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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了又能怎么样呵，这些可怜的中国文人！西方世界那么多崇高的人和事，哪样不为中国人所知呢。在课堂上滔滔不绝讲着它们的，把它们译成汉字编成书的，将它们一本一本买回家来的，以及拿了人民的钱远涉重洋去将它们写成博士论文的，不都是我们的中国文人么？这一切又能怎么样呢？
再讲一个巴金与契诃夫的故事。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切丑恶都在巴金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但愿我的文字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对这位老人再刺伤一点点。当许多人都用恶意的攻击和诬陷（也就是“咬”）以置胡风于死地时，巴金的文章是那么温和，完全是为了敷衍过关。在人人都要表态的威压下，写点这样的文字算不上什么罪过，事后也很少有人引为自愧。可是在俄国，当沙皇因了高尔基的进步倾向而不批准他进入国家科学院时，契诃夫等人愤然宣布退出科学院，以示对政府的抗议。高尔基进不了科学院，只是少享受一项荣誉，契诃夫们却如此怒不可遏。胡风的被打倒，乃是关于一种文学理论和个人的（其实何止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大事，中国文人们却如此随和，连最正直最纯洁的巴金也听任他人指使，去干落井下石的勾当，这种对比是何等鲜明。顺便说明一句，在俄罗斯和欧洲，契诃夫远不是猛鸷的英雄。可就是他这种较平和的人，也总是手握长剑，时刻守护在自由女神之前，一旦有罪恶前来进犯，他就不顾一切地挥剑而上，显出斗士的雄姿。
第一部分 第25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4）
中国文人呵，你已经完全没有了正义感，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么？连你的最优秀分子，也已经找不出一丝光辉来么？
最最可悲的例子也许是那名噪一时，为整整30年的中国文坛提供了完美无缺的散文模式（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杨朔。这个人把中国文人的丑陋和中国文体的丑陋都发展到了极致。那样地不敢正视现实，在尸骨遍野的一片死气中，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胜过天堂的蓬莱仙岛。文风上是那样矫揉造作，那样地充满八股气，那样地干燥，那样地无病呻吟，牵强附会，拿腔拿调，那样地千篇一律。每一个文字都充满了叭儿狗的媚笑和媚笑后的沾沾自喜。这几年来，每一次不得不在中学讲坛上大讲杨朔们的散文时，我就像进了地狱一样充满恐惧和绝望。这样罪恶的文字仍在流行，仍在腐蚀下一代的心灵，这是怎样难以容忍的罪恶，可是我不但容忍它，还帮助他们完成这样的罪恶，目的不过是求一口饭吃，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的卑鄙和下流。至今想来还如此恶心，真想到卫生间去吐个三天三夜，真想到不沾中国空气的外国温泉去认真清洗自己。逃避那种卑鄙和下流的勾当，正是我现在弃职流浪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说，杨朔是个很有诗人气质的人，是个十分真诚的人。我完全相信这种说法。但正是这种说法的成立，使得他的悲剧更加深刻。如果纯粹是为了谋求私利，睁着眼儿求宠，我们呸他一口即可了事。偏偏他不是这样。他是不自觉地充当奴才的，他觉得为主子唱赞歌是一个文人无需怀疑无需论证的使命。既然是以唱赞歌为先入之见，他当然就不需要自己的眼光，不需要面对真实，不需要为苦难和尸骨和罪恶和丑陋动一丝一毫感情，而只需要去看蓬莱仙境，只需要去看海市蜃楼，只需要动用化腐朽为神奇的中国文人的老伎俩，编出一篇篇粉饰现实的文字。即使是那些无法点化的纯自然景物，比如“香山红叶”，“童子面茶花”，出于那种需要，也不得不勉为其难，强令他们像自己一样承担起歌功颂德的使命。连如此真诚的人都完全陶醉在罪恶之中自丑不觉，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正直和良知可言。
中国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恶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奴道主义。当西方畅行所谓神道主义时，他们的人性只是被神威所压，一旦解放出来即有光辉闪烁。而奴道主义则是一种内在的变质。人性的一切内容都已彻底腐烂。奴隶精神成了灵魂中唯一的内容。即使外部压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义的阴魂依然不散。何况那奴隶主的空缺，及时可以递补。因为我们是全民皆奴。广大的奴隶队伍乃是产生奴隶主的最好资源。每个奴隶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当之无愧的奴隶主，正如每个农民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忠于职守的皇帝一样。像杨朔的所作所为，不应解释为迫于外部压力，实在是出于奴才的本性。这种人一旦晋升为奴隶主，他所制造的悲剧和罪恶，决不会逊色于我们已经认清了面目的那些奴隶主们。中国大地只有丑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尸一样遍野横陈，而绝对没有人格可言。
第一部分 第26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5）
所有奴格的典型代表，无疑就是中国文人。让自己去做这样的典型，岂能不感到恐惧。如果我一生的努力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郭沫若杨朔们的尾巴后边，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现在我终于知道，做一个文化人乃是我不可逃脱的命运，也是我别无选择的选择结果。选择的同时我抱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坚持自我。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可以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自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格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念，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同时我知道，我的灵魂早被奴隶的气息所浸透，要完全摒弃奴性哪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我只有怀着战战兢兢的虔敬之心，按着自己的要求尽力去做。
最后再谈几句巴金先生。在十年“文革”以后，谁曾站起来承担过一丝责任？中国文人固然没有，他们重新出山以后，除了哭诉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省。那些非文人呢？那些直接的责任者呢？又有谁反省过？我不是不懂得“文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没法一点一点地追究个人责任，可是，如果谁都以此为自己开脱，那么，社会运动中人的主体性又作何解释呢？而且，那些应该由组织由民族所承担的集体责任，又有过真正的自审没有？倒是那个正直善良的巴金，在作着那样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自审。他对于自己灵魂的苛刻，他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真诚，他对于人的尊严的虔敬的渴望和追求，使他高居于一切文人和非文人之上，成了鲁迅以后中国仅有的一颗良心。这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丑恶悲惨的历史以后，竟然毫不愿意拿出一丝勇气来作一分的集体反思，却让这么一位颤颤巍巍的龙钟老人，独自背负着如此深重的忏悔，我常常因此而感到极度的窒息和悲哀。
走向悲剧
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我知道自己能力很弱。我总是随随便便，淡然处之，以求回避矛盾，有时甚至想用点怪癖来保护自己。可是我的策略毫无效果。我不去冒犯任何人，可是所有人都似乎被我得罪了，都看不惯我。一切追名逐利的事我都不介入，然而你因此所失去的决不只是名利本身，你还将失去平等和生存的安全感。
有很长时间我对此感到奇怪，甚至认为也许自己还随便得不够。好心友人劝我要将自己掩藏得好一些，何必锋芒毕露自惹麻烦。我连称是呀是呀，真羡慕别人的老练。后来却发现，他们之所以掩藏得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需要掩藏。他们的素质与环境本身一一对应，完全合拍，因而可以鱼水相宜。而我已回不到那种境界。
第一部分 第27节：第一辑 描述耻辱 （16）
一个人只要稍有一点独立精神，他的不幸也就从此开始，要么是消灭独立精神以保存自己，要么是坚持独立精神而走向厄运。要想既保持独立而又平安处世乃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真正独特的素质，就是想掩藏也掩藏不住，就像豺狼的獠牙无从掩藏一样。而当你真正的独特品质显露出来，社会是不会便宜你的。群众会因了文化原因视我们为敌人。同处一寓的知识者们，又会因了争恩夺宠争官夺禄争名夺利的缘故，而对我们保持严格的敌意。在具体的争夺中，他们当然要把对手看作敌人。然而在大生活背景中，所有的争夺者都将不约而同地把不参与争夺的人看作自己最可恨的敌人。一切力量都这样迫不及待地企图置我们于死地。我们没有同盟者，我们没有阶级后盾，我们是独自深入敌阵作拼命冲锋的孤独的斗士。因为我们不是伴着现代社会组织现代文化同步成长而来，而是通过接受西方文化和自我灵魂搏斗脱胎而来，所以我们毫无依靠，毫无退路，连避风港（比如现代法律）也找不到。中山先生和鲁迅先生四处碰壁，焦头烂额，很大程度可作这种解释。
我们比孙中山、鲁迅更其不幸，因为越是在愚昧的底层，对于现代气息的容纳度越小。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像秋瑾、陈天华一样毅然献身并惊天动地，更不可能谁都有足够的力量和光辉像鲁迅、孙中山那样长驱直入杀个人仰马翻。更多的奋斗者恐怕只能像范爱农一样，默默无闻地生，默默无闻地死，默默无闻地与命运抗争。他们战斗的残酷和艰难，决不亚于鲁迅们。鲁迅对于范爱农的悲剧根源和人格意义作了认真仔细的思考。
范爱农是鲁迅的同乡。留日回来在乡间教点小书度日，甚是潦倒。鲁迅出任绍兴师范校长时，他做监学。后来鲁迅到教育部任职，范爱农即被顽固守旧的新任校长解除监学职务，潦倒困窘直至溺水而死。他的一生毫无引人注目之处，更无惊天动地的功业。在三汊港乡间小道上度过的那些黄昏，我常常比照着范爱农来思考自己。我觉得自己会成为又一个范爱农。
初闻噩耗，鲁迅即发表《哀范爱农三章》，以古诗表示哀悼。这还不算，20年代中期，鲁迅经历了一场近乎崩溃的精神迷茫，为了寻找心灵的慰藉和再战的力量，他写了著名的散文集《朝花夕拾》。《范爱农》即是这本书的压卷之作。可见范爱农的命运和精神曾经深深触动过鲁迅。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悼亡之作，而是表现了鲁迅对于中国民族生活改造和人格改造的深远眼光。
范爱农生性耿直。从日本回国后，马上跌进了陈腐的中国旧生活的深渊，受着轻蔑和迫害，几乎无地可容。但他不改秉性，依然耿直而且愤世，引来更多的讨厌和迫害。鲁迅那三首悼诗，有三点可予注意，一是将范爱农放在一个充满败落溃灭景象的社会中来审视（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等）；二是将范爱农作为一种人格典型与另一种典型（鸡虫、狐狸等）相对照，突出其居于鸡虫之上的人格特征；三是将自己与范爱农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