象是在那个时期我哥哥不仅完全精神失常，而且还变得有些呆傻，这是更为严重的痛苦的事情。因为疯狂好歹还是一种本质的力量，而愚蠢是本质的一种衰弱，无法弥补。
冬季他实际上处于一种冬眠状态。他躺在吊在树干上的一个棉睡袋中，只有脑袋露在外面，像一只未出巢的小鸟，他在里面呆得久了，当天气较暖和时，跳出几步就到了长在麦尔当佐河上的那棵桤树上，他在那里洗澡。他躺在睡袋里吃力地读书（夜里点一盏油灯），或者呢呢喃喃地自言自语，或者哼哼唧唧地唱歌。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至于吃饭，他有一些秘密的储备食物，但是他允许别人给他一盘肉汤或是馄饨，那时有些好心的人搭梯子给他送上去。因为在穷人中产生一种迷信，说是给男爵送供奉会带来好处。这说明他激起了人们的恐惧或是好感，我相信是后者。迪·隆多男爵爵位的继承人靠公众的施舍活着，这种事情我觉得不合适，尤其是我想到我们已故的父亲，假如他能知道将会有何感想。至于我，到那时为止我没有说明可以抱怨的，因为我哥哥一贯蔑视家庭的舒适生活，他给我签了一张家产转让证书，为此我除了给他一小笔费用（他几乎全部用来买书籍了）之外，不再承担任何义务。可是现在，看见他无力供给自己食物，我派了我们家的一名穿制服戴白色假发的仆人，搭梯子给他送去放在托盘里的四分之一只火鸡和一杯勃艮第酒。我想试一试，我以为他会为了某种神秘的原则性理由拒绝接受。相反，他立刻非常乐意地收下了。从那以后，每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就给树上的他送去一份我们的饭菜。
总之，那是一种可怕的衰退，幸亏发生了狼群入侵事件，柯西莫再次显示出他的长处。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雪一直下到我们这里的山林中来。大批的狼由于饥饿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来到我们海滨地区。有的护林人遇见了它们，带回这个吓人的消息。翁布罗萨的居民，从组织防火护林队的那个时候开始，懂得了在危急时刻联合起来，他们开始在城市周围的小路上轮流巡逻，以阻止那些饿急了家伙靠近，可是谁也不敢在深夜里走出家门。
“可惜男爵不再是过去那个样儿了！”在翁布罗萨人们这么说。
那个讨厌的冬天对于柯希莫的健康不是没有带来影响。他蜷缩在他的皮囊里，就像蚕儿一样，皮囊在树上荡悠着。他的鼻子里淌出一滴鼻涕，脸上的表情沉默而高傲。响起狼来的警报，人们从他的树下走过时大声对他说：“哟，男爵，过去是你在你的树上为我们站岗，现在是我们为你放哨了。”
他半睁半眯着眼睛，好像没有听懂或者就是根本不理睬。他突然间一反常态，抬起头来，往上吸吸鼻涕，声音嘶哑地说话了：“山羊，准备打狼。放一些羊在树上。捆住。”
人们涌到他的树下，以便听清他说些什么疯话，好借此嘲笑他。而他呢，气喘着，咳着痰，从睡袋里爬出来，说声：“我让你们看看在哪些地方合适。”就在树上走动起来。
在野生森林加人工培植的林园里，在一些核桃树或橡树上，柯希莫仔细地挑选好位置，让人们送一些山羊或羊羔来，他亲自把羊在一棵棵树冠上捆好，使那些活蹦乱跳咩咩直叫的羊不致跌下去。然后在每株树上藏一支上了子弹的枪。他也穿得像山羊：帽子、上衣、裤子，都是卷曲的羊绒做的。他开始在这些树上露宿，等待夜晚到来，大家都认为这可能是他最大的一次疯狂行动。
然而，就在那天夜里狼来了。它们闻到了羊的气味，听见了咩咩的羊叫，后来又看见一只羊在树上。整群狼都在那棵树下站住了，它们嗥叫，向空中张开饥饿的嘴，用爪子抓树干，正当它们在树下蹦跳时，柯希莫走近了。那些狼看见这个形状似羊似人的东西像一只鸟儿那么轻巧地在树上跳跃时，都张着嘴愣住了，直到“砰！砰！”枪响，两颗子弹准确打中两只狼的喉咙。两只狼！因为一支枪是柯希莫随身携带的（每打一枪后他重新上子弹），另一支枪是子弹上好镗放在树上的，因此每次有两只狼躺倒在冰冻的地面上。他就这样消灭了大量的狼。在每次射击时，狼群溃散，猎人们听到哪里响起枪声和嗥叫声，就赶到那里去收拾残局。
关于这次猎狼，后来柯希莫对人们讲故事时，有许多种说法，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比如：“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当我朝最后一只羊的树上走去时，我遇见了三只狼，它们早已爬到树上，而且快要把那只羊吃完了。我因为患感冒而变得半瞎半聋，并没有先发觉它们，差一点儿踩到狼脸上。而那些狼，看见我这另一只羊站立着从树上走过来，就朝我扑过来，龇裂着还沾有鲜血的嘴。我的枪膛是空的，因为在多次射击之后弹药打光了，而我又不能拿到那支在这棵树上预先准备好的枪，因为那几只狼在上面。我那时站在一根侧枝上，这枝条还很嫩，但是在我头上伸手够得着的地方有一根很粗壮的枝。我开始在侧枝上倒退着走，慢慢地离开主干。一只狼也慢慢地追跟着我。但是我用手勾住了上面的那根枝。脚假装踩在嫩枝上走动，实际上我是将自己吊在上面的枝头上。那只狼上了当，放心地走过来，树枝在它脚下折断了，而我一纵身跃上了上面的树枝。那只狼刚刚发出一声狗似的嗥叫，就跌落下去，掉到地上摔碎了骨头，僵死不动了。
“另外两只狼呢？”
“……另外两只打量着我，站着没动。就在那时候，我脱下羊皮做的上衣和帽子，一下子朝它扔过去。那两只狼中的一只，看见羊的白色身影朝自己身上飞来，想用牙齿叼住它，但是由于它准备好接住一个重物，而那却是一张空的羊皮，它站立不稳，失去平衡，最后它也摔断了蹄子和脖子倒在地面上。”
“还剩下一只……”
“……还剩下一只，我因为脱掉皮上衣而突然间衣服变得单薄，打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那只狼听到这么突然的新的爆发声，惊跳起来，结果它从树上栽落下去、像那两只狼一样摔断了脖子。”
我哥哥就是这样讲述他同狼群的夜战。千真万确的事情是他受了寒，他本来就病恹恹的，这下几乎要了他的命。他好几天处于生死的边缘，翁布罗萨市政府出钱替他治疗，以示对他的感谢，他躺在一副吊床上，医生们在他身边的几架木梯上面上上下下地忙碌不停。附近最好的医生都被请来会诊，有的为他灌汤，有的替他放血，有的给他抹芥子泥，有的让他进行热敷。谁都不再说迪·隆多男爵是疯子了，而且大家都说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在他生病期间人们一直这么说。当他痊愈之后，人们又像从前那么讨论他了，有人说他像从前一样神智健全，有人说他一直是个疯子。事实是他不再做出很多怪异表现了。他继续印刷一份周刊，题目不再是《两足动物的监控器》，而是叫做《有理性思维的脊椎动物》。
二十五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在翁布罗萨早已建立了一个共济会支部，我参加共济会很晚，是在第一次拿破仑战争之后，同我们这地区的大多数富裕的资产者和小贵族们一齐参加的，因此我说不清我哥哥起初同共济会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引述一段发生在我正讲到的那个时期的故事，因为有许多证据说明它是真事。
有一天，翁布罗萨来了两个西班牙人，他们是过路的旅行者，他们去了一个名叫巴托洛梅奥·卡瓦尼亚的糕点师家里，此人是尽人皆知的共济会会员。估计那两个人自称是马德里支部的共济会会员，因而当晚他把他们带去参加了翁布罗萨共济会一个会议，那次会议是在森林里的一块空地点，在火把和烛光中举行的。以上这些情况仅仅来自于传闻和猜测，确有其事的是第二天两位西班牙人刚从他们住的小旅店里走出门，就毫无觉察地被柯希莫跟踪上了，他在树上从高处监视着他们。
两位旅行者走进城门外一家小酒店的院子里，柯希莫隐蔽在一株藤萝树上。在一张桌子边有一个顾客正等待着这两个人，他看不见他的脸，那张面孔被一顶宽檐的黑帽子遮挡住了。那三个脑袋，也就是那么三顶帽子吧，凑在方桌的白桌布上嘀嘀咕咕。他们密谈一阵，那陌生人的手开始在一张窄长条的纸上记下另外那两位念给他听的什么东西，从那一个词接着另一个词的排列秩序看来，可能是一份人名单。
“向诸位先生问好！”柯西莫说道。三顶帽子抬起来，露出三张瞪大眼睛的脸，望着藤萝树上的人。可是三人之一，那个带宽沿帽的人立即又勾下头，低得鼻尖触到了桌面，我哥哥及时认出那人有着一副他并不觉得陌生的相貌。
“这位好哇！”两位西班牙人说，“难道贵乡的风俗是像只鸽子似的从上飞落到外地人面前吗？希望您马上下来向我们解释清楚！”
“站在高处好让别人从四面八方看个一清二楚，”男爵说，“可是有人为了遮住颜面而趴得太低了。”
“你要明白，我们谁都不想抬起脸来正眼瞧您，连朝您撅屁股都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