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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的恶劣很难对芒克形成真正的威胁。从创办《今天》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但对芒克来说，有固定职业的生活才是不可想象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的穷日子他可以过得很踏实；喝洋酒、吸洋烟、穿几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装像花花公子一样的日子他也能过得心安理得。和很多诗人相比，芒克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很少听说他与谁闹翻。诗坛上诗人互相攻讦的事情常有发生，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对他的非难。他的情场轶事也总是从浪漫开始，由浪漫结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世故更加圆滑，正相反，而是因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欢他，因为和他在一起总是快乐的，他的无忧无虑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畅饮，以至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发上。
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当年插队的白洋淀，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分别住在老乡家里，老乡划着船陪我们到淀里去玩儿，打来活鱼给我们吃，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他与当地渔民那种家人般亲密的关系。有个叫福生的残疾人，行动不方便，很难把这样一个农民和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福生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芒克家里，他们的关系就像亲兄弟一样。福生的母亲去世，芒克带着几千元钱到白洋淀奔丧，据说他哭得比亲生儿子还伤心。
人们常常把粗犷与豪爽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芒克是一个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细腻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无拘无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个近乎于有洁癖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他收拾厨房比任何主妇都仔细，哪怕有一个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饮，他都要亲自清洗餐具、整理房间。
芒克的诗和他的人一样，魅力在于自然天成。杨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写道：“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赤裸躯体散发出泥土和湖水的气味。”书中记载，芒克一九七○年开始写诗，一九七三年起与多多开始建立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像决斗时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也许是为了应付“决斗”，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有人戏言，芒克除了《北京晚报》不看任何读物。这虽然不是事实，但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写诗不是源于形而上的思想。他不是思想者，也不是文人。他不像大部分文人那么脆弱，也不像小部分文人那么虚伪。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打架、喝酒、流浪、恋爱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队的河北农村白洋淀水乡是他成为诗人的摇篮。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说振开写诗是在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在呼吸。
荒芜青春路６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
至今仍然不能忘记，龚巧明从四川来北京，我们仨一同去爬香山的鬼见愁，记得中午在山上吃饭，巧明一粒一粒往嘴里送，半碗饭吃了一个多小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万之则说，“我都看惯了，她从小就这样。”原来他是比巧明大一辈的亲戚。
还不能忘记，他到我家做客，知道他有点儿“洋派”，在这伙人里，他是惟一可以用英文与老外交谈的人。可那时没有速溶咖啡，更没有咖啡壶，我用小奶锅煮几毛钱一两的咖啡粉，喝起来尽是渣子，实在是附庸风雅得可以。
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他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迈平的小说具有很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冰的《墙》；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
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这是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认识，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一种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迈平一九八六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
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并欣赏他的才华；他不仅仅是男人，虽然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魅力他都具备；他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从来都对他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在得知我丈夫去世时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份保持远距离的亲密友谊，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将惟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
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良知，参与与文学有关和无关的活动。但是，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氛围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惟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缪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有深刻的怀疑，又对人生充满乐观的态度。可以想象，迈平活得何等尴尬和吃力。
荒芜青春路７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却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仍然保持写作状态的寥寥无几，在屈指可数的人中当属田晓青和刘自立。
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入《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份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开始在《今天》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一九八八年，他的系列长诗《闲暇》在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八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那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事，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
与晓青交往始于《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经历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我曾见振开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一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糊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世界不存在了，他进入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
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十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这种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
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一九六八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陈毅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他的处境自然不妙，遂跳楼自杀。自立成了黑五类，但骨子里还有着干部子弟的狂妄。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在批斗他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使之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被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