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阋院罂梢怨陨睢Ｎ胰绶⑾秩松竺孛芙槎サ剿矍埃皇禽付恍ΑＳ谑橇饺诵恼詹恍髯酝岩陆獯５彼铰阋螅愿衅＞胗智酌苜艘雷诺氖焙颍蛭易肥龅骼吹牡谝灰钩宥讶痰那榭觯复蜗胫鞫野踩蝗胨缓们啃凶灾啤Ｕ馐蔽也湃缑纬跣眩丛诳佳槲遥椅约壕茏×怂璧目佳槎底愿咝恕�
4。2幼稚的汇报
小家庭团聚后开始几个月夫妻生活尚融洽，后来出现了矛盾。我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为了支援弟妹学习，在参加工作后的头几年，我每月工资几乎寄一半给家里，除生活开支外所剩无几。工作4年后，才连蓄带借凑足120元买了一只旧手表。爱人的工资比我低，小女出生后大半年来的生活由她一人负担，调来时两人共同生活的被盖蚊帐等物件基本置齐，而她自身却两手空空。我十分内疚，因此她调来那天我到车站去接，和她共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时，我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取下手表带在她的手上，以表我对她的感激之情。另外我认为夫妻以恩爱为主，一个家庭只有建立在感情而不是金钱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幸福，才能海枯石烂不变心，大难临头不会各自飞。我自信与舜从小学开始就有接触，以后一直未中断过联系，虽算不上青梅竹马，但亦可谓缘远情长。我们的小家庭有深厚的感情基础。目前我家庭负担重些，但只是暂时的，夫妻来日方长。但我没有料到在相处一段时间后，她对经济问题颇有计较和微词，在一次口角中曾指责我“把以前的钱塞到那个洞里去了。”其实从她调来之日起，我两工资都由她领取，那时妹妹已初中毕业参加了工作，只需维持弟弟在大学中的部分生活费用。我弟每月在我们发工资的次日来向她要伙食费，她总是摆出一副不乐意的面孔，以致弟弟偷偷在母亲面前说，来向嫂嫂要钱好像向她讨钱一样。当然这话是她死后我母亲告诉我的。
经济问题是家庭矛盾的起因，以后发展到其他方面。她调来约2个月后，岳母回常德去带内侄，我只好请母亲来照看小女。母亲原在家一直照管侄子，来时我同意将侄子带来了。没料到爱人对此有抵触情绪。曾埋怨我不该同意。有天傍晚，母亲正在喂小女吃饭，我在洗衣服，她坐在矮凳上写材料，侄子要喝茶，站在她身旁连续高声喊叫，她置若罔闻。我记得这是她下班后第三次在家里背着我写东西了，我不知道她是在写入党申请书。当提醒她为侄子倒水她不理时，两人发生争执，我走过去阻止她继续写。
她想争取入党，对自己要求严格，工作、学习、劳动样样想走在前头。这时国家已进入困难时期，她的体质本来不好，现在又营养不足，而仍坚持晚上加班加点，早晨又去参加劳动。我担心她身体累垮，对她的这种不量力而行提出过意见。有天清晨她早起后自感头痛，仍要去劳动，我劝阻说，既然头痛何必还去？她说现在正在开展学习向秀丽运动，应该以实际行动学习。我反驳她“学习向秀丽又不是要你不顾身体，不要性命。”
她调来单位被安排在计划科。计划科是个行政机构，会议多，会上她作记录，散会后别人回去休息了，她还留在办公室整理会议材料，经常搞得深夜11点甚至午夜才归。那时我们的小平房安的是一种木板门，不能装弹子锁，只能用门闩子。她每次晚上回来我都要起来开门。有天深夜她来敲门，我正熟睡未醒，让她返回办公室在桌椅间躺了一夜。
总之，相恋容易相处难，恩恩爱爱始终不争不吵的家庭是少有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般来说，夫妻矛盾的起因主要有二，一个是钱，一个是性。我俩的矛盾我觉得起因于钱。但我万万没有料到，我们的矛盾后来竟演变成重大的政治问题。
1958年反右以后，突出政治是单位领导狠抓的中心问题，政工干部们通过交心谈心，汇报等手段掌握职工的思想和政治动态，一旦发现问题便可进行帮助，以达到团结和调动积极因素的目的。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往往好的事情由坏心眼的人办起来就会走样，产生坏的结果。我单位就有个别人为了达到往上爬的目的，不惜把别人踩在脚下。他们到处打探，找荐子钻空子。当探听到我们小家庭矛盾后，便认为有机可乘，为了抓到更多把柄，政治处的彭科长接二连三地找我爱人谈心，利用她正在积极争取入党要求进步的心理，动员她揭发我的问题，并强调揭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教育，是为了团结同志。而幼稚的她就将我劝她身体不好早晨不去劳动的话“学习向秀丽又不是要你不要命”汇报了；将侄子要水喝她不睬，我们发生争执的事汇报了，给领导的印象是，我妨碍和阻止她写入党申请书；她深夜回来我未开门的事汇报了，给领导的印象是，我故意拒不开门，打击她的革命积极性。
4。3与天斗其乐无穷
爱人的汇报我全然不知，1959年7月我刚从三斗坪出差回来，第三天研究室领导通知我暂时停止承担的课题，下乡去抗旱。这使我脑海里实然出现一个惊叹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下去劳动美其名曰锻炼，但实际上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讲是一种惩罚。他们被领导认为或者思想上有了毛病，或者政治上出了问题，领导已对他们失去了信任。我自工作以来，领导一直是信任的，现在突然叫我去劳动，是否表明我已出现了信任危机！
老天久旱不雨，骄阳当空，农作物严重缺水。每当农村出现旱涝灾害或抢种抢收紧急情况，省里就从机关中抽人组队下去支援，知识分子每次都属必抽之例。这次从科学院各研究所抽出约40人由我单位彭科长带队。我们各人带了行李由院部派车送到天门县的一个公社，在公社食堂吃午饭，每人一碟咸菜一碗颇稀的稀饭，充其量只有二两米的成分，却收掉每人半斤粮票。在月定量27斤的情况下，这个食堂的收粮标准似乎过高。我们多数人只是在吃的过程中感到不公道，愁眉苦脸，少数人则嘀嘀咕咕发出轻微的不平声。
傍晚到达指定生产队，人员集体挤住在农民的两间大屋内，睡地铺，伙食自办。我们的任务就是车水。这里都用手摇水车，两个手柄由两人操作，4人一组轮流摇。对于很少参加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开始劳动的几天感到有些腰酸背痛，手脚发麻，手板上磨起大小血泡，大约一周以后身体就习惯了，血泡也愈合结痂。我们每天的任务由生产队领导安排，其实我们不是去直接帮助农民车水，而是帮干部们。队里干部们，包括支部书记副书记、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民兵连长及妇女主任等都分有一块试验田。他们每天要忙于指挥生产，组织学习，到上面开会，回下面传达，抓计划生育，监督地富坏分子劳动改造，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顾及分管的那块试验田。当然，如果没有我们，则这些田的车水任务就得分派给农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间接帮助了农民。老天连续20多天滴雨未落，烈日嵌在万里无云的高空，把大气圈晒成灰黄色，大地晒成灰红色，晒得我们身上火辣辣的，在闷热的天气里，每人汗流浃背。田里的水被曝晒得烫脚，其蒸发速度超过了车水供水的速度，这样仅仅白天车水就出现供不应求，在严重干旱几天还需晚上加班，有几天还车到半夜。我们都是来接受锻炼和改造的脑力劳动者，劳动强度越大，锻炼和改造则越彻底。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怕脏怕苦和怕累。在政治学习会上大家都表了态，决心随时接受各种脏苦累的考验。
车水时双脚没入水田里，水里有蚂蝗，蚂蝗听到水响声就知道有动物下水了，吸血的机会来了。它们循着水声游过来偷偷地巴在脚上。这种吸血动物吸血时不痒又不痛，被吸的部位没有一点感觉，吸血的本领很大，能在很短时间内吸入超过它们身体数倍的血。在我们车过一轮水从水田里上岸来休息时，发现脚上巴着数条圆滚滚的紫红色蚂蝗。一位上海藉的女知识分子初次见到脚上众多的吸血怪物时，吓得尖声大叫，在田埂上乱蹦乱跳，她以为会从脚上抖落掉。停下来后见它们仍纹丝不动，就用手去拔，怎知蚂蝗死死咬住不松口，当用力拔下时，它咬住的那块肉也连着扯掉了，伤口立即冒出鲜血。幸亏她只拔了一条，被有经验的彭科长制止了，他用手拍打，蚂蝗才自动松口掉下，伤口没冒出血。晚上车水时除了蚂蝗外还有众多蚊子的袭击。在强体力劳动的情况下，疲惫使神经的敏感度大大降低，蚊子叮咬时甚至感觉不到，到感觉时它已吸饱喝足了，一手打过去满手血糊糊的。劳动十多天后，有晚生产队的干部来看我们，在握手时有意探摸了我们的手心，发现每人手板上布满硬块，临别时还着实表扬一番，说我们改造得有些像劳动人民了。我们的劳动日程基本上是白天车水，晚上开会，照例首先彭科长总结这一天的劳动情况，表扬表现好的，批评表现差的。接着政治学习，差不多每次都指定我朗读报纸上的社论及重大新闻等，最后轮流讲笑话，于晚9时许，大家在哈哈声中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在生活方面，由于劳动强度大，27斤定量之外，每人每天补助半斤，个子大的不够吃，个子小的有余，混在一起吃都能饱。但副食特别差，开始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吃一种菜：菜瓜，当地称作烧瓜。刚来的第一天，第一餐吃这种烧瓜作的菜，细软可口，第二餐吃时尚可，第二天、三天直到十几天都吃同一种菜，并且是一种低级的瓜菜，吃起来就烧心恶心，在口中咬来嚼去都难以下咽。负责伙食的同志想方设法也于事无补，因个体农户无多余蔬菜，有些农户连烧瓜都吃不上，又无自由市场可买，在当地只能吃到这种由队里集体种植所提供的瓜。好在我们在武汉有后台，常有人来往带些咸肉干鱼来改善伙食。
抗旱接近二个月，我们每天都大旱望云霓，但其间老天爷只断断续续点缀过几滴甘露。旱情不除，我们就不能撤。我们由禾苗开始结穗，谷粒变黄，直至收割归仓后于9月上旬才回到武汉。
4。4遭殃的小鱼儿
从天门抗旱归来，夫妻相隔2月有余，重聚后显得亲亲热热。晚饭后我穿上她为我做的一条新裤，两人出门散步，携手进入办公室，谈笑风生，迎面碰到彭科长，天门抗旱的带队人，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回，劳动中他对我不怕脏累的表现作过多次表扬，我们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是同志加朋友。但当我向他打招呼时，他不但不理，并且以一种生疏和惊讶的眼神从我的上身盯到新裤上，使我有芒刺在背之感。我不知其因，但没有想到他们下午刚开完中层以上干部会，布置了在所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决定将我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彭科长心里已经有数，因此他看到我这条即将剖杀的鱼尚蒙在鼓里，现在还有心着新装挽爱侣，优哉游哉，是以他感到不可思议而惊讶。
第二天上班，一跨进办公室，研究室的吴支书将我叫到隔壁仪器室个别谈话。他首先指出，这是一次交心谈心，希望我无拘无束，直言不讳。接着便开门见山，要我谈谈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当时报纸上、广播里频繁出现高举三面红旗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标题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