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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熬到了五九年的过大年。俗话说：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天天盼，日日盼，不盼换件新衣裳，只盼能吃上一顿白米干饭。旧历腊月二十八这天，只听生产队的钟被敲得山响，队长一边敲钟一边扯着破锣嗓子：“分年货了！分年货了。。。。。。”大人小孩高兴得发疯似的朝村中间的生产队仓库跑去。倾刻间，大人们在仓库前排成了长长的一溜；等着从队长手里接过所谓的年货；小孩们脖子伸得老长；眼睛瞪得特大；直勾勾地盯着仓库大门；猜测着紧闭的大门背后那深藏的神秘的年货究竟是什么。
一分钟，两分钟。。。。。。队长一看人差不多到齐了，从裤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双手轻轻地颤抖着小心翼翼地打开仓库的门锁，“吱呀”一声仓库的门被推开了，两个粗纸箱子骇然映入人们的眼帘，纸箱封面写着三个红红的大字“黄金糕”。人们一阵窃窃私语，有的说：“‘黄金糕’一定是非常稀罕珍贵的东西，瞧这名字叫得多金贵。”也有的说：“这年头政府连粮食都没得，哪有比粮食还好的东西发给小老百姓呢。”
正当人们的议论和着少有的喜悦，在猜测、在咂嘴时，队长发话了“一户一包，家家都有，不要挤，不要抢。”
父亲站在最前面第一个从队长手里接过用白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黄金糕”，紧紧地抱着，转身就往回走，那神情似乎真是抱了一块“黄金”，生怕“黄金糕”不翼而飞了。我们姐弟四人紧紧尾随其后，生怕谁先抱走了“黄金糕”。
回到家里，父亲将“黄金糕”放在饭桌上，轻轻地将包在外面的白纸一层层剥开，灰褐色的“黄金糕”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父亲亲自动手一人分了一块，剩下三块全塞进了我的手里，我又一次得到优待。望着自己比别人分得的多，不懂事的我不仅没有感到半点愧疚，相反的我的脸上洋溢着无限的骄傲、得意、幸福之色。
“黄金糕”分到手后，我第一个塞进嘴里，满口滚动着淡淡的苦涩，夹杂着淡淡的甜味，要是放在现在我早就将它一口喷出八丈之遥，可那时的我仍然吃得有滋有味，还是奶奶过细，慢慢地嚼，慢慢地品：“多的灰褐色的是黄荆叶，少的白色的粉状物是大米粉，加了少量白糖。”父亲到底喝过几滴墨水，一语中的：“这哪里是黄金糕，分明是黄荆糕。”那时的我不知道“黄金糕”与“黄荆糕”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我只顾一个劲地消灭分到我手中的那几块。。。。。。
无忧无虑的我，此时何曾想到，父亲正忍受着饥饿和停职检查的双重煎熬。那时的我只知道那年冬天父亲在外开会的时候少了，到家里来找父亲的人也少了，只是有一个姓杨的外地人到家里来找过父亲几次。每次来后父亲总是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后来才知道那年是因为同村的郭姓举报说父亲贪污公款，上面来人查了一个多月，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又叫父亲继续担任大队会计。
说起这郭姓人家，早在祖父在世的时候，两家因为放秧水结下了冤仇，直到后来我参加工作，迁离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个阴影仍然没有散去，这是后话。
岁月难挨，人们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了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仍是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大人们照样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拖着一副十分疲惫不堪的骨头架子在水利工地上挖土方、筑大坝，（离我们家乡不远的一个大水库就是在那个饿馑枕道的年月，靠人们肩挑背驼修成的。）小孩们照样靠挖野菜啃树皮籍以度日。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那时的队长是我们的二表爷爷，他这个人心地善良，一向为人正直，眼看着村里的大人小孩将要被饥饿夺去生命，偷偷地在深更半夜里将生产队的仓库打开，把生产队的红薯窖掀开，私分了队里的部分麦种、稻种、红薯种。在那时一旦有人告发，那是要坐牢的，甚至有杀头的危险。直到现在，每当村里的老辈人念叨此事时，我不禁对早已作古的二表爷爷肃然起敬。同时也为乡邻们的守口如瓶的团结精神而折服。
正因为有了二表爷爷的壮举，我们村里才没有饿死一个人，创造了方圆几十里难得的没死一人的奇迹。由于我家在解放前是自给自足的中农阶层，常常接济别人已成了祖母、母亲和父亲的传统美德，姨父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祖母送了一袋麦皮给他，他们和着野菜度过了难关；表姐夫上水利饿得奄奄一息祖母送了一袋红薯给他，在这极度艰难的岁月父亲又收养了已经沦为孤儿的三表姑。这些人都是知恩图报之人，后来在文化革命给予我家无私的援助。
三表姑是祖母娘家唯一的一条根。祖母娘家姓黄，只有一个哥哥，是一个风水先生，为人家看了一辈子风水，可惜没有看好自家的风水，父母早亡，自己也早早撒手西去，留下妻子和独苗闺女，后来妻子改嫁一个李姓人家，五九年腊月夫妻两个又被活活饿死。三表姑的母亲蒋氏原配丈夫姓杨姓名不详，生有两女。不知何故改嫁到三表姑的父亲，也就是祖母的哥哥，生下三表姑取名玉珍，连同杨姓的两个姐姐排行老三，所以我们称她为三姑。三姑的母亲和继父死后，杨姓的两个姐姐草草出嫁，剩下三姑和李姓的两个弟弟沦为孤儿四处流浪，我好心的父亲和母亲把三姑领回家和我们一道生活，这样本来早已家徒四壁的生活就难上加难了。
五九年的寒冬腊月就这样在人们倍受煎熬的挣扎中艰难地度过，然而万物复苏的六0年春天所有中国人的命运却没有半点好转，饥饿仍然如同一根无形的绞索在紧勒着人们的脖子，而且是越勒越紧，同饥饿搏斗是所有中国人也是我们一家的主旋律，只是不同的是父亲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又开始官复原职了，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我们挨饿的命运。那年春节刚过，大姐领着我到邻村的一块胡萝卜地里寻找收漏的胡萝卜充饥，一同去的还有同村的其他儿童一共不下十人。那时我刚过六岁生日，在一群小孩中我的年龄最小，个头最矮，身子最瘦。我们一群小孩一到地里犹如一群饿狼，拼全力用脚踢、用手抠寻找收漏的胡萝卜，哪怕是筷子粗的一细根，寸把长的一小截也绝不放过。
突然，有人大声吆喝：“小狗日的，谁叫你们来捡萝卜的？”听到喊声大家一哄而散，唯独我正在用手使劲抠那挖断后深埋在地底的半截胡萝卜，眼中只有胡萝卜，根本没有过听到喊声。“啪”地一声不知什么东西重重地打在我的屁股上，顿时感到火辣辣的疼，我回过头来一看，一个满脸黑霜怒目圆睁的彪形大汉站在我的背后，这时我一边哭一边继续抠那尚未抠出的半截胡萝卜，“啪”一记响亮的耳光又打到了我的后脑勺上，眼前顿时金星只冒，一下子扑倒在地里，大姐拼着命地边哭边扑向那人，把我从凶神恶煞面前抢走。。。。。。
我不知哭了多久，也不知大姐哭了多久，虽然我那时只有六岁，但在我心中却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三、草堂书童
饥饿也罢，体弱也好，只要有生命存在，就要挣扎着熬岁月、熬时光，在犹如严冬腊月的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我总算度过了七个春秋，到了该上学启蒙的年龄，按照传统习惯，小孩到了七岁就该上学读书了，更何况父亲是受过一些旧式教育的，自然想到了送我上学这件大事那时离我家最近的小学是九里堰小学，虽说最近，但也有四五里之遥。
开学的前，妈妈给我精心赶作了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布鞋，父亲给我买了两只铅笔两个作业本，奶奶从箱子底里翻出几尺咱家自织的深黑色的老土布缝了一个束口书包，那一针一线，一举一动无不包含着老辈子人对后辈子的希望，尤其是象我这样一个独生了更是如此。
六0年九月一日这天，全家人天还没亮就起了床，母亲忙着烧火做饭，为三姑、大姐和我准备早餐以及中午要带的干粮奶奶忙着为我换上新衣服，父亲为我收拾行装，三姑和大姐一再地为我讲述着我没见过的学校新鲜事，那架势仿佛是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奠基工程，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希望工程。临出门时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学生了，我们家虽然不是书香门第，但我们祖上曾有过读书做官的人，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为我家争口气。”
带着父亲的嘱咐，带着全家的希望，踏着薄薄的晨曦，开始了我第一次上学的旅途。一路上三姑替我背着书包扛着凳子，姐姐牵着我的手，对我倍加呵护。到了学校三姑和姐姐为我报了名，然后送进了一年级的教室，走进教室我环顾四周，映入我眼帘的是土墙土瓦土地坪光线暗淡得可怜的教室里，用土砖砌成的墩子上横放着一块长长的木板——这就是我们的课桌。对于这些我并不觉得简陋，准确地说我确实没有见过比这更先进的东西。
该吃中饭了，三姑、大姐和我喝着冷水啃着自带的炒红薯干，那时这已经是上等干粮了，至于吃什么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我们这代人早已无权挑剔，下午放学了，老师叫我和另一个同学打扫教室，这可给我这个向来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确实是生平第一遭，本来经过一天的学生生活的体验，并没尝到多少甜头，又来一个从未干过的苦力的干活，望着别人一个个高兴地背着书包回家去，我不仅眼泪滚滚往下掉，正在这时，三姑和姐姐来了，看到我正站在那里流泪，赶忙夺过我手中的扫帚替我扫完了教室。
第二天又该上学了，想想第一天的经历，本来就有点骄生惯养的我下决心不想上学了，奶奶和父母亲变着法子哄，姐姐和三姑又是背又是抬，可是我死活不向学校迈半步，就这样接连三天我就搅得全家不得安宁，不得已，父亲只得放异了让我上学的念头，我的第一次求学生涯就以全家充满怀希望而开始，又以全家充满沮丧而告终。现在加回想起来我不禁为我那时的无知而感到无地自容。
寒去春来，到了六一年，困扰了中国人三年多的自然灾害开始出现转机，人们的肚皮开始有了一丝生机，这时的大队干部想到了要办一所自己的学校，方便老百姓的孩子就近入学。校址就选在离我家只有一里之遥的一片洼地，盖起了一幢十间茅草屋，墙是村民们自己动手垒的土墙，茅草是村民们自己上山砍的，课桌是用土砖砌的，凳子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的，连老师了也是大队用工分请的，就这样一所简陋到了极点的学校在这片既古老又贫脊的大地上诞生了。
父亲是大队会计自然而然想到要带头把我送进这所村办小学，但是一想到去年我拼命逃学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