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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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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的那个城市里也在淅淅沥沥地下雨。她坐在窗前听着嘀嘀嗒嗒的雨声,心中只想着一个人,念叨着一个名字——白刚。 
信发出十来天了,临产期就要到了他为什么还没来?他能来吗?是不是不好请假?是不是他们那里也在下雨?要是下大雨那就糟了,他怎么能上火车站呢?生产时他不在跟前那可怎么办呢?老人们都说女人生孩子,和阎王爷只隔着一层窗户纸。自己年龄大了,危险就更大一些,遇到难产,万一……她不敢想下去了,那样他们将最后一面也不能相见了,她的眼泪不禁簌簌地流了下来。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炒菜,一股油煎葱花的香味扑鼻而来。母亲说生孩子前不能多吃,但是一定要吃好,保证孩子在母体中有足够的营养。可是她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心里让企盼和担心塞得满满的。 
企盼也就是希望和追求吧!除了白痴世上谁没有追求呢!即便遁入空门,对今生丧失了希望,对来世不是还充满了憧憬吗?她虽然受了十几年煎熬,经历了无休止的批斗、改造和监管,受人冷眼打入另册,时时被提醒你是和别人不同的人,事事要警觉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但在心的一隅始终闪着希望之光,那是对有朝一日洗净冤枉的企盼,还有对夫妻团聚的憧憬。 
虽然这些希望有时由于各种挫折而变得蒙蒙眬眬,但它仍是存在心底的一片温馨一线光明。没有这一点点温馨和光明,她就活不下去了。而现在蒙眬消失了,企望明朗了,而且聚集在一个焦点上——孩子,他们的希望,他们生命的延伸。 
自从她知道自己怀上一个生命之后,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不再消沉,她要好好活着,要对这个生命负责。她深信:即便自己看不到光明,自己的孩子是一定会看到光明的。到真相大白的一天,她或他会知道父母是蒙冤一生。虽然她今年已经38岁了,但并不企望一定要生个男孩。传宗接代那是老一辈人的企盼。她只想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他(她)一生下来第一眼能同时看见爸爸和妈妈那就够了。可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见不到丈夫,她不由得充满了担心和惆怅。 
将近一年没有见到他了,那次艰辛的跋涉,团聚中的欢乐和苦涩,仿佛还在眼前。和每次相聚不同的是那次短暂相聚中留下的种子,就要结出成熟的果子来了。但是企盼的团聚呢?却仍然是遥遥无期,令人心神不安。在她生产时他能来吗?即使是相聚个十天八天,也算是三口之家的团聚了。虽然这团聚的甜蜜中仍有几多愁楚,几多苦涩…… 
三口之家,家又在哪里?这里哪是个家呀!母亲家中只有一间房,住着奶奶、母亲、妹妹和妹夫。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去农场改造,有时晚上回来也只能住到这间屋里。我们一家再挤进来,生了小孩就是三口了,这可怎么挤呀?这里虽说是个家,实际更像个旅馆。除了奶奶、母亲、妹妹是长住户以外,别人是谁来了谁住,住两天就得走的。屋子里大床、小床、折叠床挤得满满的,床与床中间只能挤挤擦擦地勉强过个人。哪里还能住人啊!她真是盼他回来又愁他回来。 
快吃完饭的时候,母亲抬眼看了看她,见她只喝了一碗粥,馒头没动,便关切地说:“你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怎么就吃这一点儿?”她知道女儿有心事,本不想触动女儿的心事,可是又不能不触动,便凑到女儿耳边,轻轻地仿佛恐怕伤着女儿似地问:“他有信吗?能来吗?”女儿悲伤地叹了口气:“不知道。不来也好,来了又在哪里住呢?”娘说:“哎!别发愁,来了就有地方住。我已经和旁边屋里的老齐说好了,借那半间储藏室住几天。”女儿说:“那里面不是箱子上面摞箱子吗?”女儿知道那是两家合用的储藏室,里面塞满了东西,箱子都快摞到了房顶上。娘说:“箱子上面搭上两块木板,满可以睡人的,他年轻爬得上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2)   
这里本来是只供一户住的三居室的单元房,因为大学的房子太紧,现在却住了三户人家。吴玉萍的爸爸解放前就是大学教授,住房却是这么个情况。一家一间屋,三家合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半小间的储藏室两家合用,虽堆满了东西,但实在挤不下时,还可以睡人,就像睡在货堆上一样。 
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了十下,奶奶妈妈早已睡下,她也躺下了,黑暗中睁大了一双眼睛。睡在母亲身边的日子,现在对她来说是难得的安宁。然而以前,她却把睡在母亲身边过富裕的日子视为羁绊。宁静的夜,难眠的夜,她的思绪一下子退回到二十年前。 
那是如火如荼的年代,她在全国有名的一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民青”,从此成了家庭的叛逆。她家住在一座三层小楼上,一天她正在后院的椅子上看书,吴妈站在餐厅的门口向她招手:“大小姐!老爷请你上楼去!”她的心咯噔一下,什么事?刚才吃饭的时候不说,单单让吴妈来叫?她和爸爸说不来,爸爸向来是不找她单独谈什么的。 
她的潜意识里忽然漾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是升旗的事让爸爸察觉了?她把书放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跑上楼去。爸爸一个人黑着脸坐在屋里,见她进来,一句话没说,起身就把门锁上。她感到事情比她预想的还要严重,不禁一阵凉意渗透全身,好像突然刮来一场寒风。“你前天上哪里去了?”爸爸十分严肃,一脸杀气。 
她明白爸爸指的是四月四日那一天,市里1500多名进步学生春游集会,演出了讽刺国民党统治的话剧《凯旋》。学生们为了维护刚刚成立的市学联,还喊出了保卫学联的口号。她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心激烈地跳动着,冲击着一腔热血,脸红红的,两只拳头都握得出汗了。集会将要结束时升团结旗,司仪喊罢,她不管是不是预先指定了人,跟着几个女同学一起跑上去,毫不犹疑地抓住了升旗的绳子,激动地望着那面红旗缓缓升起,眼含热泪,以至看到的只是红灿灿的一片霞光,分不清是红旗,还是灿烂的阳光。难道是这事让爸爸知道了?是人群中有特务盯梢吗?还是被什么熟人看见告诉了爸爸?当然在白色恐怖时期众目睽睽之下,她跑上前去升红旗,这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她绝不能承认。 
爸爸见她不想承认气呼呼地说:“你不必欺骗我,我也不一定要你马上承认。我只告诉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是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要吃官司掉脑袋呀!你知道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告诉你以后不许参加这类活动,不许和那些赤色分子来往,你听到了吗?” 
她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她想好了,任你打我骂我,我也不会离开我已看清了的这一条道路。我愿意为此赴汤蹈火,我宁愿受刑坐牢。父亲暴跳如雷:“你说话呀!你哑巴啦!” 
她仍然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父亲气得浑身哆嗦,等待着她的回答。僵持了好一会儿,她仍然没有回答。父亲完全失望了,大声吼着说:“告诉你,要是出了事儿,你可不要怪我没有父女情义。”说完嘴唇哆嗦着面孔刷白,好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等了一会儿才挥挥手,有气无力地说:“去!你去吧!”说完颓然地跌坐在沙发上,显出十分疲倦的样子。看见父亲那种样子,她也很难过。可是她没法使他宽心,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爸爸的话在他们父女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她知道,这深深的鸿沟是没法填平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和爸爸对立的。爸爸曾经是一个爱国青年,在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去了大后方离家十几年,归来时已是这个城市的国民党中层官员。而她却悄悄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 
他们之间成为既是父女又是敌对的关系。在这以前这种关系是有时清楚有时模糊;理智上清楚,感情上模糊。而在父亲说了莫怪他无父女之情以后,她骤然明白了父亲和自己在关键时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她被捕了,父亲是不会以他的职位来庇护她的。那时她并没有想到父亲或许有为难之处,而只是认为这是父亲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 
父亲的话并没有使她退却,倒像是挥了一拳把她打清醒了,把她从难以割舍的父亲身边赶走了,使她思想上有时还存在的模糊变得更加清楚了。行动更加小心,活动也更加隐蔽。一直坚持到这个城市的解放。 
当解放的炮声隆隆响起时,她成了胜利者,心里抑止不住地欢呼雀跃。而父亲成了失败者,整天垂头丧气,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解放了,她好像小雀冲破了牢笼,毅然离开了家,离开了那舒适的小楼,抛弃了美丽的衣服,穿上粗布灰制服,告别了柔软的席梦思,睡在了稻草铺成的地铺上。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高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她经受着革命的锤炼,也接受了后来竟至是痛苦的煎熬。 
每次学习和政治运动里,她都狠命挖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和资产阶级家庭的界限。为的是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把她知道的父亲的一切向组织作了毫无隐瞒的汇报,甚至包括她的猜想和怀疑。在她离开家的数年里,虽然离家并不远,但她一直没有回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3)   
她是那样地想念母亲,可怜的母亲,在父亲南下杳无音信的十年里,曾和她相依为命。为了让她能够上中学求亲靠友,忍受了极大的屈辱,甚至向一些有钱的亲友跪下来磕头求乞。当年吴玉萍离开家时,有病的母亲伸出枯黄的手,哭泣着说:“儿啊!你走了要想着娘,你可想着回来看看娘啊!”娘的话深深牵动着她。她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着娘啊!多么想回家看看年老有病的母亲啊!她们相依为命,可她却狠下心没有回去,只因为要和父亲划清界限。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只不过是她一厢情愿。不管她怎样努力,都没有人承认她脱胎换骨,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脱胎换骨。在改造路上经过十年的艰难跋涉,即便是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人家仍然把她视为异端。从1948年到1958年,十年来她像梦一样只不过走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大怪圈,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从资产阶级家的小姐成了资产阶级的右派。 
右派这顶帽子,曾使她心惊胆战,痛不欲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现在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她曾认为她和父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会永远背道而驰,想不到却殊途同归,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派被改造。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只是父亲和她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消失。别人或许察觉不了也不可能理解,这只存在于他俩的心底。父亲在她面前不像在妹妹们面前那样说笑自然,显得很拘谨。这次她回到家里生孩子时,父亲见了她,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把帽子摘掉啦?”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关于父亲自己的一切,一句也不向她披露,他的内心仍对她保持着警惕。以致她回来的这些天,父亲只从农场回来一夜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这一切该如何解释?父亲认为她是这个家庭的叛逆,领导说她是这个家庭的孝子贤孙。究竟是叛逆,还是孝子贤孙?她成了一个到处不受欢迎的人。这一切为什么?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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