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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哈克先生既没有派军队去扫荡机场，也没有派杀手去扎破布托女士的肝脏或心脏。遥想若干年前，一个名叫孙中山的中国人，为了喊出一句“驱除鞑靼，恢复中华”的口号，竟然要先跑到异国他乡才敢于张口。即使这样，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伦敦身陷囹圄。中国人的这种认真劲儿，实在太出色了。在这样的地方，要做一个英雄，那真是太不容易。我们深察了这样一些国情，再为狂人想想，他除了躲在房子里，一边翻翻“陈年流水簿子”，一边喃喃自语，轻声念叨几句“吃人”之类，也实在难有更潇洒的表现。即使他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更加强烈的破坏性行为，那也只能是先破坏了自己。狂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不想那样做，我们是决没有权利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应该要求别人怎样怎样。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大约因为狂人也没有真的发狂。照我的浅见，中国人只要屈居人下，是决不会发狂的。真正发狂的，是那端坐在金銮殿上，把全国的人力财力都投入到修建长城和万寿宫上去的人，和那分而投之──把人力投进监狱、把财力投进自己腰包的人。但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不叫发狂，而叫英明决策。所以，名正言顺的狂人，在中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第二部分 第49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2）
从《狂人日记》中读出这一层，真叫人不寒而栗。中国生活对于生命的压抑，已经远远超出了“控制”、“钳制”使之无法冲动的状态，而是进展到了使生命冲动本身不复存在的地步。中国人最杰出的文化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最严格最完备的奴隶规距。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严格而又完备的奴隶规距来约束自己、来权衡自己的言行举止。所谓理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对于奴隶规矩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对于自我生命的调节能力、压抑能力。狂人虽然顶着一个狂字，表面上也确实有点疯疯癫癫、语无伦次，实际上却完全符合这一“理性”标准。在小说行进的整个过程中，狂人主要是在“万分沉重，动弹不得”的小房里，深切地反省自己、权衡环境。他的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自己的。即使是偶尔向外，也一直是在小心翼翼地跟人们讲道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弱小地位，他只能在循奴隶之规、蹈奴隶之距的前提下，才敢尝试着讲几句提醒的话。他内心充盈劝转吃人者的责任感和希望未来者不要继续吃人的善心。真正发自生命底部的非理性因素，比如膨胀自我横扫天下的欲望、砸烂世界或者征服世界的野心、完全忘掉外部环境完全无所顾忌一任自由意志呼啸猛进的放肆等等，都极其稀薄甚至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狂人的反叛就不带有一丝恶魔的气质和狰狞的面目，他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反叛者。狂人的反叛方式体现了十足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做派。
我们在悲哀之余，不得不惊叹鲁迅先生的清醒。他太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他太知道中国人精神上的束缚和压抑了。他之所以不让狂人作歇斯底里的发泄和魔鬼式的反抗，正是基于这样的清醒。可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处理成这样，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既然是塑造一个狂人，为什么也要写成这样，而不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得到一点发泄和满足呢？狂人的故事实际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暗示：在中国，即使发狂也万不可放弃奴隶规矩，而必须做一个斯斯文文、温厚驯良的狂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又实在太残酷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怪鲁迅。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这样残酷，而是因为他的气质、他的底气只能写成这样。也就是说，鲁迅与狂人是心气一致的，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倘若今天有一个中国人，也以《狂人日记》为题写一篇小说，那将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狂人呢？刚刚提出这个问题，我便赶紧打住，不敢深想下去，尽管我知道，深想下去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检讨书：灵魂的巴士底狱
正在撰写《中国告密史》的成都学者冉云飞先生说，告密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看检讨书可以说是中国的第六大发明。这种发明当然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文体的真正繁荣，大约是20世纪。一百年来的白话文创作，成就最为出色的，肯定既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散文，而是检讨书。尤其在20世纪下半期，几乎所有作家的主要创作任务就是写作检讨书。1979年，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主席钟惦先生在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时痛心疾首地说：没有哪个作家是靠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的，是谁逼迫作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检讨书上？
第二部分 第50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3）
钟惦先生的话未必完全正确。一个人不能凭着写作检讨书成为作家，但是很多中国读书人恐怕都是从写作检讨书起步学习写作的。我想问一问，一个人从小学念到大学，而一直没有写过检讨书的，有没有？我估计没有。有的教师充分认识到写检讨书是提高写作水平的绝招，更多的政工干部更是认为，让学生写检讨书是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奴隶自觉性的有效方式，所以，学校当局和教师在对于检讨书的效用上达到了高度一致。20世纪80年代东北某地有一位语文教师魏书生先生，他以特级教师的身份介绍教学经验时，就向人们坦诚地亮出了他的绝招。他的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就是靠写作检讨书训练出来的。一有什么情况，就让学生写一份检讨书，规定字数，规定思想认识，规定关键词。检讨书没有达到要求，决不让他过关。
检讨书的妙用有以下几条。
首先，像所罗门的瓶子可以收藏魔鬼的灵魂一样，强势群体总是认为，检讨书可以关押弱势群体的自由意志。中国人自古喜欢谈论人心，诸如“得人心者得天下”“攻心之术”“诛心之论”等等，都是在灵魂上下功夫。但其出发点决不在于尊重灵魂，不在于灵魂与灵魂的互相理解，而在于用自己的灵魂镇压、奴役乃至消灭他者的灵魂。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下放到内蒙古边境的知识青年说：“你当我来这里真的只是放放牛羊吗？我的目标是‘牧人’而不是牧羊。牧人首先要征服人心。”（野莲《落荒》，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扉页）这种做梦都想做领袖的人时刻都在训练着奴役他人灵魂的能力。诱骗他人将自己的灵魂出卖，是奴役他人的有效方式之一。在逼迫他人写检讨书的强势群体看来，检讨书是比地下水牢更加坚固的监狱，是彻底关押甚至埋葬灵魂的巴士底狱。只有将他人关进了永远不得翻身的灵魂的巴士底狱中，强势群体才能拥有最大的成就感和放心感。一个中学生给报社写信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示质疑。“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同学因前一天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上课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查，还让她罚站，打扫办公室。”（佚名《一个学生的呼喊》，《北京晚报》1998年4月3日）很显然，写作检讨书挽救不了上课迟到的事实，也弥补不了因迟到而耽误的功课，但老师因为收到了检讨书而以为掌握了学生的灵魂，以为取得了奴役他人灵魂的巨大成功。
其次，可以给学生带来严重的挫败感。害怕看见他人拥有尊严、获得成功，是中国人最突出的心理特征之一。如果学生敢于对学校工作表示不满，如果学生敢于对教师提意见，如果学生敢于挑剔教科书的错误，如果学生敢于发表他自己对于世界的感觉和看法，如果学生上学敢于迟到5分钟（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不是主观过错）……那么，写作检讨书的任务肯定就要落到你这个学生头上了。如果认为写作检讨书是跟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的，那就误会了。写作检讨书绝不是针对错误来的，而是实行精神控制和心理打击的重要措施，是中国强势群体所认定的主要教育手段和统治手段之一。有一个老师发现他的课堂上少了几个学生，这些学生是被另一个教师委派去别处为学校办事的。这个老师很不高兴，马上安排缺席的学生写检讨书。这样还觉得不过瘾，他还补充说，没有缺席的学生也必须写作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在这一事件中，缺席的学生本来就没有错，按时来到课堂听课的学生更加没有错，可是全体学生不得不按时写出检讨书来。可见，检讨书不是用来对自己的过失进行检视、反省，而是被迫向强势群体表示屈服与依从的跪拜仪式，是强势群体用来消灭你的自尊与自信的无形武器。强势群体将你的检讨书收进文件夹时，体会到了将你的灵魂收进了巴士底狱或者所罗门的瓶子里的成功感和踏实感。
第二部分 第51节：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4）
第三，写作检讨书是训练说假话的重要手段。强迫他人写作检讨书的人，知道检讨书的表述与写作者的真实想法存在严重分离，他们不在乎这种分离，依然要求写作者按照强势群体的口径和理念表示悔过、认罪、屈服。他们甚至给检讨书规定具体的内容和篇幅，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可以强迫人们反复写。四川省某初级中学一年级学生陈军（化名），因被学校怀疑偷了东西，2000年2月22日晚10时许晚自习后，被校长等人叫到学校办公室训话，一直到次日零时40分。校领导们要陈军写检讨书，连写三次都没法让他们感到满意，最后一位保卫干事为其代写了一份，又由陈军按上指印。（高冰洁田富友《被疑偷了东西一学生服毒自杀》《滇池晨报》2000年3月8日消息）至于检讨的内容是不是符合事实，检讨书中的认识是不是陈军本人的认识，这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陈军不堪他们的羞辱和逼迫，第二天到街上买了老鼠药，服毒自杀，暴死街头。校方不惜以摧毁一个学生的灵魂为代价，给一个小小的案件做个交代，结果连学生的生命也给摧毁了。他们失去了一个学生，但是拥有了一分屈服。中国的强势群体看重的是后者，所以没有谁会从这些血案中吸取教训。
逼迫弱势群体写检讨书，只是一种低调的假话训练。它与工作汇报、思想汇报等等高调的假话训练相互配合，构成了学校思想控制和假话训练的完整体系。当然，更加完整的假话训练还必须包括作文训练和日记、周记、书信、课堂发言、口头告密、与教师和学生干部谈心等等。魏书生将检讨书的写作与作文训练看作一体，是对二者精神一致性的天才领悟。学校里假话训练的体系实在已经完备得天衣无缝了，其中大多数训练项目都是诱骗性质的，或者说是由强迫性质逐步过渡到了诱骗性质，只有检讨书一直是强制性的。所以检讨书作为构成最严重灵魂伤害的精神暴力，实际上是校园暴力中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形式。
“孩子们和猿猴一样，爱去模仿他们所见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神志没有吩咐他们去做，也是一样；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学会运用他们的心灵以前，先就学会了模仿。”（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敏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