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坏轿沂掷锢矗揖褪窍胩拔垡裁挥谢嵫健８慰鑫颐髦拔凼欠阜ǖ氖拢一崮梦颐且患业拿说倍仿穑俊�
是啊，父亲一向谨小慎微深明大义，他怎么会糊涂到连一家人的身家性命都不顾呢：“那葛如海真的是你逼死的吗？”我不禁又问到。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你那里知道我家与葛家的世代冤仇啊？”于是父亲第一次对我讲述了我们两家几代人之间的磕磕碰碰，讲述了那次四清运动动员大会的前前后后最后父亲唉声叹气地说：“葛家在我们村里人多势众，我们家在这个村里单门独户，平时生怕冒犯了他们招来横祸，你爷爷死后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填平我们两家之间的鸿沟，再说葛如海身高马大，我身体瘦弱我哪是他的对手，我怎么可能逼死他呢。”
“爸爸，什么是海外关系？”
“就是说有亲朋好友在台湾。”
“我们家有吗？”
“是有，但早跟我们出了五福，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联系。”
“大字报上说的我们本家的那些人都是真的吗？”
“我们家祖居官星湾，是一个名门望族，后因人丁兴旺一代代的分门立户才各自东西现在只落得我们一家仍独守祖居，那些人确实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我们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做过一官半职，也曾给过我们很多关照，但我们从没做过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的事，你爷爷死得早，我和你奶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族人照应是少不了的，难道这种照应有错吗？我们得到别人的照应反倒成了坏人吗？如果有几个成份不好的，有几个在国民党时期干过一些不得于人民的事的人，这个家族的其他人就成了坏人的话，那么葛如山还当过土匪当过乡丁，葛如国还是拖枪叛变枪杀解放军的反革命呢，怎么他们葛家的人反倒成了红人呢？更何况这葛氏家族的都还是一些没出五福的兄弟叔侄呢？为什么他们不是坏人？”
“是呀，爸爸这是为什么？”
“你还小，你不懂，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找你的麻烦还怕没有理由吗？”
听了父亲的话，我不禁对大字报的内容更加产生了怀疑，越是怀疑越是想弄个清楚明白：“爸爸，怎么大字报上说我家过去雇有长工，是漏划的富农，这是真的吗？”这个问题是我最担心的，要知道在那个讲阶级唯成分的年代，一旦把我家的成分从中农改为富农，就意味着我们将永世不得翻身。
“这年头，人倒霉做好事也有罪，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你爷爷一生勤劳擅长经商，赚了几个钱买空卖空了几亩好田，一边种田一边经商，家境还算可过，你奶奶一生乐善好施。恰在此时我家远房有一个爷爷带着两个未成年的侄子和一个未成年的弟弟，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你奶奶看到本家人落难，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就收留了他们，让他们住在我家的前屋里，奶奶平时为他们缝补浆洗，他们也很勤劳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农忙时他们也乐于为我家帮忙，就这样两家在一起相互支持，时间不久他们一个个长大成人我们两家就分开居住了。我们从来就不是主雇关系，还有那时你爷爷开有一个酒作坊请了一个师傅教技术，而且也是亲戚时间很短，土改时根本就没有说他们是长工，为什么现在说，这不是蓄意报复是什么？”
父亲说的这两家人我都知道，他们一个是我们到现在还在来往的亲戚，一个是同供一个祖宗牌位的本家，这怎么可能是我家的长工呢？这次与父亲的长谈开始使我明白人世间的纷繁复杂，我开始懂得用心去审视身边的人和事，用心去分辨社会的善与恶。
罗织罪名是手段，整人是目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墨迹未干，怵目惊心的人身攻击和洗劫一空的财产掠夺便开始了。
一天吃罢晚饭，我们一家人三起静坐了一会就准备熄灯睡觉了，突然与隔壁幺姑妈相连的窗户轻轻地响了三下，接着传来了几声轻轻地呼唤：“老表，老表，。。。。。。”
母亲听到喊声赶忙凑了过去：“幺姐姐，有什么事呀？”
“明天红卫兵要搜你的家，快把你家值勤钱的东西拿过来藏到我家里。”
母亲赶忙把这个摄人心魄的消息告诉了奶奶和父亲，我们一家人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顿时茫然不知所措，母亲望着父亲不无担心说到：“这怎么办，幺姐姐靠得住吗？”
“幺姐姐，靠得住没说的，几十年来她一直把我们当自己人。”
“她和我们既是我们的亲戚。又曾是我们一家人，应该信得过。”
“那我们就赶快把值钱的东西送到她那儿去。”
说是值钱的东西其实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床纹帐和一床毛毯，那是父亲受表彰的奖品，舍不得用留着给姐姐作嫁妆的。母亲找来一床旧床单把纹帐和床单包了又包，轻轻地敲了敲那扇充满着危难之际显真情的窗户：“幺姐姐，幺姐姐，这是一床纹帐和一床毛毯准备给你侄女出嫁用的，麻烦你了。”
“我一直在这里一直等到你们呢，我还以为你们不相信我呢。”
“怎么会不相信呢，在别人都欺负迫害我们的时候，只有你还敢帮我们的忙，这样的大恩大德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母亲眼里满含感激的泪花。
第二天上午一群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凶神恶煞般地冲进了我家二话没说就开始翻箱倒柜，家里早已一贫如洗，奶奶、父亲和母亲索性不管，让他们肆意折腾。“呯、呯。。。。。”几声脆响，奶奶赶忙跑过去一看，原来是红卫兵用挖锄砸碎了我家祖传下来的两个大坛子，接着又是“咔喳”几声母亲陪嫁的两口木箱也被砸碎了。就这样这帮所谓的革命造反派在我家里整整闹了一个上午，我们一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胡作非为，每一声碎响就会给我们带来钻心的疼痛，这哪里是砸东西，这分明是在剜我们全家人的心，可在那炼狱般的岁月里我们是既是敢怒又不敢言。然而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九、株连满门
这一次父亲被游斗不仅累及了奶奶和母亲，而且使本来就因为成份是富农倍受欺凌的大伯家更是雪上加霜，我们这一大那次抄家是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未曾经历过的一场政治风暴的开始，也是全中国亿万人民经受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开始，佩戴红袖章的造反骁将高举红宝书，高呼“造反有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疯狂地实施着“打、砸、抢”的无产阶级专政；头顶绿高帽的牛鬼蛇神低垂着“有罪的头”，被逼无奈的呻吟着：“我有罪”、“我罪该万死”的“悔过词，艰难地跋涉在阴阳两界的奈何桥上垂死地接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脱胎换骨的改造。父亲是走资派理所当然地属于牛鬼蛇神之列，加上我们村没有地富反坏右之流的黑五类，父亲自然就成了我们村挨整的唯一运动员了，更可怕的是我们一家都因此而受到株连。
那次抄家后不久接二连三地又进行了几次三番的抄家，几乎是掘地三尺，终归是没有抄出什么值钱的东西，于是更加残酷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查封了我家六二年盖的曾经给我家带来重重灾难的那两间新屋。
封屋的前一天晚上，幺姑妈又轻轻地敲响了那扇窗户：“老表，老表。。。。。。”
父亲听到了喊声赶忙凑近窗户：“幺姐姐，有么事？”
“红卫兵明天要封你的那两间新屋，你们连夜把里面的东西转一下，要不明天可什么都不是你们的了。”
“谢谢你，幺姐姐。”父亲虽是心如刀绞，阴郁的脸上仍然充满了对幺姑妈的感激之情。
一听到幺姑妈敲窗户的声音奶奶和母亲就知道灾难又要降临到我们全家人身上，等父亲转回身的时候，她们就赶忙打听：“又是么事？”
“红卫兵要没收我们家的那两间新房子。”父亲有气无力地答到。
听到这个消息奶奶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好半天才缓过气来：“这可是我们一家人的心血呀，那两间屋收了我们一家人怎么住呢，天哪，我们前世作了什么孽呀？”
说归说，问归问，该来的仍然要来，父亲毕竟是个男人，是一家之主，天塌了总得要有人撑着：“走我们去把里面的东西收一下，走一步是一步。”
果然第二天上午，一群带着红袖章的人闯进了我家，先是封了我家旧屋通向后面新屋的后门，接着又推倒了我家后院院墙，就这样两间本来是父母的心血垒起来的瓦房变成了生产队的会议室，变成了批斗父母亲和奶奶的黑班房，我们一家八口挤住在两间又旧又破的祖屋里。
没过几天，那扇窗户又传来了可怕的敲打声。：“老表，老表，明天红卫兵要抓你戴高帽子游乡，快想办法躲一下。”
说句实话，我们那时既对幺姑妈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由衷感激，又害怕听到幺姑妈那可怕的敲窗声，因为每一次敲窗声响过之后，幺姑妈总要给我们送来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而消息又那么灵，每一次消息之后又经历一场眼流泪、心滴血的恐惧。尽管如此，每场灾难之后都会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刻下对幺姑妈感恩的烙印。
说是躲，在那个年代，又有哪里能躲，又有那个敢躲。父亲已经习惯了硬着头皮等待厄运的到来。不过这次幺姑妈的消息没有以往那么准，戴高帽游乡的不光是父亲，除了象父亲一样的“走资派”还有一群地富反坏右，令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红卫兵竟然把我奶奶和母亲也列于了戴高帽游乡的队伍。
那是一个炎炎夏日，太阳刚一露脸就给人以灼热的感觉，那些年轻气盛的红卫兵怀揣着火一样的“革命”激情，火热的阳光，火热的斗争激情，煎熬着被游斗者的身与心。“当，当，当。。。。。。”几声长长的沉闷的破锣声从村头传来；给已经热不可奈的人们又增添了几分烦燥；更是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混身起鸡皮疙瘩的恐惧；奶奶和母亲催父亲赶快溜走；以躲避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可是父亲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摆出一副死都不怕的架势；其实怕有什么用呢；红卫兵造反派绝不会因为你胆小害怕而减少或免除对你的处罚。奶奶和母亲不得已只好望着父亲一个劲地叹气。
突然“砰，砰，砰。。。。。。”传来猛砸我家大门的响声。紧接着一大群佩戴红袖章的高呼着“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口号冲进我家院子，领头的是葛如海的长子葛元发和他的帮凶祝五德。这两个恶魔，怒目圆睁，每人手提一根大木棒拖起父亲就往外走，另在个红卫兵小将一下子将一顶用白纸糊的足有三尺多高的高帽子扣在父亲的头上，奶奶和母亲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一群人拖走，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还没来得及擦，葛元发和祝五德手提两顶同样高的高帽子气汹汹地返了回来，恶狠狠地扣在奶奶和母亲的头上，连推带搡地把她们两个已经悲痛欲绝的女人押进了被游斗的行列。家里三个大人都被押走了，留下我们五个孩子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我怎么也想不通父亲因为当了干部，奶奶和母亲是因为什么呢，我不禁仰天疾呼：“天哪，我们什么时候得罪了你呀！”我那时虽然十三岁还不足；而目睹并亲身经历的不幸遭遇却使我过早地成熟了，印在我心灵深处的伤痕已是无法磨灭，同时也为我后来的谨小慎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游行的队伍走到我们村的后坡上，带队的村革委会副主任李明星不知是想到了父亲曾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帮过他忽然良心发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