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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不得不产生顾虑，交谈中留有余地。谈到大办钢铁缺点时，我只讲了大办钢铁对农业丰收有所影响；指出运输队伍庞大，交通拥挤，以致发生交通事故，提出政府应派人维持交通秩序的建议；谈到人民公社缺点时，汇报了那位队长训斥老太婆多吃多占的事。
作为单位的基层群众根本无法知道，这时在我国上层领导中又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事件。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人上书陈述三面红旗中的缺点，触犯了龙颜。庐山会议原来是想开个神仙会，让神仙们集中避暑胜地降降温。于是上面决定把降温会变为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会。温度没有降下来，反而又烧起了一场大火。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庐山会议后，接着到处着火，在各个单位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单位在各项政治运动中一贯走在前列，1957年反右运动，揪出了几个右派分子，创造了辉煌的政绩。这次运动是捍卫三面红旗、保卫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因此第一把手常书记又亲自挂帅。根据以往的经验，运动是锻炼和培养人的大好时机，每场运动之后，总是有些人倒下去，有些人踩上来。凡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冲锋陷阵者无不被重用提拔。这次运动又是一次高升的机会。他决心大显身手，大搞一番，把运动当作压倒一切的大事来抓，务必在单位揪出右倾人物。首先用他犀利的目光，唯恐漏掉，又用一副放大镜，在全所职工中搜索。虽然运动主要搞党内，党内没有，他就在群众中搜捕，群众中没有大猎物，小猎物也不放过，因为小猎物小问题只要咬住不放，穷追猛打，就可以转化成大猎物大问题。于是镜头的焦点瞄准了我——一个极普通的群众。虽然我的问题主要出自家庭矛盾，暂时与右倾挂不上钩，而在平时的政治学习及与同事们的闲谈中，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在工作和劳动中也积极肯干，没有右倾行为，他们抓不到我右倾方面的把柄。但这怎难得倒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山东革命老将，他脖子向后一仰，眼珠子反时钟几转，立即把下属吴支书叫来，于此这般授意一番，于是就出现了前面胡吴支书找我交心谈心的一幕，诱迫我讲出三面红旗的缺点，使我的问题与当前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正式挂上钩来，纵令我当时对三面红旗的内容尚不完全清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4。5真不如臭狗屎
吴支书与我谈话后的第二天，全所职工就停止了一切工作，在常书记的指挥下都投入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除我一人外他们一进入办公室就发给一份不足100字的油印材料，将我向吴交谈的内容简单归纳为三点：（1）大跃进丰产不丰收，（2）大办钢铁压死了人，（3）生产队长有官僚主义。印件中原有“王×向吴××交待”字样，可能被某个领导看到了，认为对批判不利，重新打字油印又来不及，于是在发下前将这几个字用黑墨水涂掉，企图掩人耳目；但从印件反面字迹中仍能辨认出来。全所职工针对材料，结合有关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和报纸上的文章先议论，接着进行批判和揭发，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写大字报的高潮，3小时之内从办公室的一楼至三楼贴满了约300张针对我的大字报，其势汹汹，如泰山压顶。多数是批判所谓攻击三面红旗的内容，另外有三份揭出了几个新问题，一份是我爱人揭的“党号召学习向秀丽运动是要人们去送死”；另两份是我们研究室的章主任揭的“严重个人主义”和“污蔑苏联红军，破坏中苏关系”。
所谓严重个人主义主要指我曾多次向章提出调动爱人的事。这本属正当要求，但在那年代，调动工作照顾夫妻关系等全由人事部门暗室安排，个人提出则认为是个人主义表现。次数多了，则就变成严重个人主义。关于破坏中苏关系的问题，我在武汉学院进修期间，曾带领学生参加测绘北大荒的生产实习，大批转业军人参与了测绘后勤工作，我作为分队的一个小领队与他们打交道多，休息时曾听一些军人谈起，二次世界大战时苏红军进入东北与日关东军作战，第一批来的军纪差，很多东北妇女被他们强奸过，其蹂躏程度超过日本兵。他们还向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苏联骑兵看见远处一位东北妇女，快马加鞭追上去，妇女吓慌了胆，情急之中将自己的红裙子往上一挥蒙着脸大吼大哭。马见红布挥舞，又听吼哭之声，突然受惊乱窜，将此红军从马上掀下而跌死，此妇女亦幸免强暴。从北大荒回来后，与章主任闲谈时我曾说过这个故事，他听后只是眯着眼睛阴阴一笑。想不到事隔年余，他仍记起。以后我了解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不少东北人因涉及上述问题而划为右派分子。我想比我大10多岁阅历比我深的章主任对此是事先知道的。因此他的这份大字报无异于是有意投向我这条小鱼的一柄锋利飞叉！
下午办公室马秘书找我谈话，态度似友好又热情，要我明天在全所职工大会上作检查，强调一切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教育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和思想，建议我暂时住在办公室。第二天我即在全所大会上作了第一次检查，检讨了自己在生活上有个人考虑，在学习先进人物方面有右倾情绪，在看到大跃进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缺点。接着各研究室派代表发言，主要批判我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引用报纸杂志上很多事实和具体数字，证明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伟大的，我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前进中的个别缺点大肆攻击。有些同志剖析我的个人主义，将它与我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连系起来，指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如不彻底与之决裂，将会碰得头破血流。
批判大会是在单位的食堂里进行的，当年办公大楼的会议室小，不能同时容纳全所近二百位职工。大会前先将饭桌移到周边，每人带个凳子挤坐在食堂中间。时值仲秋，正逢秋老虎横行，过多的人挤在一起，会场温度骤增，加上开会前常书记的鼓动性的讲话，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线，一下子就使批判的气氛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第一次检查批判大会结束后，按马秘书的指示我从家中取回被盖及必需生活用品，研究室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用两个办公桌拼成一个临时床铺供我睡觉。这样白天除在大会上检查交待外，其余时间我就禁闭在办公室里写检查。每日三餐由我爱人从食堂买了送来。研究室指定4位与我同辈的人，其中包括那位吴支书，晚上白天轮流值班，我睡觉时他们在身边守着，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随时记录我的梦中呓语，以图抓到新把柄。在整个20多天的运动中我就这样隔离审查，似身陷囹圄，被剥夺了人身自由。
在第二次检查会上，我根据同志们贴的大字报及在第一次会上能记录到的内容，综合起来检讨了自己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狠批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会后马秘书与我谈话，他边笑边说，我的第二次检查不深刻，检查不是综合别人的东西，而是要触及思想深处，要交待真实的思想根源。于是在第三次大会上，我除了重复前面的检查外，把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由小资产阶级上升到资产阶级，揭露了自己虽然出身小商贩家庭，但长期过着脱离劳动人民的学生生活，实际上过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受的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教育。
在第四次大会我检查前，一把手常书记又首先作指示，再次强调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要求全所职工一定要紧跟形势，积极参与，大胆揭发批判。接着他带头，揭出我爱人晚上工作回家我故意拒不开门打击她的革命积极性问题，揭出我阻止她写入党申请书入党的问题。指出这都是一些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出自家庭矛盾，但决非生活小节，而实际是阶级斗争在家庭中的反映，同时杀鸡警猴，提及单位除我家外还有几家也存在类似矛盾。清官难断家务事，常书记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断家务，真可谓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了“家”。接着由我检查，我除了再次狠批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深挖产生错误认识的思想根源外，最后对常书记的揭发作了解释，指明爱人深夜归来不是故意不开门，的的确确是睡着了；说明了与爱人发生争执的原因与具体场合，指明的的确确不知道她是在写入党申请书，毫无阻止她入党的意思。我的发言一结束，有些积极分子就站出来指责我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不仅没有交代一点新东西，还抵赖别人揭出的问题。有一位积极分子摇旗呐喊：“用浮浅的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办不到！”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会后马秘书照例领我到他的办公室，交谈中首先强调单位领导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这次运动把我挽救过来。“现在全所职工停止工作搞运动，目的就是帮助和挽救你，为了得到领导和同志们更好的帮助，只有把错误的东西暴露出来，才能得到彻底改正；只有把包袱丢掉，才能轻装前进。”接着睁大眼睛直盯着我：“应该深刻检查常书记指出的几个错误，找出思想根源。”停顿片刻后又眯着眼睛，轻言细语：“在以往的运动中是否也出现过错误思想或行动，例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有没有值得交待的东西，即使是暂时性的不正确的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嘛。”然后像征求意见似地微笑着说：“不认真交待，不仅领导面前通不过，同志们面前也通不过，你说是吗？”最后这句反问话讲得很重，随着问话的结束，向我投来关怀和期待的目光，使我产生因关怀而有愧的心里。当时我想，既然领导是在下决心教育和挽救我，我也应下决心交待问题；同时思想上也以为多交待一些表明自己态度诚恳，或许会得到领导的谅解，让我能顺利地通过运动关。于是根据马的启发，想到1957年我在武汉学院进修期间，与教职员工一起参加的整风与反右运动。
鸣放中我对教学整改提不出意见，发言很少。在看到一些对党的政策提意见的大字报时，曾想到1955年出差山东乐陵和惠民野外工作期间，听到村干部反映统购统销过头的问题。想写张大字报，但又觉得那是些道听途说，见到的也可能是个别现象，是否属实自己拿不准，故未写。然而在看到宋老师办的民主箱后，我便将这个因不确切而不便用大字报表达的意见写成了小字报，想通过民主箱转达给上面整改时参考。后来进入反右阶段，不知宋老师是否把民主箱内的小字报转达上去？或者还是学院领导认为小字报不属于公开言论而不于追究，反正当局以后未提及这事了。
我将上述情况向马秘书交代后，马即认真起来，对我的这一交待十分欢迎，并加以表扬，说我这才算是诚恳的态度，要我赶快写成材料。我则老老实实抱着忠诚的态度，盼着帮助和教育进步的心理，又如实地写了这份检查，并在第5次全所大会上作了交待。但我没有料到，这样一来我的问题的政治性质就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原来所集中批判的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仅属于交心谈心中暴露的思想，而反右运动中的问题则属于一种向党进攻的行动，说明早在1957年我就有反党的言行了。接着的批判更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